这种变态的杀戮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但这样说，并不是说在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是一样的性质，应该一样对待。例如美国发生的校园枪杀案，就和美国那种固守宪法条款（从而保住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有关。所以，每一次发生校园枪杀案，几乎全美的电视、广播等媒体都一起上阵，讨论来讨论去，无外乎如下的主题：杀手的变态心理，与扭曲个人心理的变态制度和社会现实，还有就是对枪支的管理。虽然最终没有废除民众拥有枪支的权利，可对枪支的安全保险（装置）以及学校的安保，（包括对学生的教育）每一次都有新的共识。我从来没有听到美国人说，某某国家也有校园枪杀，所以，我们不要责怪政府，我们不要讨论问题……这种事情发生后，政府的重视，专家的介入，普通民众的言论自由，都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国家出现如此骇人听闻的杀戮事件时，我们各方都要全力以赴，从各自擅长的不同角度——由制度、社会环境与个人心理入手——进行深刻的探究与思考。一切为了孩子的安全，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
例如，作为独立思想者，我首先要反思的是，在过往的言论中，我是否突出了暴力与报复？以及在高谈阔论民主、自由和法治这些高远的目标时，我的目光是否一次又一次越过了矮小脆弱的孩子？我是否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篇幅把澳大利亚保护学校孩子的经验介绍给国内？
至于我们的学校，是否应该思考一下，适度增加孩子们自我保护的教育课程？使他们在遭受突然袭击的时候，能够有所准备，做到对自己最大的保护？我走过那么多国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荷枪实弹的保卫人员几乎都站到地级市甚至县城一级政府的门口了，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拆除那些把民众与你们隔绝起来的“保卫”？把那些纳税人的钱拨一些帮助弱势的人群，保护常常成为受害者的共和国的孩子们？也许，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不再需要荷枪实弹的警卫来保护你们自己了……
虽然对于这种罪犯，没有任何为他们开脱的借口，但我们整个社会却不能就此停止反思。为什么受伤害人的总是弱者？这个社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不是心理学专家，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社会出现的那些严重问题，已经开始折射在个体的心理上。
投资中国的前途
在参加一次商界与思想界领军人物的聚会时，我曾有这样的希望：中国在创造了连续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之后，是否也能在科学技术、商业与思想文化领域，给世界带来惊喜。我想，这个应该是可能的，就在不久前，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授给一位中国籍作家。还好，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都还没有发现他的作品是抄袭的。对一个以复制他国创意与产品为主的国家，这值得大书特书。
但在科技尤其是互联网领域，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说，我们使用的所有技术与创意，都不是原创的。先有了谷歌，才有了百度；先有推特，才有了微博；有了ICQ，再出现QQ；你们有Facebook，我们有人人网；有You Tube，再有了优酷，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算来算去，中国唯一原创的技术就是防火墙了。据说，还有一些美国与英国的公司参与其中，我不知道他们的负责人来了没有，如果来了，你最好回避一下，否则，我可能会忍不住向你丢鞋子。请允许我借机提醒一些互联网公司与技术提供者，投资中国商业赚钱没有问题，也请投资一下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前途，切忌同那些压制民众言论自由的公司合作。
虽然很多技术与形式都是外国山寨，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并一枝独秀。虽然中国的商业网站也越来越多，一些社交网站也很成功，但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是言论的互联网，我常常说，从技术上说，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在其他方面就不一定了。例如，中国网民尤其是我的那些读者正借助互联网平台与高科技手段，做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众在几十年甚至百年前已经开始或者完成了的工作：培养公民社会，推广民主自由理念，提倡人权，等等，互联网开启了中国文艺复兴与启蒙的时代。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这些大家都看到了，我发现，在美国比在中国更能感觉到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到处都是中国游客，他们冲进Outlets去疯狂购物，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似的。最近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发生了冲突，贸易战有可能上演，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我们不怕你们抵制日货，要知道，地球上有路的地方，就有日本车。我说，这没有什么值得吹的，你也要知道，即便地球上没有路的地方，也都有中国游客与中国购物者。
有一个叫David的讲到中国的生产能力让欧洲人害怕，其实没有必要害怕，中国的经济有很多内在的问题，这些要到中国才能看得更清楚。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基于拥有强大权力的大政府与底层民众的低人权之上的。现在这一切都难以为继了，中产阶级开始要求更少的税收与更多的权利。低层民众也向政府提出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最低的医保、福利、失业救济与孩子的教育。至于体制的受益者——那些有钱人，反而是最紧张与不满的，虽然宪法保证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但在中国，宪法还不是最大的。这一切都更多地得力于信息与通信技术，这些技术为民众打开了看世界的窗户，也使地球变得更小。
中国的经济问题并不完全是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还有相当的上升空间，因为中国是可以人为操控人口数量的国家，但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发展，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繁荣与稳定的维护者，中国人是否能够对世界做出除了购物以外的其他贡献，这是一个问题，是越来越不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的问题。
中国的精英、中产阶级，以及大多数政府管理人员其实都意识到这才是大问题。
不让这块土地沉沦，是很多中国网民正在通过互联网所做的事。如何让中国和平转型，如何让中国的政治软着陆，是目前中国人关心的最大问题，也是这届领导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利用互联网推进民主与公民社会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众意见（publicopinion)，只要你学会上网，会打字，就可以了，但这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表达不被编辑与审查的观点与思想。我个人虽然有一些被付工资的职位，但当我出门时经常说自己是一名博客作者，我这样说是很自豪的。
当个人的意见在网络上汇总成一条民意的河流时，政府在相当多问题上是顺应了民意，从善如流的。这已经成为上届胡温政府决策的一大特色，这点应该肯定。据有网友初步估计，过去五年，政府出台的便民政策，高达85％是网民们在互联网上发起与坚持呼吁的结果。这可能是一些现实中有了较为完善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所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北京一些智囊机构甚至把政府利用网络收集民意做出决策，当成是一种可以取代西方代议制度的新型的民主实践。
第二个阶段是公众参与（publicparticipation)或者说engagement。如果说公众意见是政府相关部门居高临下收集网络意见做出决策，那么公众参与则更进了一步，也更aggressive（侵略性），公民们不是发表言论就完事，而是盯住政府，以各种方式督促他们顺应民意，并为此采取一些“网络行动”。政府也主动与网络公民互动。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一些网民注意到一位出席公开活动的中共领导手上戴着价值不菲的瑞士表，有网民发帖提出质疑，随即就有网友搜索了这位领导过去几年出席会议的照片，那些照片显示，他前后戴过十个左右的高级瑞士手表，那些表加起来，价钱远远超过了他的工资收入。于是，网民们开始群起而攻之，目前这位“准贪官”已经被停职，接受调查。
第三个阶段就是网络投票，实行网络民主。中国是一个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且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均匀，缺乏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中国，加上几千年的专制思想，要想一夜之间建立起西方的民主制度，且不说是否能够越过僵化的思想，单单从技术上讲，恐怕也有一定的困难。但互联网和高科技不但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民主训练的平台，而且，也为中国实行民主实际提供了可供操作的载体。
在中国上网人数已经超过5亿，手机用户比这个还要多。中国借助互联网，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从在网络上收集民意到网民利用网络参与国家治理与政府决策，最终发展到通过网络实行投票与全民普选，民主自由完全可以从网络上起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改革，代价最小、功效最大的方式可能就是从互联网上开始，放宽网络限制，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把经过10年训练的网上言论自由引进到现实社会与政治操作的层面，是实现中国掘起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