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只是一部小说，对于里面许多常识性的问题，或者一些与情节发展无关的问题，是没有必要专辟章节去作解答的。后世的读者在阅读《水浒传》时，都会或多或少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这些疑问有的是在《水浒传》成书之时就有的，有的可能是由于时代的隔阂，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就无法理解了。还有一些是在《水浒传》研究过程中提出的疑问。但不管怎么说，悬疑并不“悬”，但是答案可能不止一个，在有些问题上可就是各说各有理了。
《水浒传》为何刚好一百零八位好汉？
《水浒传》中将一百零八位好汉分为“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三十六与七十二相加之和正好是一百零八，这带有明显的传统道教色彩。道教认为北斗丛星中有三十六颗天罡星，每颗天罡星各有一个神，合称“三十六天罡”；北斗丛星中还有七十二颗地煞星，每颗地煞星上也有一个神，合称“七十二地煞”。
“三十六”与“七十二”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两个富有神秘色彩的数字，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孙子兵法》中有三十六计；传统武术套路中常有三十六招式；皇家园林避暑山庄有三十六景；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个；据说汉高祖刘邦的左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俗语：“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还有尽人皆知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另外，人们还喜欢用三十六、七十二来描绘美景，像武夷山有三十六峰之说，黄山、衡山、嵩山有七十二峰之说。看来，“三十六”和“七十二”两个数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么，这两个神秘的数字有什么来历呢？
“三十六”是六六相乘之和，“六”是我国古人崇尚的吉利数字。《周易》每卦有六爻，音声有六律，古代士大夫有六卿，家庭关系有六亲。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数以六为纪”，帽子六寸，车六尺，用六匹马驾车等。《水浒传》中最初也是三十六将，所以宋江说：“六六雁行连八九。”
“七十二”作为神秘数字起源于五行思想。在五行观中，一年被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一年三百六十天被分为七十二候，每候五天。闻一多先生就此问题特意撰写《七十二》一文进行考证，他指出：“‘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的五等分数，而这个数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来的一种术语……它是一种文化活动的表征。”可见，七十二是古代历法中的基本计算数，与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人们的数量概念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从它所反映的社会思想到语言风格都带有浓厚的时代和民间色彩，被打上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书中称水泊梁山有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正是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数字观念。
《水浒传》为什么写“招安”？
《水浒传》写了梁山好汉被“招安”这一情节，使得现代一些研究者感到迷惑不解。刘茂烈提出梁山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宋王朝倾其全力，想要一举消灭梁山全伙，但最终以惨败告终。此时“按照事物的发展逻辑，梁山军理应乘胜追击，‘杀到东京’，推翻黑暗腐朽的徽宗王朝，建立梁山军的政权，实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令刘氏感到奇怪的是，宋江并没有这样做，甚至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而是积极筹备招安，真是令人扫兴。
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因为关于宋江三十六人纵横京东一带的故事，在宋代演说时是属于“讲史”系统的。既然是“讲史”，细节尽管可以创造，但大的走向是不能改变的，不管作者或说书人如何崇敬关羽，如何爱戴诸葛亮，写“三分”的作者，说“三分”的艺人，都不能改变他们抱恨而亡的结局，更不能不让晋朝一统天下。而像《反三国》（这只是游戏之作）似的把取得天下者换成蜀汉。宋江在历史上是被招安了，归顺了宋朝，这一点谁也不能改变。所以“讲史”的艺人要遵守这一点。
另外，中国人在审美习惯上是喜欢大团圆结局的，特别是宋代以后的通俗文学中，大团圆倾向更为明显。这与通俗文艺面向市场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多有缺欠的平民百姓，为了求得心灵上的安慰，更是喜欢大团圆的故事。“买主”既有这个要求，“卖主”就要使买主满足。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古今小说》卷末所附的《绿天馆主人叙》中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如果我们把这点不只理解为语言，那么，其内容的“通俗”（例如大团圆的情节）也是为了满足广大听众的要求。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大团圆。青年人的大团圆是才子佳人，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文人的大团圆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官员的大团圆是出将入相，连升三级：平民百姓的大团圆则是生活富足，子孙满堂。那么什么是敢于武装反抗的游民的大团圆呢？应该是发迹。具体说就是成为帝王将相，最高的当然是做皇帝，最低也是“招安”做官。不仅江湖艺人这样想，听众也是这样企盼。宋江没有做皇帝是历史事实，谁也改变不了，于是，便采用了“招安”做官。这样的故事不仅寄托了创作者的理想，也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心理需求。所以说“招安”这个被现代人所诟病的“投降主义”，恰恰反映了广大平民百姓的善良愿望，它更是游民重要的爬升之路。《水浒传》是写游民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招安”做官在游民看来就是成功。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民族的共同愿望。宋江的故事本来发生在北宋末，后来被“招安”，这是与南宋建立后在北方的“忠义人”不同而又有相似之点的。南宋初年王彦所率领的太行山上的“八字军”是被视为北方“忠义人”的代表。“八字军”在河北都统制王彦率领下聚兵太行山，所部一万余人，皆在面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用以表达自己的决心。他们是北方汉人坚决抗金的一面旗帜。绍兴三年随张浚入蜀，后来频繁在北方（汴京一带）、南方与金人作战，屡建功勋。绍兴六年七月，在王彦率领下“八字军”万人赴杭州，王彦官浙西制置副使（见《宋史·王彦传》）。这些必然给杭州人留下深刻印象。宋江等人的故事最初就是在杭州瓦子里演说的，把宋江等人与太行山的“忠义人”联系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听众对这些武装造反者更为理解，对他们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为就像“八字军”“忠义人”一样，在抗击外来入侵中是起积极作用的，他们的故事是应该受到全社会的一致欢迎的。
南宋初年是民族精神高涨时期，把宋江等人的故事演说成为具有报国精神的故事是符合时尚的，后人在梁山聚义故事之后加上“征辽”也是这种精神的延长，然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接受宋王朝的招安。基于上述的种种理由，所以在《水浒传》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未放弃宋江等人被“招安”的故事。
梁山好汉共排过多少次座次？
说到梁山英雄排座次，人们常常只想到第七十一回的排座次。其实《水浒传》排座次共有六次。
第一次是“七星聚义”，东溪村英雄初排座。七星聚义是梁山泊事业的开端。晁盖把大家组织起来夺取生辰纲，众人道：“今日此一会，应非偶然，须请保正哥哥正面而坐。”结果是：“晁盖坐了第一位，吴用坐了第二位，公孙胜坐了第三位，刘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了第六位，阮小七坐了第七位。”这次排座次是按权力、地位、等级来排定的。
这次排座位，吴用说：“保正梦见北斗星坠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人聚义举事，岂不应天垂象！”七星聚义，逐一排了座次，它说明《水浒传》作者很重视权力、地位、等级。
第二次排座次是林冲火并王伦之后。其座次为：晁盖、吴用、公孙胜、林冲。公孙胜的武艺和功劳远不如林冲，但一直在林冲前面，仅次于吴用，这说明《水浒传》作者对“文”的重视。另一方面，公孙胜是“神权”的代表。吴用是军师人师，而公孙胜是天师，是天的代言人。第七十一回有：“公孙胜在虚皇坛第一层，众道士在第二层，宋江等众头领在第三层，众小头目并将校都在坛下。”古代用兵，特别是组织起义，都要借助于“天”和神，都要以“天”和神为号召、为旗帜。公孙胜就是起旗帜作用。其实公孙胜对梁山的贡献并不如林冲、李逵、燕青等人。公孙胜地位显赫，表明了《水浒传》作者重“文”轻“武”，重“神”轻“人”的思想意识。
第三次排座次是花荣大闹清风寨后，又同秦明等一批人马上梁山。这次排座是按“先来后到”。先来坐“左边一带交椅，却是晁盖、吴用、公孙胜、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右边一带交椅上，却是花荣、秦明、黄信、王英”等。
第四次在劫法场救出宋江和智取无为军后，宋江正式上山入伙，晁盖要让贤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宋江不肯，但坐了第二位，吴用第三位，公孙胜第四位。其余暂不定座次。宋江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
有人对这次排座次评论道：宋江上山之后，名义上居“第二位”，实际上却又往往不自觉在那里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就在这次排座次中，刚刚议定了第一位至第四位座位，宋江便迫不及待地发号施令：“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此举非同寻常。宋江这番话并非闲言碎语，乃是一种指令性很强的决策，它一笔把晁盖时候的号令抹掉，而别出心裁，立下新规。这样大的决策，竟然未与晁盖商量，那语气，那口吻，又俨然是个山寨之主！至少可以说，宋江对晁盖这位领袖并不那么“尊重”，且开始树立自己的权威了。这为他日后坐第一把交椅和实现招安，奠定了权力的根基。
按照这种分析，《水浒传》作者是把宋江作为批判的、否定的，甚至是反面形象来处理的，认为作者让宋江那样说，是为宋江“架空晁盖”，篡军夺权，日后实行投降主义路线作铺垫。这是不符合《水浒传》作者的思想实际的。《水浒传》作者是竭尽全力把宋江写成一个“全忠仗义”的正面人物，对宋江充满了同情。《水浒传》作者之所以要宋江出来说“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是因为这个意见只有他说出来才合适，因为他是“新到头领”，并且是新到头领的代表。宋江这番话是一种谦让。是说：“都别谦让了！你们先来的一拨坐主位，我带来的一拨坐客位！”这种“你请上座，我们坐下座”的坚持，不是什么“迫不及待地发号施令”，不是什么“指手画脚”，更不是对晁盖这位领袖不“尊重”，而恰恰是出于对晁盖和梁山元老们的尊重。
第五次排座次是在晁盖中箭身亡之后。林冲、吴用以“山寨中不可一日无主”且“四海之内，皆闻哥哥大名”，力劝宋江为山寨之主。宋江答应，“权当此位”，坐了第一把交椅，上首吴用，下首公孙胜，左一带林冲为头，右一带呼延灼居长。宋江随即宣布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并宣布了大小头目分工。这些没有经过商议，而是由宋江一人定夺的。
有人认为这是《水浒传》作者对宋江“独裁专制”的批判。其实不是的。这次排座次之所以不议，是因为没有为排座次再费笔墨的必要了。从文章布局的角度看，这时已写到第六十八回，离七十一回最后排座次只有一两回了。所以这次排座次只是决定谁接替晁盖的问题，并没有排座次的必要，实际上也没有排座次，有的只是岗位的安排。但从宋江对各个头目的安排来看，他是注重了名望高低、职位尊卑，即社会地位和出身。像柴进、李应这样的大庄主，像秦明、呼延灼等原来的朝廷命官，均占有显耀的地位，而像武松、鲁智深、李逵等社会地位和出身比较低微的好汉，都排到了后面。
第六次是一次总结性的排座次，其座次表是预先埋下，宋江叫人在埋下的地方挖出来。这是假借“天意”，避免争议。这次排座次，基本上不是论功行赏，而是按社会地位、门第和出身来排。关胜排在第五位，在林冲的前面，因为他是关云长的后代。李应本事、功劳都比不过阮氏三雄，更比不过鲁智深、武松，但却排在第十一位，在鲁智深、武松前面，只因为他是地主员外。秦明、呼延灼也比不上鲁智深、武松，但他们排得更高，一个是第七位，一个是第八位，原因是他们原来是高级军官。李逵因出身是狱卒，所以排在索超、刘唐的后面。石秀表现突出，劫法场跳楼救卢俊义，祝家庄打探消息，对梁山事业贡献很大，但由于他是樵夫出身，又是杨雄的佣人，所以排在倒数第三。燕青表现更出色，但由于他是卢俊义的仆人，被排在倒数第一位。阮氏三雄从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开始，是梁山事业的开创人，但因出身渔夫，所以排在穆弘、雷横之下。
最后这次排座次，除了门第、地位外，还从道德上有所考虑。如孙立，社会地位很高，打祝家庄做内应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三十六天罡里，孙立却没有份，被捋到地煞第三位。察其原因，虽然他在打祝家庄中起到了别人所不能起的关键作用，但毕竟是出卖朋友，有点“缺德”，既不符合当时的道德原则，又不符合江湖义气，这大概就是使他屈居地煞的重要原因。
从排座次可以看出，《水浒传》作者的思想并未摆脱封建的等级观念。
不过，梁山排座次仍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从总的方面看，大家都是平等的。尽管座次有别，星位也不同，但“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再从分工上看：东边房内，宋江、吴用、吕方、郭盛；西边房内，卢俊义、公孙胜、孔明、孔亮；……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欧鹏、邓飞；正东旱寨，关胜、徐宁、宣赞、郝思文。这儿，宋江和郭盛，卢俊义和孔亮，秦明和邓飞，关胜和郝思文，都是“并列关系”，大家是“平行四边形”。宴席上，有福同享；把关守寨，有难同当。这跟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吏制度、军队制度有所不同，所以又具有进步意义。
梁山好汉为什么没有赵姓？
在《水浒传》所写的七百多个人物中，赵姓的有十三人。他们中有皇帝、宰相、各级官员、公差、歌妓、平民，还有方腊、田虎的部下，但偏偏梁山好汉中没有一个人姓赵。这是一种偶然的疏漏或是巧合，还是作者的有意安排？
因为梁山一百零八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之间许多人原来并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机缘巧合，得以在梁山聚义。就是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说，有几个赵姓当属正常，况且宋朝的第一大姓是赵姓，人口比例也不算小。如果没有，倒觉得有些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