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权力的问题上，曾国藩非常冷静，当退之时，干脆利落。其最大手笔便是裁撤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湘军。历史上“兔死狗烹”的惨剧太让他心惊了，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曾国藩便意识到已经到了决定生死的关头。所以给曾国荃写信说：“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颇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者极少，深恐我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时，或致连累弟等，谁无事时常以危汤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他的一位朋友窦兰泉在接到天京攻克的消息便对他说：“大功成矣，意中事也，而可喜也。顾所以善其后者，于国何如，于民何如，于家何如，于身何如，必筹之已熟，图之已预矣。窃尝妄意：图下所以为民者，欲以‘勤俭’二字挽回风，所以为家为身者，欲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此诚忧盛危明之定识，持盈保泰之定议也。”为了避免这场危机，曾国藩从容退让，裁撤湘军，放弃兵权，使朝廷消除了顾忌，而曾氏及湘军也得以保持兴盛之局。
但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出于无奈。早在准备裁撤湘军之前，他就写信给李鸿章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临终时，他也向李鸿章交代了两点，其中一点便是指此。他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慑于各方压力，解散了多支湘军，自坏长城，自己失去了坚强的后盾，导致“剿捻”无功。他让李鸿章记住自己的教训，万一有一天面临同样情况，千万不要像自己一样。乱世之中，军队切不可放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这番话无不透露了其权变的真谛，即权可让，势不可弱。
曾国藩言语之意极深，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一方面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农民军队并未完全被消灭，捻军在全国各处发动起义，反抗清廷，农民军视曾国藩为“屠夫”，为共同之敌人，所以他需要有支军队保护；另一方面，朝廷向来猜忌握有兵权的湘淮将领，特别是天京被攻陷后，各种舆论更是推波助澜，必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断无还手之力，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可能的“功高盖主者杀”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既窥见清廷的用心，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利。在老师的教诲下，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更是关乎个人宦海沉浮。于是他致函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君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就这样，曾、李达成默契，便使裁湘留淮成为定局。
可见，曾国藩深知官场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他认为李鸿章是自己的门生，有他在，就可保全自己的“势”在，也就不愁有什么变故发生。曾国藩的谋划可谓老道，李鸿章也果不辜负期望，在“剿捻”中迅速崛起，成为清廷颇为倚重的股肱汉臣。
韩非说：“天下有信数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有贲、育之强而无法术，不得长胜。”这段话讲的是成大事不可单凭蛮力、智慧或权势，而应因时、因事糅合三者之功。
把韬略与巧智合为一体
新官上任不烧火
——楚庄王韬光养晦三年不为
每个人在社会上忙忙碌碌，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可是老祖宗为什么却要说“烦恼皆因强出头”呢？这得从“强”字说起。“强”字在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勉强”，也就是说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却勉强去做某些事。固然勉强去做也有可能获得意外的成功，但这种可能性极小，通常的情况是，做失败了，折损了自己的斗志，也惹来一些嘲笑。第二个意思是“强力”，也就是说，自己虽然有足够的能力，可是客观环境这一“大势”和周遭人对你支持的程度这一“人势”却还未成熟。“大势”不合，以本身的能力强力“出头”，虽然不无成功的机会，但却要多花许多力气。
楚庄王即位时很年轻，在位之初，他并未像其他新君上任那样雷厉风行地点上“三把火”，而是不问国事，只顾纵情享乐。他时而在宫中饮酒观舞，时而带着兵卒、姬妾去云梦等大泽游猎，浑浑噩噩，整日整夜地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至于国家大事，他根本就不放在心上，而是任凭大夫们自行处理。见此情况，一些正直的大臣进言劝谏，他往往不加理睬，甚至还训斥一通。后嫌麻烦，干脆立了条规矩：若进谏，杀无赦，以至朝野上下都拿他当昏君看待。
一晃就过了三年，朝野一片混乱，但楚庄王仍无悔改之意。在此期间，他的两位老师斗克和公子燮利用庄王的不问政事，相互勾结，独揽朝政。先王在位时，斗克在秦、楚结盟中立有大功，由于没有得到相应的封赏，一直心怀怨愤；公子燮想当令尹，未能如愿，也愤愤不平。庄王即位后，二人狼狈为奸，串通作乱，为夺得子孔、潘崇二人的封地，故意让他二人挂帅远征舒人，暗地里却派出刺客追杀。结果没有成功，东窗事发后，潘崇和子孔回师讨伐，斗克和公子燮竟挟持庄王外逃。在庐地，当地守将戢黎截杀了斗克和公子燮，庄王才得以安全还都。可是就是经历了如此混乱的局势，楚庄王也仍寻欢作乐，不知悔改。
大夫伍参忧心如焚，再也忍不下去，冒死晋见庄王。到宫殿一看，只见纸醉金迷，一派奢侈，庄王左手抱着郑国的姬妾，右手搂着越国的美女，案前陈列美酒珍肴，面前是轻歌曼舞，沉醉在温柔乡中。庄王看到伍参进来，劈头就问：“你敢违抗我的命令，是不是想找死？”
伍参连忙赔笑道：“我不是来进谏的，只是有一个谜语，猜了许久也猜不出，大王天生聪慧，想请大王也猜一猜，也好给大王助助兴。”楚庄王这才放下脸，说道：“那你就说说看。”伍参说：“高高山上有只奇怪的鸟，身披鲜艳的五彩，美丽而又荣耀，只是一停三年，三年不飞也不叫，人人猜不透，实在不知是只什么鸟！”
古时候的人喜欢说各种各样的谜语，称作“隐语”，这些“隐语”往往有一定的寓意，不像今天的谜语这样单纯，因此，人们多用这些“隐语”来讽谏或劝谏。楚庄王听完了这段话，思考了一会儿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此非凡鸟，凡人莫知。”
伍参听后，知道庄王心中有数，非常高兴，就又趁机进言道：“还是大王的见识高，一猜就中，只是此鸟不飞不鸣，恐怕猎人会射暗箭哪！”楚庄王听后身子一震，随即就叫他下去了。
伍参回去后就跟大夫苏从商量，认为庄王不久即可觉悟，没想到几个月过去后，楚庄王仍一如既往，不仅没有改过，还越发不成体统了，苏从见状不能忍耐，就闯进宫去对庄王说：“大王身为楚国国君，即位三年，不问朝政，如此下去，恐怕会像桀、纣一样招致亡国灭身之祸啊！”庄王一听，立刻竖起浓眉，露出一副暴君的形象，抽出长剑指着苏从的心窝说：“你难道没听到我的命令，竟敢辱骂我，是不是想死？”苏从沉着从容地说：“我死了还能落个忠臣的美名；大王却落个暴君之名。如果我死能使大王振作起来，能使楚国强盛，我甘愿就死！”说完，面不改色，请求庄王处死他。
楚庄王等待多年，竟无一个冒死诤谏之臣，他的心都快凉了。这时，他凝视了几分钟，突然扔下长剑，抱住苏从激动地说：“苏大夫，我终于等到你了，你正是我多年寻找的社稷栋梁之臣！”庄王说完，立刻斥退那些惊恐莫名的舞姬妃子，拉着苏从的手谈起来。两人竟是越谈越投机，竟至废寝忘食。
苏从惊异地发现，庄王虽三年不理朝政，但对国内外事无巨细都非常关心，对朝中大事及诸侯国的情势都了如指掌，对于各种情况也都想好了对策。这一切使苏从不禁叹为观止。
原来，这是庄王的韬光养晦之策。他即位时十分年轻，不明世事，朝中诸事尚不明白，也不知如何处置，况且人心复杂，尤其是若敖氏专权，他更不敢轻举妄动。无奈之中，想出了这么一个自污以掩人耳目的方法，静观其变。在这三年中，他默默地考察了群臣的忠奸贤愚，也测试了人心。他颁布劝谏者死的命令，也是为了鉴别哪些是敢冒杀身之险而正直敢言的耿介之士，哪些是只会阿谀奉承，只图升官发财的小人。如今，三年过去，年龄已长，经历已丰，才干已成，人心已明，他也就露出庐山真面目了。
第二天，他就召集百官开会，任命了苏从、伍参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大臣，公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还采取了削弱若敖氏的措施，并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犯人以安定人心。从此，这只“三年不鸣”的“大鸟”开始励精图治，争霸中原。
在他开始治理楚国时，楚国正遇上了大灾荒，四周边境又遭进攻。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击败了庸人的进攻，争取了群蛮及巴、蜀等小国部族的归附。尔后整顿内政，国家开始富强，他善于纳谏，重视用人之长，改革政令制度，尤其是改革兵役制，使楚国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后来，庄王平定内乱，对外则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且从其所作所为及对霸业的认识水平来看，在五霸之中都应该算是首屈一指的。
楚庄王的韬光养晦并非是在受到失败与挫折时被迫进行的，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未来而主动地进行的。把权力束之高阁，任由下属各行其是，随意时势自然发展，这是一种权力无为。一般来说，这是一种失职的表现。所以，在常人看来，新官上任三把火，有权就要用，而且必须是立竿见影，权到成功。但楚庄王却另有绝招。作为新君，他上任以后不是立即着手整顿朝纲，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这真让人捉摸不透。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却让楚国的许多问题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对楚国的官员也有了深入的了解。这样的权力无为，为自己后来的大有作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多少有点阴谋术的味道，但仔细想来却似乎又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许多时候，聪明的领导者并不急着表现自己，更不会拿着权杖到处挥舞。他会适当地退到幕后或者边缘，冷静观察，或者潜下心来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便真正搞清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人和事的基本状况，然后对症下药，开展工作。有的时候，某事物刚刚萌芽，一时还看不出其实质和发展趋势，在这个时候，最好是像楚庄王那样，假装糊涂，静观待变。
这就是管人中的较高境界——无为而治。我们这里所说的无为而治，并非只是单纯地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干，什么也不说，放任自流，而是要求领导能从大处着眼，把握大局，将下属导向适当的方向，以包容人的理念，不让下属意识到自己只是被驱策的工具。
如果一个领导者能做到表面上好像什么也没做，但是他的意志在组织里能得到顺利贯彻执行，这是最为优秀的管理者。下属虽然时时知道有这么一个领导，却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活动，但是这个领导可以积极地发挥领导作用，取得显著的成效，这种领导技艺才是高超的领导方式。
欲擒故纵最厉害
——崇祯忍而不发后除魏忠贤
古人云：“欲抑之，先必张之；欲擒之，先必纵之。”欲擒故纵是为了制服对手，先故意放纵对手，使其解除思想戒备的一种策略。当然要想一举成功，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纵”要放得开，使对手深信不疑；二是注意“纵”的目的是为了“擒”，在对手猝不及防时为我所擒。在中国历史上，深谙此道的权变大师俯拾即是。
明崇祯帝朱由检刚即位时，朝政大权早已被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长期把持。这些人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滥施淫刑残害忠良，敲诈勒索搜刮民财。其势力之强大、心肠之狠毒、手段之恶劣，“均达峰极”，致使“天下骚动，人心离散”。
阉党不除，难以平天下，甚至可能连自己的地位都难保。然而要除阉党，谈何容易！如何去办，总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思来想去，朱由检决定先试探一下魏忠贤对黜阉的敏感程度，于是遣散了近侍中的几个阉党分子，罢免了与魏忠贤关系较密切的崔呈秀。果然，魏忠贤非常敏感，获悉后马上上言：“圣上，东厂（朝廷所设的特务机关）乃是极其重要之地，老奴难当此任，还是请皇上另择贤才吧！”朱由检知道“打草”已惊了“蛇”，只是现在还不是打“蛇”的时候，只有先把他稳住再图后事，于是便说：“朕刚即位，正需你这样功德无量的老宦替朕把持朝政，你若不干，大明的江山岂不倾斜！”魏忠贤听后稍安，却并不“定心”。朱由检为了进一步稳住魏忠贤，又送给他一颗“定心丸”：“你辅佐我的皇兄（指前任皇帝朱由校）劳苦功高，不过卿是内臣，无法封赏爵位。朕想封卿的侄儿魏良卿为太师，晋升为宁国公，并赐铁券，作为对卿的酬劳。”魏忠贤此时才喜出望外：想那“太师”乃是正一品的最高官阶，“公”又是皇族以外最高的爵位，这“铁券”可是与国同休的，何愁天下将来不姓魏！朱由检见魏忠贤高兴，他也心中暗乐。就在魏忠贤洋洋自得地过着舒心日子的时候，朱由检却巧妙地开始“拆帮儿”了：逐渐地给魏忠贤的心腹发以“重任”而调离京城。
一切准备停当，朱由检开始“动手”了。一日，魏忠贤还在家里做着他的美梦时，突然被人摇醒：皇上又要召见您了！“什么事？”“大概是又要封赏您了吧！”魏忠贤高兴地奔向朝堂，没想到这次不是听封赏的圣旨，而是内侍宣读弹劾他的奏章。奏章读毕，圣旨下：“……念多年侍奉先皇，免死，降为凤阳祖皇陵的烧香太监，即刻动身！”魏忠贤被校尉押解着出了京城。他越想越窝囊，走到半路便上吊自杀了。
“擒贼先擒王”，“王”既被擒，剩下的就好办了。该杀的杀，该革职的革职，就连有“铁券”护身的魏良卿也照样人头落地。
朱由检启用智慧，经“探、稳、拆、黜”几个步骤，终于割除了阉党，使政权相对地稳固了。
由此可见，用权固然要猛，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使用强权，更不一定始终强硬到底。有时也要注意韬光养晦，积蓄自己的有生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要领导者“骑墙”，“顺风倒”，“不为舆论所左右，不为压力所屈服”，更不是要领导一意孤行，惟我独尊，而是要采取一种“忍”的处世之道。
坚忍，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心理能量；坚忍，是一种积蓄力量，待机而发的战略战术。《忍经·修炼篇》中引《吕氏童蒙训》说：“当官以忍为先”。“忍”这简单的一个字，却是人生间众多道理的关键。
狠的时候让人心跳
——曹操为安军心借头抚众
据《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欲称帝于淮南，使人告吕布。布收其使，上其书。术怒，攻布，为布所破。秋九月，术侵陈，公东征之。术闻公自来，弃军走。”袁术逃跑之后，留下部将李丰固守寿春。两军对垒，曹操想催促军队速战速决，但李丰等料其17万大军日耗粮巨大，诸郡又连年饥荒大旱，粮草必定接济不上，遂闭门坚守不出，如此相持数月。果然，曹操军队在粮草供应上难以为继，后虽从孙策处借了粮米10万斛，但仍不能满足军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