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牢房的狱吏戴宗，一见发配来的宋江便伸手索要贿赂，而且态度蛮横，手段恶劣，现代读者都会对此持否定态度，而《水浒传》作者却不以为然，似乎戴宗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他对宋江的恶劣态度只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与此性质完全相同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反对梁山的官吏或与梁山无关的官吏身上，《水浒传》作者则会大张挞伐，竭力贬斥。如梁中书用十万贯买了金珠宝贝为他老丈人蔡京祝寿，这些珠宝自然就是“不义之财”，是梁中书为官贪贿的证据。对于那些贪财枉法、什么残忍的手段都能够使得出来的小官、小吏和虎狼差役，只要是与梁山无关的人，《水浒传》中都会做穷形极相的描绘。例如看押林冲的牢城管营、差拨，乃至押送流放犯人的长解如董超、薛霸之流的丑恶面目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是恶霸，揭阳镇的穆弘、穆春，因为归顺了梁山，就是英雄好汉；而祝家庄的“祝氏三杰”，则是被地方民众所痛恨的“土豪”。从这些情节和人物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书中处处以梁山聚义为正义的坐标，凡是对此有利的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强烈的爱憎倾向化为强烈的帮派意识，帮派意识则成为正常感受的障碍，影响了作者对一些极普通的是非曲直的判断。这种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思维习惯正是游民注重小圈子、注重山头的表现。长期为生存担忧的群体不可能关注理性思考。
《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贯穿《水浒传》全书，它最早出现在第十九回之末：“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此回是林冲火并王伦，将晁盖立为梁山寨主。这里是把晁盖等人看做“替天行道”之人的。这还只是酝酿。正式出场是九天玄女向宋江授“天书”时说的：“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这也可以看作是《水浒传》对“替天行道”最权威的解释。第五十三回戴宗向公孙胜的老师罗真人说“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多好处”。第五十六回宋江本人向徐宁劝降时，更进一步把它与“招安”联系起来：“现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仿佛“替天行道”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区别了。第六十五回，宋江对索超说，许多朝廷的军官之所以投降梁山，是因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都愿意协助宋江，替天行道。若将军不弃，同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似乎可与“忠义”划等号。
第六十一回，《水浒传》中第一次写到梁山泊以“替天行道”为自己的政治旗帜。它是在未上梁山的卢俊义眼中显现的。这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因为有了卢俊义，梁山的一百零八将才可以说是基本齐全了。到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从地里挖出的石碣上，一边镌刻着“替天行道”，一边镌刻着“忠义双全”，正式表明梁山聚义的完成。
作者注重用“招安”解释“替天行道”。支持梁山“招安”的朝内人士宿太尉和宋徽宗枕头旁边的女宠李师师，都在徽宗皇帝面前为梁山“招安”说好话，他们也是用“替天行道”表彰梁山好汉“忠义”的。在李师师家，燕青在李师师的掩护下对宋徽宗说：“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
“愿与国家出力”，为王前驱，似乎已经完全归顺了朝廷，与统治者完全站在一起了，朝廷应该无条件接纳他们才是。然而统治者并没有马上接受，《水浒传》作者认为是奸臣的破坏，实际上是由于压迫者与反抗者之间没有起码的互信。
统治者对于曾经武装造反的人们是没有信任的，他们认为造反者“替天行道”是欺骗，它只是一个与朝廷争夺民众的幌子。第七十四回，御史大夫崔靖上奏说“替天行道”只是“曜民之术”（欺骗老百姓的手段）。对梁山人物的分析是“此等山间亡命之徒，皆犯官刑，无路可避，遂乃啸聚山林，恣为不道”。另外，他们觉得这个口号里还是隐藏着老百姓不该有的东西，即那些“亡命之徒”的无所畏惧的进击精神（“恣为不道”）。不是在特别没有办法的时候，封建统治者是不会接纳这些“替天行道”的好汉的。
在古人看来，“替天行道”除了上天以外，只有最高统治者，谁（包括王公大臣）也不敢声称自己可以这样做。应该说只有脱离宗法网络的游民敢为天下先（否则不能生存），游民没有社会依靠之后才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觉得当“道”不能行于天下的时候自己有权去代替“天”“行道”。游民提出和利用这个口号表明，他们敢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善自己的境遇，使自己有个比较好的出路和前途，不必靠谁赐予。也就是说，他们力图使用不合法（在中国古代，也根本没有合法的手段）的、暴力的手段去实现即使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是合理合法的目的。如“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敬重保护“忠臣孝子”，清除“赃官污吏”，乃至“救生民”铲除不公，实现社会正义。这些乃是社会上下的共识，谁也不能说它们不该实现，关键在于由谁去实现它。
在统治者看来，程序比目的更重要，也就是说“谁给”比“给什么”更重要。梁山好汉们的要求虽不过分，但应该等着朝廷赐予，不可自己去取，如果老百姓要自己动手去取，统治者认为这是违背程序的，至少被认为是一种僭越行为。因为统治者认为自己的权力是得之于天的，“行道”是自己的职责，更是自己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不能随便假手于王公大臣和左右亲信的，如果形成这种局面，那就是“太阿倒持”、“大权旁落”。对于统治者内部尚且如此，何况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在最高统治者看来，“道”宁肯不“行”，也不能允许处在被统治地位的人们代他去“行道”，也就是说“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在统治者还有力量的时候，他们绝不能允许人民自己去取统治者答应赐予的东西，认为这样就是“犯上作乱”。可是当他们力量不足或稍有理性的时候，便会较慎重地考虑一下这个口号的实际的目的，放松一点对程序的苛求，给底层游民一定的存在空间。由此可见“替天行道”的被统治阶级把它当做反抗或牟利的旗帜，统治阶级有时也可以容忍。它能把大批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群众（在封建时代主要是游民）集合到这面旗帜下与政府对抗，也能带领具有一定规模的武装造反队伍向朝廷投降，招安做官。
当游民受到招安归顺朝廷以后，这个口号也要作些调整。宋江带领梁山好汉归顺朝廷以后，便收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打出了写有“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从“替天”到“顺天”，把自己这点主动进取精神收起了，这是统治者所愿意看到的。从《水浒传》七十一回以后的情节看，宋江的“替天行道”还是真诚的，他把这个口号看成梁山好汉忠于朝廷、忠于国家的招牌，当也是绿林出身的王焕带兵来清剿梁山时，王焕斥责宋江“安敢抗拒天兵”！而宋江回答是“我这一班儿替天行道的好汉，不道得输与你”。意思是“你是‘天兵’，但我们是‘替天行道’的好汉！旗鼓相当”。后来征辽国时，连辽君臣也知道梁山是“替天行道”的。“替天行道”这个口号使宋江名扬天下了。宋江要把这个口号坚持到底，他连身后事都考虑到了。当朝廷赐死宋江时，宋江对李逵说：“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所以也给李逵喝了毒酒，二人一起归天。这里作者是要塑造一个与岳飞类似的“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忠臣形象，这种悲情的呼唤就使得宋江这个形象崇高而且富有号召力了。
《水浒传》里的造反有理
《水浒传》所描写的“造反”，主要是游民的暴力反叛，也就是乱世中大大小小山头，以及各类杆子的打家劫舍的活动。作者心中也很明确地知道，一旦上了山，加入了杆子，参与造反活动，就是与主流社会决裂了，就是陷入“十恶不赦”的大罪了，这对当时的良民来说是极敏感的问题。可是从游民的眼光来看，在走投无路时，这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当少华山的朱武邀请史进为少华山的寨主时，史进说：“我是个清白的好汉，如何肯把父母的遗体玷污了？你劝我落草，再也休提。”这有些“当着和尚骂贼秃”的意思，可是说者、听者都不以为迕，可见这是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家都这样看，史进说出了真相，从而制止了朱武的进一步相劝。此时史进还没有冲出宗法网络成为游民，还可以到关西经略府找师父王进，为他安排一条出路。因为有这条路，所以他还要选择，不会很快上山。这是符合生活真实的。其他如林冲、宋江、武松、卢俊义也都有这个徘徊过程。有的人曲折更多、时间更长，书中真实地描写了他们走向梁山的外在和内心的困难及矛盾。但是更突出了他们不上梁山所面临的种种苦难和生命的危殆，这就从反面说明梁山“聚义”、共同反抗的必要。《水浒传》展现在读者面前更多的是作者面对人们走上造反道路时的坦然心态，这种心态不仅是良民们所没有的，而且超越了一般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作者对梁山上英雄好汉们攻州陷府、打击敌视梁山的地方武装势力，甚至借道抢粮没感到有什么不对。作者对造反的这种态度不能不影响读者。
《水浒传》虽然号称“忠义”，但是从总的倾向来看，《水浒传》并没有否定“上山”，把它看作是好汉们被迫不得已时的一个明智的选择（当然只局限于上梁山和与梁山有关的“山”）。游民，特别是受到官府逼迫而成为游民的人们，他们要想生存，最后只有聚为团伙，拿起武器，以暴力反抗官府，保卫自己这一条路好走。从《水浒传》的形象描写和作者的议论中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读《水浒传》，只有读到林冲在一片风雪交加中上了梁山，读者为他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为他终于获得安全而庆幸；“智取生辰纲”中的“七雄”战败何涛之后上了梁山，读者才会觉得这些好汉终于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宋江也是被劫法场的好汉们救到了梁山之上，读者才认为他获得了真正的安全。这是用形象的塑造告诉读者，这些英雄好汉上梁山是对的。《水浒传》作者还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上梁山去造反，下决心与“朝廷做个对头”称作“聚义”；把他们冲破重重险阻，终于实现了“聚义”比喻为：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把参加梁山造反队伍比做冲破天罗地网，这是作者对于英雄好汉们武装反抗的直接肯定和歌颂。不仅从文学史角度看，这是第一次；即使从思想史上说，也是史无前例的。《水浒传》产生之前，还没有一位作者敢于如此大胆地肯定造反活动。
上梁山与逼上梁山
西汉末年新市人王凤、王匡组织荆州的饥民武装起义，并以绿林为根据地，这支军队当时称之为“绿林军”。从此留下“绿林”这个词，用以指聚集在山林荒野的武装反抗者和武装劫盗集团。因为继承西汉的东汉政权的创业者刘秀武装起事不过是绿林的继续，正所谓“光武创基，兆于绿林”，因此，主流社会是肯定“绿林”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却变成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武装力量的代名词，或径指盗匪。但是这个词汇却没有明显的贬义。例如唐代李涉诗《井栏砂宿遇夜客》有句云：“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绿林”这个词在当时毫无贬义，否则那个“豪客”会不答应的。
后世能和“绿林”齐名，并作为民间武装反社会力量称呼的是《水浒传》的“梁山”。“梁山”与“绿林”比较起来，前者有明显的褒义。自从《水浒传》在民间流行、“梁山”这个山头广为人知之后，它就不是坐落在今山东省郓城县西面的那个小土山包了。梁山被赋予了武装造反、武装抗暴的色彩，成为造反者的圣地。梁山给许多武装反叛者以各种想象（如把梁山看作是反叛的象征，力量的象征，义气的象征，成功的象征等），因此成为他们敢于把造反事业坚持下去的精神归属。
早在明代初年，刘基从梁山路过曾感慨说，历来武装造反者颇多，可是最后只有“梁山独擅名”。这是通俗文艺作品的巨大力量之所在。统治者也承认这一点。明末刑科给事中左懋第在向皇帝上奏写的“题本”中也说：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东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
“梁山为归”，也就是以梁山为精神上的归宿之意。明代万历间的白莲教起事的头领徐鸿儒特别相信梁山泊故事，把总部迁至郓城梁家楼，并模仿宋江礼贤下士。清代的秘密会社把他们的组织直称作梁山，把参加秘密会社就叫做“上梁山”。
《水浒传》描写和塑造了梁山的形象，为了说明“上梁山”的合理性，书中从第七回起叙述了好汉林冲被迫上梁山的过程。通过这个故事，读者把同情心给了林冲，并从内心赞同他这个选择。“逼上梁山”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给了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受到不公正待遇、又得不到伸张的人们以勇气，给在现实生活中实在活不下去的人们指了一条“出路”。当他们内心因为传统的熏陶浸渍而有些畏惧的时候，“上梁山”、“逼上梁山”会给他们以鼓舞。主流社会中有些人士也会因为有“逼上梁山”的故事，从而对某些造反者产生些许理解。“上梁山”与“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