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想象的一样，县委书记并没有买我爷爷的账。他的那副老脸算是白腆啦。
我爷爷找到县委，接待他的是位年轻的秘书，20岁出头，诸城人。年轻人倒还热情，听我爷爷讲明身份，说明来意，急忙命令通讯员将我爷爷安排到县府招待所，说他马上就同书记联系，看书记什么时候有空。
到了第二天晚饭后，年轻人才过来说，书记这两天为了土改的事正在全县巡视工作，但考虑到你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以及省参议员的身份，决定今晚抽时间见见你。
书记看来是真够忙的，直到晚上9点多了，才来到了我爷爷的房间，一进门就是道歉来晚了，让我爷爷也说不出什么。
这人到底是工人阶级，说话很直率，一开头就说：关润林虽然抗战有功，属于开明绅士，但是，这次土改是我党历史上自1927年的土地革命运动以来，最波澜壮阔的一次群众运动。这次运动要做到“户户斗争，村村流血……”
我爷爷有几分毛骨悚然：“村村流血？”
“对，就是每个村总要杀几个人！”
“一定要杀？”我爷爷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的，原则是百分之十。这是革命需要，也是我们在胶东地区土改的经验。”县委书记用的是在大会上作报告的口气。
我爷爷努力使自己静下神来：“要……要是村里实在没有恶霸地主呢？”
县委书记笑了，像是在笑我爷爷脑瓜不好使：“那就矬子里边拔将军！至于关润林嘛，这就要看驻村工作队及村里革命群众的意见了。一般情况下，驻村工作队有权提出处理意见，然后报区委。区委就有最后的生杀大权！所以嘛，以后这事你就不必再……”
至此，我爷爷才明白了，他找县委算是“越级”了。他应该找区委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找区委也是枉然。那个时期的各区委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革命指标”，对于各村报上来的死亡名单，全是红笔一勾……这次谈话的一个最大收获，应是意外收获：县委书记告诉我爷爷，地下党对我叔叔的策反工作已告失败，失败的原因并非是我叔叔顽固不化，而是另有隐情。师长的夫人看上了我叔叔的忠厚老实及一表人才，欲招其为乘龙快婿。就这样，一纸令下，我叔叔进了国民党的51军青岛警备司令部做了少校副官。从此，也与地下党失去了联系。地下党不去找他，他也就无法革命了。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有关我叔叔的最后一条准确的消息。此后的消息便是传说了，说他死于淮海战役，也有的说他死于解放军渡江时。总之是死了，我奶奶为此不知哭过多少回。
好在我父亲在八路军里干得还不错。“八路军”只是人们的习惯称呼，其时，已改编为华东野战军。我父亲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景晓村）。在莱芜战役中，我父亲因“筹得煎饼3000斤，军鞋500双……”而荣立三等功。
扯远了，再回到人命关天的土改。
我爷爷在县里碰了软钉子，索性直奔关家桥。他想凭着自己的老面子，直接找工作队商谈。县官不如现管嘛。
没想到，工作队队长更不好说话。“那位学生”——我爷爷宁肯这么称呼那位说话慢声慢气，一口文登腔的队长——看了我爷爷的参议员证以后，不冷不热地来了句：“是敌工部负责的对象……”
这一句就让我爷爷气炸了肺。当时还没有统战部，敌工部负责一切对敌、友方面的工作。我爷爷虽不算敌，但最多是友。
棉裤腰当然知道我爷爷的大名，就趴在工作队长的耳边叽咕说：“这人可厉害啦，是不是……”
队长一拍手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油印本：“土改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战略部署，任何人不得干扰！”
这巴掌拍得并不响，却把棉裤腰吓得再也不敢多嘴了，只是朝着我爷爷讪笑。
队长随后让棉裤腰安排好我爷爷的食宿：“王参议员既然来了，就正好参观参观，明天还要开批斗会，看看贫下中农的革命热情吧。”
棉裤腰领着我爷爷去村公所，这时，我爷爷才闻到他一身酒气。原先的破棉裤也没有了，浑身上下一式新，头上还带了一顶毡礼帽。时不时地，要掏出怀里的一块金壳怀表看看。所有的人见了，都恭恭敬敬地喊他关团长。
我爷爷就看不上这种“穷人乍富，挺胸凹肚”的熊样，忍不住刺挠了他一句：“翻身挺好的吧？”
棉裤腰连连点头：“挺好，挺好！不用下地，吃得还好。瞧，这一身全是俺四爷爷家的。”
我爷爷说：“乡里乡亲的你们拉得下脸吗？”
“嘿嘿，”棉裤腰挠了挠刚理剪的大分头，“一开始是不太好意思，可后来工作队硬压，大伙也就习惯了。嘿嘿……”
“你四爷爷怎样？我要去他家看看行吗？”
棉裤腰哎呀一声说：“恐怕不行了，前天就让抓到我们关家祠堂给看起来了，祠堂也给分了，砸了……”
我爷爷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这么说是被关起来了？”
“可不呗，”棉裤腰多少有几分内疚，“不光关呢，还打他了！”
“打他了？亏你们下得了手。”我爷爷恨不能把棉裤腰狠揍一顿。
棉裤腰说：“是呀，都是乡亲或本家，大伙都下不了手，可抵不住工作队，你不下手就是阶级立场问题，到时不分你东西，怎么办？”
我爷爷再也气不过了，在大街上吼了起来。
棉裤腰示意我爷爷别生气：“明天恐怕还有新招。”
“新招？什么新招？”
棉裤腰眨眨那双喝醉的红眼，不再说话：“不让多嘴，赶明儿您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