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是水浒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水浒里的江湖世界，是瓦舍勾栏的风月，是十字坡前的黑店，是月黑风高的魅影，是快意恩仇的杀伐。在这个江湖世界里，既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又有英雄聚义，替天行道。在水浒英雄眼里，江湖成了“绿林”的代名词，水浒里多次提到江湖，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形成了特有的“江湖文化”。
《水浒传》里的江湖
江湖的本义就是江和湖。扩大一些也就是指江河湖海。后来这个词发生了变化，内涵逐渐变得丰富起来，有文人士大夫们的江湖（与朝廷相对），也有游民们的江湖，这个江湖就是我们今天还一直说的“闯江湖”的江湖。《水浒传》中给读者提供的“江湖”就是游民生活的空间，它脱离了宗法网络的羁绊，形成某种独立性，构成了与主流社会不同甚至相对抗的隐性社会。
这个“江湖”是确实存在的。它的构成主要是游民和社会上其他阶层中的甘心自外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这些人物都知道它的存在，而且要尽量在这个领域中有所作为、建立自己的名号与地位，不要干违反只属于这个领域原则的事情。第九回写到沧州道上一个酒店的主人介绍柴进说：“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小旋风”这是个绰号，也是江湖上的“字号”，只有江湖上这样称他。柴进与朝廷官府或文人雅士往来，如果写个拜帖名刺，决不会署上“小旋风”这个绰号。因为这三个字是属于江湖的，主流社会人士要看到这三个字，便会把柴进视为“匪类”的。柴进喜欢结交落魄江湖的游民，帮助他们，给以金钱，这赢得了江湖好汉的尊敬和爱戴，而且还有了江湖人才会有的绰号。
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中，写到晁盖被江湖上人所拥戴，要干打劫的大买卖，刘唐、公孙胜分别从河北不同的地方来到山东请他牵头组织。可见江湖上有共同的认知，认为惟有晁盖才能领导这样的重大行动。江湖虽是个隐性社会，但是也有被许多游民公认的领袖。
第十八回，宋江出场时介绍说他一心结识江湖上的好汉，扶危济困，从不吝惜金钱，因此江湖上称他“及时雨”，这为他后来流浪江湖时，处处受到江湖人解救和帮助作了铺垫，也说明江湖客观存在，平时看不见、摸不着，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凸显出来。江湖人也是如此，平常看来都是一般人，当宋江把自己的名号亮出来的时候，这些人“纳头便拜”，因为他们是江湖人，崇拜这位名扬江湖的“宋大哥”。
江湖也有被游民们认可的道德准则，品质好的江湖人便能自觉遵守。如吴用在诱说“三阮”时，问他们敢不敢上梁山、捉王伦等人向官府请赏？阮小七说那会“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当然，也有自己给自己规定的原则，如十字坡的黑店就有张青给孙二娘规定的三种人“不可坏他”，一是“云游僧道”，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三是“各处犯罪流配之人”。这三种人都是游民。这说明在江湖这个游民生活的空间里，有对本阶层人的维护意识。
江湖生活，《水浒传》称为“江湖上的勾当”。武松与张青、孙二娘夫妇谈到的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事。《水浒传》所描写的打家劫舍、拦路抢劫、黑店黑船上的种种勾当，乃至冲州破城都是江湖生活。后来的江湖人也称此为“生意”。
江湖的信息十分灵敏，非常快速，宋江、晁盖、柴进的名声江湖上尽人皆知，连吴用、公孙胜等人也是在江湖上享有大名的。那时没有公共传媒，信息完全靠人们口耳相传。传播者大多是浪迹江湖的游民。从《水浒传》的描写中还可见信息在江湖上流传极快，生辰纲刚刚起运，江湖人便获得了这个信息，并策划如何劫取。林冲上了梁山，受到王伦的排挤压抑，江湖上不到半年就知道了。这些例子使读者产生遐想，是不是江湖上有个专业性质的传播系统，时时对江湖人们发布消息？当然不是。信息传播快的主要原因就是：游民流动性大，这些信息又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传播特快。
梁山好汉的主体——江湖游民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脱离了宗法网络、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处的人们都可称之为游民。游民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以获取生活资料。《水浒传》中的游民以“盗”为多，而且还往往是占山为王的大盗。《水浒传》的一百零八人，最后都上了梁山，都可以说是“盗”。梁山除了自己班底人马和初次聚义就选择了梁山的人物以外，许多头领还是其他小山头的山大王。如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桃花山的李忠、周通；清风山的燕顺、王英、郑天寿；黄门山的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对影山的吕方、郭盛；登云山的邹渊、邹润……这是有组织的游民。还有个体的抢劫者，如活跃在道路上、江河之中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夫妻黑店的张青、孙二娘等。其他如盗马贼段景住，小偷小摸的时迁。这些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以杀人抢劫为业的人们，在任何社会里都是非法之徒，为绝大多数人所否定。
当然，游民不是完全从事非法活动的，也有许多并无祸害民众行为的游民。但由于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脱离了农村，又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没有保障，于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卷入反社会活动。这样的游民在一百零八人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如在家乡“打杀了人”逃亡在外做小牢子的李逵；打杀了人，四处“躲灾避难”的武松；“自幼漂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流浪蓟州，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式卖艺闯荡江湖的病大虫薛永；“权在江边卖酒度日”的王定六；“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的焦挺等，都是无家无业的流浪汉。他们的共同点除了脱离了主流社会、沉沦于社会底层之外，都是：爱好拳棒，好勇斗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犯法纪；讲义气，专好结识好汉等。这是他们在江湖上生存和发展的本钱。有了这些他们才能够与主流社会对抗，杀人放火，攻击官府，用暴力向社会索取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他们在江湖上游荡期间，有的直接向往投奔绿林，不以当“盗贼”为讳；有的寻找一切机会以改善自己的境遇，哪怕为此触犯国法。例如刘唐就找到了一宗发横财的机会，报与晁盖，做了抢劫生辰纲的牵头人，演出了“智取生辰纲”一幕活剧。
《水浒传》里的江湖艺人
张青告诫孙二娘不可谋害“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时说：“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这里的妓女是指江湖艺人，这里专指女性，当然其中也有大量男性。
宋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如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有了很大变化，由城坊制改变为街巷制，而且商业空前发展，商店鳞次栉比，歌楼酒肆，夜不闭市。市民对于精神消费的追求也日益强烈，通俗文艺日渐繁荣。而且江湖艺人有了表演场所，即瓦子。瓦子类似今日的自由市场，各类小商小贩都可以在这里做买卖。江湖艺人在这里围个圈子（当时称作“勾栏”）就可以卖艺谋生。大城市的瓦子集中了来自各地的江湖艺人，他们在此献艺，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生存的机会。更多的艺人在走江湖，四处奔波，随处演出。当时人们称他们为“路歧人”，把随时随处的撂地演出活动称之为“打野呵”。这些人都是居无定所，生活缺少保障的，我们只从“路歧人”这个词儿就可以想象他们的孤独、辛酸。这些浪迹江湖的艺人，只要有观众就可以开场。茶肆、酒楼、街巷、空地、寺庙、乡村的农场院，都是他们出售技艺的地方。
江湖艺人们“冲州撞府”，以自己的艺术博得衣食之资，也给观众带来愉悦。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遇到地头蛇的欺压或其他江湖艺人的排挤，物质上的艰难和精神上的孤独，练就了他们应付各种变故的智慧，铸就了他们的特殊性格，形成了一套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看法，以及排忧解难的手段。他们除了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外，多是一无所有。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的下场是很悲惨的，只有少数幸运者或具有超常智慧与才能的人才有过转瞬即逝的辉煌。
《水浒传》也写到一些江湖艺人，大多下场很悲惨。读者可能忘了阎婆惜还是江湖艺人呢！她与父母卖艺到郓城，不幸老父病死，卖身葬父，也是很悲惨的，但《水浒传》作者给她的结局是被梁山好汉所杀，身死异乡；从东京汴梁到郓城来走穴的“色艺双绝”的白秀英，是被好汉雷横打死的；在江州歌楼酒馆卖唱，被李逵一指头戳晕的小女子也是游走江湖、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江湖人。她们的遭遇虽然不同，但也各有各的辛酸。
《水浒传》里的江湖义气
“义”字是《水浒传》中一个重要概念，但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把这个概念弄清楚，就不能真正读懂这部小说。
按照一般理解，“义”就是正义的意思。《说文解字》对“义”的解释是：“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清代段玉裁的注也说：“威仪出于己，故从我。”既然是自己的威仪，当然是正面的意思。所以后来的《康熙字典》等工具书都从此引发，把“义”字解释为“宜”、“正”、“善”的意思。
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举出这个意思的好几种用法，至今我们还在沿用，如“义师”、“义战”都是形容军队和战争的正义性；“义士”、“义侠”、“义夫”、“义妇”都是形容“志行过人”者；“义犬”、“义虎”、“义鸟”、“义鹘”都是形容“贤良”的动物。此外像“道义”、“信义”、“仁义”的“义”都是这种意思。今天我们把一些捐助行为也叫做“义演”、“义卖”、“义诊”等，也是沿用这个意思。
《水浒传》中的“义”也有一些属于这种意思。比如第三回写鲁智深听见歌女金翠莲父女受到恶霸镇关西郑屠的欺负，怒不可遏，不仅慷慨解囊，帮助金老父女回家，而且还狠狠地教训了郑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义士“见义勇为”之举。后来鲁智深在野猪林救了林冲的性命，并一直护送他到沧州，也是“义行”之举。又如第四十四回石秀在市上挑担卖柴，看见杨雄受到一群无赖的围攻殴打，便主动上去打退无赖，救了杨雄，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行之举。
不过如果以为“义”字的含义只有这一种解释，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除了“正义”的意思外，“义”字在《水浒传》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思。
“义”字的基本意思虽然是与正义有关的“宜”、“正”、“善”的意思，但在汉语语词中有很多以“义”修饰的词，其“义”的意思实际是“假”或“非真实”的意思。如人体上的“义手”、“义足”、“义髻”是指安装上去的假手、假脚和假发；衣服器皿上的“义襟”、“义袖”、“义嘴”是指附加的假襟、假袖、假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义子”是指非亲生的干儿子，“义父”则是指非血缘关系的干爸爸。这就说明，“义”字还有与“正”不尽相同甚至相反的意思。尽管这个意思在古代字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就有人（如台湾学者孙述宇在其《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猜测可能这是“义”与表示歪斜的“假”字通假的缘故。这个说法虽然不能完全证实，但“义”字表示“假”的意思的用法却是比较普遍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表示“假”的“义”字的感情色彩却并非贬义，而是肯定和褒义的。“义子”和“义父”虽然不是亲生父子，但却有胜似亲生父子的意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代江湖好汉的“结义”的正确解释应当是尽管明明知道不是亲生兄弟，但却衷心希望比亲生兄弟更加亲密。因为亲兄弟也不会“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所以，这个“结义”和“聚义”的“义”字是江湖好汉追求团结合作目的的核心所在。
如果说“结义”只是表示个别好汉之间的友情和团结的话，那么“聚义”则明确是山寨团结一致的大事业。如第四回写史进等四人在少华山落草后，鲁智深对宋江说：“四个在那里聚义。”第七十一回全体好汉一起盟誓要替天行道，叫做“大聚义”。包括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等各山寨的议事厅都叫“聚义厅”。在智取生辰纲前，晁盖和吴用商议参与者人选时，吴用说：“我寻思起来，有三个人，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这里“义胆”的含义就是为了团结合作的事业，可以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正是绿林事业最需要的品格。又比如第五十三回戴宗到蓟州请求公孙胜出山相助来对付高廉的妖法时说道：“若是师父不肯去时，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义，从此休矣！”很显然，这个“山寨大义”，就是“山寨的大合作事业”和“山寨的大团结”的意思。
“义”字是表示山寨团结一致的大事业，还可以从梁山几个建筑物的名称上得到证实。梁山泊的中心建筑原本叫“聚义厅”，后来宋江将其改为“忠义堂”，虽然加强了“忠”的含量，但“义”的意思并没有消失。这个“义”字的含义还可以从旁边的建筑物名称上看出。聚义厅旁有“断金亭”和“雁台”。“断金”二字显然来自《易经·系辞》，“二人同心，利可断金”，就是团结起来力量大的意思。早在晁盖一伙上山后梁山处于事业奠基时期时，小说便写道：“自此梁山泊十一位头领聚义，真乃是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有诗为证：‘古人交谊断黄金，心若同时谊亦深。’”这里将“义”字与“断金”、“同心”、“股肱”、“骨肉”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宋江虽然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但“断金亭”的名字却没有改，而且在七十一回大聚义之前，他还给亭子换了一块大匾牌。“雁台”也是在这时修筑的。“雁台”的意思书中没有注明，但应当不外是兄弟雁行，团结一致的意思。书中的旁证是，第九十回写智真长老的“当风雁影翩”预言后，不久便说：“宋江等众兄弟，雁行般排着，一对对并辔而行。”宋江自己写的词里也有“六六雁行连八九”的句子，都是表示兄弟团结一致的意思。梁山上其他建筑多以方位或用途命名，只有中央地带的几个建筑强调山寨事业和兄弟团结的意思，可见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极度重视。
既然是一群江洋大盗，就很难用现实社会的所有是非标准来衡量他们的道德和是非。梁山好汉的“义”，其中就包含与现实社会很难相容的“江湖义气”，这种义气只讲交情，不讲是非；只顾自己或其团伙，而不管社会和他人。
以智取生辰纲为例，这次行动被称之为“七星聚义”，可他们做出的事情却很难说是正义的。晁盖一伙要劫取生辰纲，理由是它是梁中书靠巧取豪夺聚敛而来的，又是送给贪官丈人蔡京的生日礼物，因此把它称之为“不义之财”。仅从这个角度讲，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在于他们取了这笔财物干什么用。如果是用来赈济穷苦百姓，帮助像金翠莲父女那样的人，那这些好汉理应受到赞佩。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夺取生辰纲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享用，用吴用的话来说，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从客观事实而言，在不劳而获，享用“不义之财”这一点上，七位好汉和梁中书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各自攫取的方式不同。而如果七位好汉的行为不能说是正义之举的话，那么宋江放走晁盖一伙的举动也就很难用“正义”来形容了。可书中却将晁盖一伙的行动叫做“七星聚义”，把宋江徇私枉法的行为叫做“义释晁天王”，这就可以看出书中“义”字的是非是否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