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土改，人们并不陌生。它是发生于1946年至1953年的波及全国范围的一场土地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的实质就是把原先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和财产无偿地分给占大多数的农民。
我们对于土改的感性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和小说，如丁铃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等。
说到土改，就要说到我爷爷的另一位老朋友关润林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关润林和无官一身轻、无财不怕抢的我爷爷完全不一样，他还是个有着大批土地和财产的大地主，尽管他在抗战期间支持过抗战，是个开明地主，但开明地主也是地主。据说，听说关润林在被乱棍砸死后，我爷爷曾暗暗庆幸自己：这才叫破财免灾，多谢佛祖了。
自我爷爷揣上了省参议员的空衔后，他便在崮下村落了户。在这儿落户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是王家老镇伤了他的心，再说，那儿也没什么人了；二则是我三奶奶及我小姑的坟就在老鹰崮下，住在这儿可时刻与她们为伴。于是，我爷爷就在村北头的坡地上盖了两间小屋子，与我奶奶相依为命。偶尔地，回城里的炭栈看看（当地政府为了他的生计，还给他留下了这家炭栈。这家铺子也在1956公私合营了）。这个时候的我爷爷，说高雅点是“闲云野鹤”，说通俗点就是个“领小米的老农民”（比县长领得还多）。
在我爷爷的记忆中，我党真正下决心搞土改是在1946年，即著名的“五四指示”以后（这一天，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是因形势已经明朗：内战不可避免，必须早做准备！而这个准备说到底就是一个字：钱！至于兵源倒不缺，解放区有的是人。
就这样，为了筹措战争经费，为了调动老百姓参战的积极性，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土改开始了……大约是1946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懒洋洋的阳光照在懒洋洋的我爷爷身上。他正在屋外的坡地上同我奶奶一起晒柿饼和山楂片。这时，山下来了几个不速之客。他们都是农民打扮，但却推了一辆当时极少见到的胶轮独轮车。事后才知道，那是关润林派来接我爷爷下山的“专车”。
“不好了，王先生。关老爷让我们来请您……”来人惊慌失措，有喊王先生的，也有喊王参议的，但最后大伙统一了称呼，都喊王先生。而我爷爷，似乎也更喜欢后一种称呼。
“有话慢慢说。”我爷爷将他们让进屋，泡上了茶，又拿出了一些当年的新花生。
“要土改了，我们关老爷已被管制了……”
“什么叫管制？”我爷爷问，这在当时是个新名词。
“就是被关在自己家，不允许随便走动。”为首的自我介绍说，我叫常锁，是关润林家的长工头头。常锁为人忠厚老实又孝顺，为了照顾多病的老母亲，如今30多了还没成家。他虽是外姓，但关润林从不把他当外人。
“谁下的命令？”我爷爷当时很吃惊。但以后发展到可以随便打人、杀人的时候，我爷爷曾为这时的吃惊而深感幼稚。
“贫农团……”一个60多岁的老农民抢先道。他是个孤老头，有个不雅的名字叫狗剩，他介绍的情况更让我爷爷吃惊：所有财主家的人员分开关押，女眷单关，并不得见面。
“那关家二奶奶呢？”我爷爷急切地问道。
常锁说：“单关呗，二奶奶哪里受过这苦？成天价哭。更糟的是，他们那小闺女雅丽，才刚刚16岁，也被从潍县的学堂里叫回来了。”
“雅丽那孩子也被管了？”我爷爷真的着急了。他历来喜欢关润林的这个二房媳妇生的丫头，人又漂亮又机敏。他甚至有跟关润林攀亲的意思，那就是让我父亲跟雅丽成婚。
关润林虽然富甲一方，但也不是那种吃喝嫖赌的人。他一生就娶了二房女人，一是大老婆方氏（即关庆民的生母），可惜方氏死于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那时，关庆民还在济南模范师范读书。关润林一腔希望全部放到了这个独生儿子的身上，丝毫不想续弦的事。不料儿子信了共产主义，并回乡搞农民起义被判了17年徒刑。在这种情况下，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劝说下，关润林才娶了这位比他小了近20岁的二房。这二房的娘家是个破落地主，从小没吃过苦，小时还读了三年书。她自忖自己这般境地，亦不可事事十全十美。嫁个年龄相当的年轻人，一怕自己吃不了苦，二怕人家不好好待诚自己。嫁给关润林呢，除了年纪大点，其余事事顺心，生活优裕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关润林是真的宠爱自己。有了这一点，做女人的还不就一百个满意了吗？故两人婚后感情甚好。王达礼当时还开玩笑说，这叫老牛吃嫩草。
两人婚后不久，他们生下了关庆民的妹妹关雅丽，关雅丽继承了父母双方的优点，像关润林那样聪明善良，像其母那样漂亮温柔，十四五岁就出落成了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
眼下，听说女眷也被关押了，我爷爷是真的急了：“那村公所呢？原先的村公所就不管事了吗？”
关家桥是个大村，村公所也很大。从1943年起，就成了共产党的根据地。打鬼子的时候，我爷爷他们偶尔去过村公所派饭派粮，一会儿就办了。
“他们都靠边了，现在是贫农团当家，县里派来的工作队……”大伙七嘴八舌地说道，工作队的成员大都是以胶东过来的干部为主，因为他们那儿土改搞得早有经验。工作队队长才20岁出头，是文登人，说话慢声慢气，但办起事来却急狠，曾一巴掌把村东头的赵来悦扇倒在地。
我爷爷说，那贫农团的可是咱村的呀，本姓本家，乡里乡亲的，还能怎样？我爷爷的想象是有根据的，沂蒙山区的人生性善良、淳朴，千百年来一直过着“上下不相靠，贫富两相安”的平和日子。
不料，常锁立刻骂上了，说这帮人更坏。讲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熊起他们家老爷来，像熊孙子。
“其实，那棉裤腰才是孙子辈的。现在，正好颠倒了。”说话的是老狗剩。他说的“棉裤腰”是一个人的外号，村里有名的二流子，父辈留下的地全卖了，平时横草不竖，光靠偷摸过日子。30多了还是一个人，连个媳妇也没说上。在他们关家这一姓里，排孙子辈。老狗剩本人则排在关润林上一辈，关润林得喊他叔。
“现在讲究越穷越光彩，越穷越革命。如今，棉裤腰当了贫农团主席，拉了一伙村里最穷的人，开始专富人的政。说这叫革命。”
我爷爷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脸色也变得铁青。关于土改的事，他到县里参加县参议会时，倒也听县参委传达了“五四指示”。文件上明明写着“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等可保留略多于农民的土地”。可到了下边为什么就……我爷爷不让人察觉地叹了口气：“他们总不能像对待皮二那样对待关先生吧……”
皮二作为沂蒙县最大的汉奸，在整个抗日期间广发横财，在家里置了地，在城里买了商号，还娶了三房姨太太，成了沂蒙县城里数一数二的富户。抗战胜利，小鬼子一滚蛋，他当然倒了血霉。他倒也想让国民党改编的，无奈他汉奸的名声太臭，最终还是被当成汉奸给抓了（是国民县政府抓的）。所有的财产一律充公，人也在公审后被判处了死刑。可是执行的时候，没有一枪就完，而是被带回了老家。
小李庄的乡亲们折腾了他两天两夜，当年所有被害的39户人家，统统齐上阵，一人一刀地凌割。最后是用刺刀在他头顶上割了个十字花，四个人一人扯一块头皮，浇上水银，人被活剥了皮，剥到了前胸时，眼珠还动哩。
想到这儿，我爷爷浑身袭过一阵凉意，急忙说：“那你们老爷的意思是……”
常锁和老狗剩这就要下跪，但让我爷爷扶起了：“我们老爷的意思是王先生您威望高，又是省参议员，可否跟县委如实反映情况，适当关照一下我们老爷。”
我爷爷半晌没有说话，呷了一口茶后，才慢慢说：“你们家老爷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他自祖辈起信奉的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道德，讲究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哲学。他常常挂在嘴角边的那句话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一生尽做善事。我当然要帮他。我不是在帮他个人，而是在帮道义。只是，只是……”
我爷爷这稍一“只是”，来的人恨不能又要下跪：“王先生，您可得尽力呀……”
那位叫狗剩的老头更是要大哭起来：“王先生，你一定要想办法呀，我们关老爷好人呀，他哪次见了我都喊我六叔，从不嫌我穷。村里的老人没有不说他好的。”原来，关润林有个从祖上传下来的好传统：逢年过节，村里凡是60以上的老人，不管本姓外姓，一人两斤面粉，四斤粉条，两斤猪肉。年年如此，从不间断。
我爷爷急忙又将他们扶起，说我不是说我个人不尽力，只怕是我个人扭转不了乾坤呀。如今，共产党为了做江山，正在动用一切招数。土改的势头只会更猛烈，不会平缓……“关老爷说了。咱可以多给钱呀。”说话的名叫大福，40来岁，一个很朴实的农村汉子。他们家从老辈起，就是关家的佃户，两家关系一直很好。多年前，关润林还将人故意放在他家家门口的一个女婴，抱给大福委托他抚养。当然，这抚养是有条件的，每年由关家出400斤小米，并赠一亩地，一直养到女孩16岁。然后，那亩地随女孩嫁人。这期间，大福不能有半点虐待孩子的行为，应“视为己生”。然后，找保人作保，三方签字画押！如今，这女孩已经9岁了，长得十分可爱。
说着，大福打开了独轮车上的一个皮箱：“看，关老爷这次让我们先带来1000块大洋，还说，以后花多少，他听着……”
“慢……”我爷爷神色庄重，像是压根没有看到那箱子白花花的大洋。
他说，这共产党看来不是个使钱就行的主。因为他感到这共产党同历代的官匪、兵、军都不大一个味。就说这新来的县委书记吧。虽然才二十三四岁，却像个四五十岁的人，平时不苟言笑，城府极深。大伙只知道他原是青岛的一位铁路工人，抗战时是地下党，上过鬼子宪兵的老虎凳，宁死不屈。现在，讲究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兄弟，就来了咱沂蒙县当书记。这人平时话不多，一天到晚地挎着个盒子枪，吃饭同县委警卫的战士们一起吃，买盒烟都自己掏钱，看样子不是个好说话的人。
听我爷爷这么一说，几个老百姓全都拉长了脸，一个个茫然无措，几乎要哭出来。
我爷爷又急忙说：“不过呢，还是咱沂蒙的那句老话，有枣无枣打一杆，为了你们老爷，我的好兄弟，我还是要腆上我这副老脸的。好，吃过晌午饭咱就进城。”
常锁嗫嚅了一句：“那这钱使不上？”
我爷爷说：“肯定使不上。”
大福苦笑着来了一句：“嘿嘿……那正好，一边推着王先生，一边推着现大洋，不偏沉了。”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