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第五十七回写武松遇见孔亮时说：“闻知足下弟兄们占住白虎山聚义。”那么孔亮兄弟在白虎山“聚义”的原因是什么呢？书中说他们兄弟“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孔明孔亮兄弟的身份与那财主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上山以后又在进行“打家劫舍”的勾当，而在武松的眼里，这样的勾当就可以称之为“聚义”。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武松醉打蒋门神的故事。蒋忠倚强凌弱，强占他人地盘，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施恩和蒋忠又有什么区别呢？仅仅从他自己对自己行为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他和蒋忠是同类人物：“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做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坊、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第二十九回）施恩分明是看好了快活林这块黄金地带，然后用犯人在那里开店，让所有的店铺都必须来买自己店里的酒肉；不仅如此，那来往的妓女也要留下买路钱方可离去。这明明也是巧取豪夺。所以施恩和蒋忠的矛盾并不是善恶之争，而是黑社会之间的内讧，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弱肉强食。可武松对此善恶问题并不关心，他在打完蒋忠后向邻里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施恩无论怎么不明道德他都不管，他却非管蒋忠不可。事实上他之所以要参与这件事，是因为施恩给了他好处，是他的顶头上司。如果蒋忠对武松做了施恩同样的事，那挨打的恐怕就是施恩了。可见江湖上的义气有时是只讲交情，不讲是非的。
如果说梁山好汉的“义气”是以金钱为基础的，这话可能不大好听。可事实是好汉们的江湖义气的确与金钱不无关系。拿武松醉打蒋门神来说，施恩和蒋忠两人在善恶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因为施恩对武松施了恩，给了钱，武松便成了施恩的打手。这种情况在《水浒传》中并不少见。如李逵对宋江可以说是死心塌地，义气十足，不仅在相识不久就冒着生命危险去江州劫法场，而且在临终时也可以为宋江违心地死去，似乎显得十分崇高和纯洁。不过人们一想起李逵与宋江第一次见面时宋江给了李逵那十两一锭的大银子，便不免对这“义气”的崇高和纯洁性有了几分怀疑。
“仗义疏财”是梁山好汉相互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很多人能够在江湖享有崇高威望，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仗义疏财”。其中最突出的是晁盖、宋江和柴进。书中写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第十四回）宋江“为人仗义疏财……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第十八回）柴进村中酒店主人说柴进是“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付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第九回）三个人的优点几乎大同小异，只要舍得把钱花在那些不大循规蹈矩的好汉的身上，便不难换来“义”的名声。
让人产生疑问的是，他们疏财的目的是为了解救天下受苦百姓呢，还是为了换取“仗义”的名声？从《水浒传》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写他们赈济贫民百姓的故事大概只有金翠莲父女一个，剩下的便都是写他们用钱财来讨好那些一身本事的强壮好汉。虽然书中写到宋江也“常常见他散施棺材药饵，极肯济人贫苦”，但这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具体的事例。而事例都是好汉如何得到好处。如武松如何得到柴进的衣物钱财，收到宋江的银两，享用施恩的酒肉钱财；林冲之所以要拥立晁盖为梁山泊寨主，就是因为他感觉晁盖这个人“作事宽洪，疏财仗义”，值得信任；反之，鲁智深不肯在桃花山落草，就是因为见“李忠、周通不是个慷慨之人，作事悭吝”。
当然，从绿林豪杰的实际处境来看，一种生死难测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使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考虑。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这种花钱买“义气”的做法多少有一点儿参加某种社会保险的意思。因为这些花钱的人不仅得到很高的评价和名声，而且也得到很多实际的利益。如果不是“仗义疏财”，人们就不会兴师动众，攻打曾头市，为晁盖报仇；如果不是“仗义疏财”，人们就不会冒死去江州劫法场，并拥立宋江为山寨之主；如果不是“仗义疏财”，人们就不会拼着性命，从千里之外请来公孙胜，战胜高廉，并冒险从井下救出奄奄一息的柴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仗义疏财”实在是一种很划算的买卖。
《水浒传》里的江湖好汉
“好汉”这个词虽然不始见于《水浒传》，但是它在此书中的独特含义却被后世的下层民众所接受。其实在《水浒传》出现以前，好汉一般指的是读书人。苏东坡在赠给朋友顾子敦的诗中写道：“君为江南英，面作河朔伟。人间一好汉，谁似张长史？”《水浒传》出来后，“好汉”的意义改变了。《水浒传》中这个词不仅只是与“武”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带有不遵守国家法纪、专干一些作奸犯科之事的意思。《水浒传》中第一次出现“好汉”就是指少华山上的强盗朱武、杨春、陈达三人。第八回在介绍柴进时说他：“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所谓“好汉”，多是“流配来的犯人”。第十四回说他接待天下“好汉”，这些清楚地表明了《水浒传》所说的好汉大多带有一定的反社会性。
好武、弄枪使棒是“好汉”们的另一个特点。贵族出身的柴进“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其他如不怕死，遇事敢作敢当等都属于“好汉”们的行为。这些说法与主流社会对“好汉”的看法有了本质的区别，但由于《水浒传》的广泛流播，逐渐被社会大众理解和认同，社会也公认了这个用法。于是“好汉”之名流于天下，不仅通俗文艺作品使用，而且也用于现实生活。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的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杰，闯荡江湖的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地痞无赖，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顶“好汉”的帽子。驯良的老百姓突然遇到一个打劫的土匪，惊恐万状，对匪徒如何称呼，过去没有，自读了《水浒传》以后，便有一个现成的称呼：“好汉爷”。老舍也说过，土匪们对于下过狱的人，都会冠以美名曰“好汉”。有了“好汉”这个“美名”，便有了自我慰藉，干了违反了社会舆论的事情，在心理上也不会造成负担，这恐怕是《水浒传》里“好汉”盛行的主要原因吧。
《水浒传》里的江湖等级
《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作者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梁山好汉的“平等”关系：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灵杰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真是随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鼓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牵连。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依瞻廊庙。
这是梁山泊好汉的平等梦最集中的一次表达，历来被研究者所赞颂，下面作一些分析。
梁山好汉要在水浒寨中实行“平等”。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在宗法制度中所规定的角色位置都失去了它的意义，没有存在的必要。于是经济上的阶级（富豪地主与劳动者以及跟随仆人）、政治上的等级（帝子贵族与将吏、屠儿刽子）、社会分工（猎户渔人）、家庭中的角色差别（夫妻、叔侄郎舅）、宗教文化差异（三教九流）都不存在了。他们之间“都一般儿哥弟称呼”，这在宗法人中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也能发现，梁山好汉“兄弟”的称呼给予的实际上是那些能够和自己相互帮助的人，是可以利用的人。鲁迅先生说过：“因为梁山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做兄弟看的。”梁山好汉们的“兄弟”之情仅仅限于和自己同类的人，而非大众。梁山好汉们反抗打击的对象是贪官污吏，但许多无辜的百姓也常常死于刀枪之下。第三十四回，为使秦明上山，宋江用计在青州城下狂砍滥杀，“原来旧有数百人家，却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把许多百姓杀了，连秦明的妻子也被慕容知府杀了。第四十回江州劫法场，李逵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砍下江去。”他们对百姓哪有“兄弟”之念？梁山需要的是对其有帮助的好汉，这才有为了使秦明上山，用无数百姓的性命作代价之举；这才有了为营救宋江上山，用无辜生命作代价之举。所以说，梁山的“兄弟”感情带有明显的互相利用的因素。其他人在他们眼里如同草芥，根本不值一提。郓城县的唐牛儿算上宋江的哥们儿，唐牛儿因为宋江的事被关进大牢，宋江怎么一字不提呢？唐牛儿只是一个社会小混混，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白胜就不同了，智取生辰纲时白胜是立了头功的，尽管事情最后败露，白胜不得已供出了晁盖等人（事实上官府已知晓了晁盖等人取生辰纲的情况，审问白胜只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而已），但毕竟白胜对山寨有功，山寨今后也有用得着他的地方，所以晁盖还是念及“兄弟”之情，将他从牢中救出。
梁山好汉在山寨里是“成瓮吃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异样穿衣服。”这似乎说明梁山泊实行的是“经济平等”。实际上，这种“平等”只是财物的均分。游民们不事生产，他们的思考达不到经济领域，因此，作为经济平等的基础，生产资料共有问题游民是不可能提出的。梁山好汉们想到的只是把抢掠来的金银财宝，人手一份。这个“人”还只是众头领，是不包括小喽啰的。所以说梁山上的“经济平等”也是不现实的。
梁山好汉的人格平等在他们结合的初期可以大体上做到。但在他们的非法活动和武装抗争中，买卖越做越大，这就需要订立制度来维护小团体“工作”的顺利与效率。这时往往就要强调“兄弟关系”中“长幼有序”的一面。慢慢地“兄弟关系”就变为口头的了，其实质已经是“上下关系”了。一百零八将中不是分为“天罡”、“地煞”吗？而且就是在天罡、地煞的各自序列中还是有前有后的。七十一回天门大开，石碣“从天而降”，揭示出一百零八人的名位后，宋江以代天宣旨的口气对众头领说：“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足数，上苍分为定位，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这个郓城小吏也学着封建统治者的样子，神道设教，要依上天服从这种“上下有等”的安排。当然，如果斗争再发展，根据地扩大了，需要建立政府性质的临时机构，游民自然而然就要向“贵贱有别”发展，从而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从“长幼有序”到“上下有等”，再到“贵贱有别”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贵贱有别形成后有谁再想重温“兄弟情谊”就不免要大触霉头了。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是游民永不能实现的梦想，因为自他们上梁山就已经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了。
《水浒传》里的帮派观念
毫不掩盖的双重价值尺度是《水浒传》中的一个明显特征。一个人评价现实中的某件事情和某个人，必须有个统一的价值标准才不至于导致是非混乱，价值失范，才能使拥戴者有所依归。而《水浒传》中恰恰与此相反，许多读者没有感到这一点，那是因为自己的是非观跟着《水浒传》的作者转。最近有的论者说“《水浒传》是一部反贪污、反腐败的书”。实际上《水浒传》只反与梁山为敌的贪官污吏，那些同情或不反梁山好汉，甚至有的最后做了梁山好汉的贪官污吏，不仅不反，而且颂扬备至。从大官说，力主对梁山招安的殿司太尉宿元景，收了梁山的“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后来在宋徽宗面前处处为梁山好汉说话，努力促成梁山好汉的全伙招安。而宿太尉在梁山好汉的口中却是“仁慈宽厚，待人接物，一团和气”的长者。武松在孟州被张都监设计拿下，关在狱中，一心想把武松害死，而负责此案的叶孔目不答应，张团练、蒋门神已经买通了州府衙门上下，因为叶孔目这关过不了，武松得以保全。《水浒传》作者赞美叶孔目说：“这人忠直仗义，不肯要害平人，亦不贪爱金宝。只有他不肯要钱，以此武松还不吃亏。”实际上，他也是接受了武松朋友施恩的一百两银子，才把武松的“文案都改得轻了，尽出豁了武松”。只要站在梁山好汉一边，《水浒传》的作者都会不吝用好话奉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