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贤才大多都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的心理，如果领导者想揽为己用，就必须具备礼贤下士的气度，如果一味采取“顺我者用，逆我者除”的方针，则只能得到奴才或庸才，而失掉真正的人才。
东汉末期，战火风云四起，在众多的割据势力中，刘备起兵较晚，势力最小，一直寄人篱下，没有一块稳定的地盘。尽管他身边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批忠心耿耿的骁勇战将，但是缺乏一个运筹帷幄、把握全局的军师，故而始终打不开局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也就是在他“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后才有了历史性的转变。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素怀大志，博学多才，关心时事与政局变化，经常将自己比作管仲与乐毅。知其者皆称他为“卧龙”，对他的才干极为叹服。
刘备偶得谋士徐庶相助打了几场胜仗，却被曹操施计将其逼走。徐庶有感备之情意，临别之际向他推荐诸葛亮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说：“君与俱来。”徐庶回答：“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言下之意，诸葛亮非比常人，是一位自尊自负的贤才，你必须亲自去请才行。
于是，刘备与关羽、张飞兄弟三人备厚礼同往隆中拜访诸葛亮。
第一次去，只见到了守门童子，诸葛亮却杳无踪迹。问童子，童子却说，先生清早便已外出，踪迹不定，不知去往何处，也不知何时归来。刘备兄弟三人只好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数日之后又前往拜访，是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刘备一行顶风冒雪来到隆中卧龙岗，哪知在家的却是诸葛亮之弟诸葛均，又未得见。无奈，刘备亲手写下一信，说：“玄德久慕先生高名，两次前来，均未遇而回，无限惆怅失望。”信中恳切陈述了自己忧国忧民之心，表达了无限仰慕之情，表示还会再来求见。
次年春季，刘备择吉期，更新衣，斋戒二日。当时，关羽认为以刘备的身份，两次前往拜谒，其礼已是不菲，并猜想孔明肯定是徒有虚名而无真才实学，故意避而不见。张飞更是烦躁，直说不用刘备去，他自己去用一条麻绳捆来便是。然而刘备却用古代周文王及齐桓公敬贤之事开导两位结义兄弟。这次前往，孔明虽然在家，但守门童子却说先生在草堂上昼寝未醒。刘备不忍打扰，不让通报，竟拱立阶下耐心等候。童子欲通报，刘备仍坚持不让惊动，直站立候了一个时辰，这位卧龙先生才起身下堂，接待了刘备。
诸葛亮素知刘备是汉朝宗室中的俊杰，又见到他如此诚意求贤，觉得他是个可以辅佐以定天下的明主。于是，与刘备促膝而谈天下大势，详细分析了各方势力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为刘备谋划了南取荆州，西据巴蜀，联吴抗曹，三分天下，进而一统的策略。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刘备闻言，颇为赞赏，顿时拜谢不已，并诚心恳请诸葛亮出山相助，以致“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孔明感其至诚，当即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随后，诸葛亮与刘备同归新野，刘备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朝夕请教，并委以重任，拜为军师。这时，关羽、张飞都认为诸葛亮没有立过汗马功劳，只会空谈，对刘备的做法表示不满。刘备向他们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
诸葛亮确实没有辜负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在他的辅佐之下，刘备终于扭转了以前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按照诸葛亮提出的战略方针，与孙权结为同盟，在赤壁一战中击败曹操的百万大军，随即又通过外交手段取得荆州作为立足之地。以后，刘备又进取益州，终于建立起蜀汉政权。
局势的发展变化，充分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刘备讲请出诸葛亮犹如鱼之得水，这一点都不过分。而诸葛亮对刘备的至诚礼遇也矢志不忘，终身报答，即使在刘备去世之后，仍南征北战，欲图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备之所以能够由弱变强，扭转局面，是因为得到诸葛亮这位贤才的辅佐。然而他能够得到诸葛亮，关键在于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刘备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知道诸葛亮是一个能够帮助自己成大业的难得人才，所以他在求贤过程遇到挫折时，不顾关羽、张飞的埋怨，放下架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往拜谒，以诚示人，以礼待人，终于打动了诸葛亮，这才有了“隆中对”，做出了争雄天下的重大决策。
欲求贤才，必须礼贤下士。但要真正办到这一点，却又极不容易。从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的经过看，礼贤下士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礼尊。孟子有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帝王和政治家往往通过谦让恭顺、虚怀若谷、尊敬贤才、礼貌待人、问病吊恤等形式和方法，表现出对贤能之士的礼尊，从而达到争取人才的目的。前文所述刘备“三顾茅庐”而得诸葛亮，即其一例。二、重用。许多贤俊决定自己去留的条件往往是“言听计从则留，不从则去”。如韩信，在项羽手下不过是个持戟侍卫的郎官；而到了刘邦那里，在萧何的力主下，被封为大将军，从此死心塌地为刘邦东征西讨。后来，蒯通劝韩信三分天下，韩信马上拒绝，并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不用，故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刘、项之得失显而易见。三、政策得人心。争取贤能，人才管理方法（如礼尊、重用等）的正确应用固然十分重要，但更为关键的还是所奉行的政策必须得人心，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如商朝末年，商王纣荒淫无度，暴虐民众，以致民怨沸腾，贤才匿迹。与之相反的是，周文王待民宽惠，在其所辖范围内推行保民政策，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在文王仁政的感召下，大批贤士仁人不招自至，云集周围。
现代社会，人才成了各行各业发展的能动因素。可以说，一个企业要想有所发展，必须造就和吸引一大批人才，而这对管理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有了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想得到优秀人才，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素质，做好本职工作，创造一个能发挥人才作用的良好环境，才能吸引有所作为的人才与之共同奋斗。那么领导者自身魅力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第一，道德高尚。由于领导者大都掌握一定权力，所以要耍一耍权威大概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一般来说，单凭权力只能吸引那些趋炎附势之徒，而真正的贤能之士并不会买账。贤才对那些只凭权力的领导虽然也能够服从，但对领导者个人却总是敬而远之的。他们对于领导，固然不能无视他手中的权力，但是更看重他的思想和人格。因此，只有那些本身道德高尚，有较高声望的领导者，才能成为众望所归的干部，大家才愿意跟着他干工作。
第二，大度容人。胸中天地宽，常有度人船。作为领导者大度容人，首先要容人小过，容人小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于他人的小过，需要有点糊涂。宽小过，总大纲，以纲行律己，不以纲行取人，这些都是值得记取的经验之谈。相反吹毛求疵，就会失去含弘气象，这样是最容易失掉人心的。另外，领导者大度容人还要善于容纳异己。容人的要害之点在于容异，就是能容纳不同意见的人。领导者只有做到对人宽宏大度，容人以德，才能感人肺腑，令人尊重，也才能吸引大批贤才。
第三，学识渊博。领导者的魅力不是领导权力带来的，而是凭其本身学识才干赢得的。没有学识才干，有了权力也不会产生多大威力。一个领导者只有具备所管业务的具体知识和懂得领导工作的规则等，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拥戴，贤才才有可能向你靠拢。
第四，重视、尊重人才。即降低身份，敬重上级，提拔群士。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尊贤思才、礼贤下士的逸事掌故，至今仍被人们传为美谈佳话，周公姬旦“一出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魏文帝“思贤甚于饥渴”，他对陈群“待以交友之礼”。这些有作为的帝王将相之所以获得了大批治国安邦的贤才能士，使之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正是由于礼贤下士的结果。实践证明，只要领导者放下架子，求才若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实践中树立礼贤下士的形象，他的身边就会吸引大批人才。
有一双慧眼就等于成功
——唐太宗纸上慧眼识马周
用人必先识人。用才是艺术，识才也是艺术。
如何识别人才，除了要有一颗热心，还要有一双慧眼。因为有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古时有的官僚显贵动辄养食客三千，偶有可用者即可满足。现在则不同，什么都讲究效率，“精兵简政”反而成了管理科学的一条重要原则，一个机构、一个企业哪能养那么多闲人？这就要求用人者必须慧眼识真才，把真正的人才选拔上来，把俗才、庸才淘汰下去。
古人云：“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说的是：琢玉的匠人最担忧的是像玉一样的石头；相剑的人最担忧的是有像吴干那样的劣剑。这两句话常被用来比喻忠奸相混，贤愚相杂，不易识别。
事实也正是如此，人才在未识之前，如“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外攀未驰，与骛马相杂。”即好玉没剖出来时与瓦石相混在一起，如同一类；千里马没有奔跑时，与跑不快的马杂混在一起，分不出好坏，这就需要良工巧匠那样的贤能之士，才能识别其优劣。也就是说，“终是君子材，还思君子识。”贤明的人才，终究要贤明的人去发现。平凡之人，又怎么可能发现杰出的人才呢？
历史经验也证明：“高世之器，非浅俗所能识也。”唐太宗李世民也正因为具有一双慧眼，才识得了马周这样一位治世之才。
马周，山东博州在平人。自幼父母双亡，家贫如洗，年过而立，尚未娶妻。但勤奋好学，精通书史，志气谋略，件件过人。他曾在博州做过助教，后因酒后失言受责，愤而出走，西游长安，成了中郎将常何家的一名食客。
时值唐太宗李世民广开言路，令百官上书批评时政。常何出身行武，带兵打仗虽堪称英杰，但是论经书则一窍不通。为遵循圣意，他只好下商马周，请其代笔。马周凭其雄才大略，连夜挥毫，代常何言论20余事。次日，当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件件言简意赅，有根有据，完全符合自己的意图，真是又惊又喜。但他突然意识到：常何是位武将，读书甚少，按理是写不出这样剖析入理、文从字顺的奏章的。于是，便问常何：“此等见识议论，非卿所及，卿从何得来？”常何急忙禀实上报。太宗大喜，忙宣马周上殿。太宗随即问了他几个问题，马周对答如流，句句切中要害。太宗断定他是位人才，就令他先在门下省供职。
贞观十一年，太宗想明确规定长孙无忌等14位功臣的职位可以世袭。马周上书阻谏，说：“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太宗认为言之有理，便收回成命。不久，太宗想去离长安数百里远的九成宫避暑。马周得知后又上书阻谏，说：“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清之礼，窃所未安。”太宗看后，深以为是，于是罢行。
久而久之，太宗认为马周识大体、顾大局，敏感性强，又办事公平，且勇于发表意见，于是先后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最后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要职，成为贞观时期著名的枢要大臣。
马周作为一个穷困落魄之人而如此发迹，他既无裙带关系可资攀附，又无资荫关系可藉恩赐，全因唐太宗求贤心切，爱才如宝，慧眼识英，用才如器，所以才使一代奇才尽显才华。若无太宗自任伯乐，马周这匹良马也就只好湮没人间。对此，欧阳修评论说：“周之于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对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法？”
识人之慧，首先表现在正确的用人标准上。认识和选拔人才，需要在细微之处用心观察，见微而知著。
其次要有识才的好本领。有的人含而不露，等待知遇之人，有的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只好暂时埋没着，有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将有多大的潜力。这都要靠用人者有爱才、求才的迫切心情，有细微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有不拘一格的选拔和使用人才的魄力，有长时间观察、考验人才的耐心，有不怕纠正在识别和使用人才上失误的胆量。
另外还要在实践中通过业绩来识别人才，而不能仅凭一些空言大话的表象，或是只凭文凭、评语、档案以及主观随意性较强的东西去识才和选才。
一个精明的领导者只有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才能从芸芸众生中撷取自己所需的各类人才。而要达到这一点即科学地识别人、选拔人，则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首先要全面地看人，把人的各个方面的表现、情况联系起来，从而把握其本质和主流；其次要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读人，人在实践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注意人的各方面的动态变化和趋势，看到人的潜力和发展前途；最后要在实践中验人，听其言、观其行，重实际表现，特别是要注意人在关键时刻的表现，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烈火识真金，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