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长补短是良方
——雍正用人所长施新政
人才之性，各有长短。古语有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食人间烟火，必有红尘之恋。大凡那些优点越突出的人，其缺点就越障目。“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清人顾嗣协形象生动地告诫人们，用人一定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如此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战国时的卫国是一个经常受到周围大国侵扰的小国。有一天，子思对卫侯说：“苟便是一个能攻善战的人才，他可以统帅大军五百乘。”古时一乘战车有驷士3人，步卒72人，500乘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了。卫侯说：“我早就知道苟便有统帅军队的才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军。可是你不知道，他曾经在做官时，在老百姓那里搜刮了两个鸡蛋吃了，所以我不用他。”子思虽觉好笑，但仍委婉地对卫侯说：“依我看，古往今来的贤明君主，他们选用人才好像木匠用木材一样，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几抱粗的木和材，是相当好的木料吧，中间可能有几尺已经腐坏，但是高明的木匠并不是把整个木材扔掉，而是选用其中部分好料。选用人也是这样。现在战国纷争，诸侯征战，非常需要有才干的人才。各国都在招贤纳士，卫侯您却因两个鸡蛋的问题而把一个能率领千军万马、能攻善守的将军丢弃不用，这样的事最好不要让邻国知道啊！”卫侯听了这番话，笑着对子思说：“我明白了，愿意接受你的指教！”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十全十美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一般来说，识人之短容易，识人之长、能说人好话并非易事。作为领导者，就是要以求贤若渴的态度，从大处着眼，从长处着眼，看人的本质、主流。日本松下幸之助说：“用人就是要用他的勇气，必须尽量发掘部属的优点。当然，发现了缺点之后，也应该马上纠正。以七分心血去发掘优点，用三分心思去挑剔缺点，就可以达到善用人才的目的。”
现代社会，专业分工日趋复杂，不要说古代的“通才”早已不存在，就是在某一领域也难以找到一位“万事通”，因此，对领导者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尽其才，这就要求领导者能够对人才避短用长。
历史上那些明君贤臣和具有卓识远见之士，用人时都非常强调看主流、观本质，而不计较某方面的“过失”，这样就聚集了一大批各具特长的人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道理，说起很简单，但为什么有些领导者遇到具体的人事时，就常常横挑鼻子竖挑眼呢？个中原因很复杂，但就其用人思想而言，主要在于不能辩证地分析看待人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求全责备所致。
清雍正朝涌现过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如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以及封疆大吏鄂尔泰、李卫、田文镜等。他们各施所长，使略显颓势的清王朝重新走上正轨，为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代名臣。如果仔细察看一下这些人的经历，便可知道，他们在康熙朝皆还是默默无闻，正是由于雍正帝能察贤辨才，并避其所短，用其所长，敢于把他们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使他们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其中，雍正帝大胆起用李卫，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李卫是雍正朝的一位“督抚模范”，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靠捐资入仕，被任命为兵部员外郎。按说，这种非科甲出身的官员，在当时那种极重出身的时代，是不大可能受到重用擢升的。然而雍正帝在提拔官员上却没有严格的惟出身论，他曾说：“国家用人，当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朕即位以来，亦素重待科甲。然立贤无方，不可谓科甲之外遂无人可用。”正是因惟贤论，李卫才被雍正帝所看重。当然李卫受到雍正帝的重用，还在于他本人有着突出的优点和超人的才干。
李卫个性极强，其突出的优点是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办事一向以国事为重，雷厉风行。康熙末年，李卫任户部郎中，负责钱粮入库诸事。当时一个亲王主管户部事，指令户部每收钱粮1000两加收平余10两，李卫大胆谏阻，但亲王不听，他便准备了一个大柜子，内蓄其钱，外写“某王盈余”，置于户部东廊下，使其贪赃行径暴露于众，结果把那个亲王弄得非常难堪，遂不敢多收以饱私囊。这件事被时为雍亲王的雍正看在眼里，他很是欣赏李卫不畏权贵的胆量、敢于任事的作风，因此，即位之后便擢升李卫为云南盐驿道。
李卫不论办什么事情都是勇往直前，有一股不干出名堂誓不罢休的拼劲儿。李卫放任云南盐驿道时，盐务废弛，百弊丛生。他一上任便严肃法纪，重整盐政，并毫不留情面地劾罢了多名不法官吏，通过大刀阔斧的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得云南盐务肃清。雍正对此非常满意，大加称赞李卫，并不断加以提升，委以重任。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升云南布政使，三年（1725年）擢浙江巡抚，四年（1726年）兼理两浙盐务，五年（1727年）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1728年）兼理江苏盐案，七年（1729年）加兵部尚书衔，复加太子太傅，十年（1732年）署理刑部尚书，寻授为直隶总督。不到10年便升至人臣之极，可见雍正帝是何等的倚重李卫，但李卫亦不负雍正所托，所到之地，都能顿见成效。
当然，李卫并非完人，其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李卫是个“粗人”，生得膀阔腰圆，武功很好，但文墨不通，奏折多让人代写。他生性骄纵跋扈，往往不合法度，对上粗率无礼，往往直称上级“老张”、“老杨”，对下又尖酸刻薄。因此，与上下左右的关系比较紧张，经常有人向雍正帝告他的状。对这样一个优缺点都十分突出的人，雍正帝并不求全责备，而是用其所长。李卫调离浙江之后，仍干预浙江事务，被后任浙江总督周元章密参。雍正帝就此批道：“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也，何必介意。朕取其操守廉洁，勇敢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为政之颓风耳。除此他无足称。”这段话反映了雍正帝对李卫的基本评价，即勇于任事，大节好；但粗率狂纵，不注意小节。同时也阐述了重用李卫的原因，即取其大节，发挥其优长，并以他为榜样，教育那些无所事事者，以改变为政的颓废风气。
雍正帝用李卫之长，可以说是真正的信任与重用，但同时对其短也不断地进行批评教育，望其悔改。人们可以从《朱批谕旨》的《李卫奏折》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李卫刚提升为云南盐驿道时，为了使李卫弄清刚直与傲慢的区别，雍正帝告诫说：“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弗相交涉。汝宜勤个者，惟‘涵养’二字最为切要，务须勉为全人，方不有负知遇殊恩，竭力操持可也。”直至晚年，雍正帝仍教育开导李卫说：“谨言之戒，朕屡经谆训，不啻再三。丈夫立身行自己，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进德修业之可期，向后当竭力悛改，时自检点，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则谤毁不弭自消矣。惟口出好兴戎，可不慎诸！”李卫正是在雍正帝的充分信任和谆谆教诲下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成为雍正朝最著名的三位封疆大吏之一。
用人，贵在善于发挥人才之所长，对其缺点的帮助教育，固然必要，但应居于次。而且帮助教育的目的，也是使其短处变为长处。俗话说：“没有没有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如果只看短处，则无一人可用，反之，若看人长处，则无不可用之人。因此，在用人上切不可斤斤计较其短处，而忽视了挖掘和使用其长处。
其实，人们的短处和长处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许多短处之中可能蕴藏着长处。在人才使用上，不仅要用其所长，更要“短中见长”，扬长避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就不能做到知人善任，善于用人。
事业为本，人才为重，人事两宜是用人的重要原则。人事两宜，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按照需要，量才使用。社会的发展不仅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而且也为发挥人才的作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积压人才，用非所学，不把人才分配到最能发挥其专长的地方去，强人所难，就会影响事业的发展。其二，要了解人，不但要了解得彻底，还要有全面的观点，在使用人才时要职能相称，量才适用，适才所适。人才是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要做到大才大用，小才小用，使相应的人才处于相应能级岗位，把人的才能、专长和岗位、职务、责任一致起来。
另外，在选人用人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全局，教育人们服从需要和分配，而且必须考虑人才的志趣、特长、气质、能力，做到合理使用，让每个人去干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为他们提供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和机会，不要强人所难。这样既能避免大材小用，造成人才浪费，也能避免小材大用，才不称职，贻误工作。
用人不能有疑心
——崇祯自毁长城食恶果
所谓用人不疑，自然是指对部下的能力不存怀疑，更重要的是，一，既把工作交付于人，就不应该再抱怀疑态度，而应给以完全的信任，放手让人去干。其二，由于主观的、客观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下级工作失误，领导者可能会终止信赖行为，但对人的信赖不能终止，还应给予另外的全权责任。要做到这两条，领导者应该在五个方面切断自己的后路，以使下级在心理上、感情上、行动上，与领导者建立起交融与共的亲密关系。
1． 断疑人之路。领导者与下级之间的信任危机，大多是在好事者、多疑者、挑拨者、离间者向领导者进言之时发生的。此时如果领导者对言论对象没有切实的信任，那么，在这种时候，信任感往往是要动摇的。批驳进谗者，继续信任，则得人心。否则失去信任，终止信任行为，信任感就没了，人才便由此与你若即若离，或离你而去。
2． 断知短之路。用人在于扬长避短。扬长用长是用人的最佳方法，也是避短的最好途径。作为领导者应该了解下属的短处，以便避短就长，还可适当引导，缩短助长。但是，当有人进谗别人的短处时，则应避而不听、断然拒斥。即使听到他人议论下属短处，也应淡然处置，不予理睬。这种冷处理，一是表明领导者用人不疑、坚定信任的态度，二是不让杂言碎语干扰自己的用人部署，三是可以净化用人环境，让人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
3． 断知情之路。在某些情况下，主要是下级发生了有负于自己的错误行为时，作为领导者在已经察觉的情况下，可以断绝自己进一步了解或彻底调查的知情之路，漠然处之，不追不查，以此感化下级，促其反省。这不但是用人的最高境界，也充分显示出领导者的魄力。曹操在与袁绍官渡之战时缴获了许多部将写给袁绍的效忠信，这些人想给兵败时的自己留下退路。但曹操获信后看都没看一眼，就令人付之一炬，以断人后顾之忧，也断了自己的知情之路。这可称为经典一例。
4． 断失职之路。一些领导者之所以不敢大胆用人，除了作风不实，缺少了解人的基础性工作外，重要的原因是怕用错人担责任。应该说，这主要还是气魄、胆识、意识问题。所谓断失职之路，就是不去考虑个人承担责任之事，横下心来用人之长。
5． 断失误之路。领导者用人还有一个担心，怕下级发生过错，造成大的损失。这会带来三个后果。（1）舆论，上级会认为这是领导用人失当，应负领导责任；（2）造成损失，给工作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3）会给直接负责者处分。实际上，过失、错误人人会有，关键是要分清是什么问题。是质的还是量的，是主流的还是支流的。对损失也不能只看绝对数量，而要比较损失在失误者整个工作中的分量。如果他确有大的成绩，损失只占较小的比重，即便在绝对数额上有十万、百万，那还是不足为怪的。至于对失误者的处分，如果端正了认识，许多处分也实是庸人自扰。
当然，对人才“信而不疑”还有一个关键点，即保持头脑清醒，不轻信谗言。特别是听到一些闲言碎语或不堪入耳的“群众反映”时，领导者应认识到“树大招风”、“不招人妒是庸才”的道理，警惕专门说长道短、搬弄是非的“小人”，千万不能因少数人的流言飞语而左右摇摆、疑虑重重，轻信嫉贤妒能的不实之词。历史上就有不少君主偏于私念，多疑信谗，毁坏贤才，丧失良佐，导致了国破身亡。明朝崇祯帝冤杀袁崇焕就是用人而疑的典型代表。
袁崇焕是明末抗清名将，夙有立功边关的雄心壮志。他筑宁远等城，屡次击退后金的进攻。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在宁远大捷中击败努尔哈赤，终使之因伤毙命。次年又在锦宁大败皇太极。然而朝廷阉宦魏忠贤却弹劾袁，袁心寒而告病乞休，卸职回籍。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后金欲攻打锦州以打通山海关之路，形势日急，崇祯仍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崇焕鉴于此前名将孙承宗受人排挤、郁郁不得其志的历史教训和自己受贬的经历，预感到个人受命后前途可畏，遂大胆向皇帝陈言：“以臣之力，制金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巨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袁崇焕最后痛心疾首地说：“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崇祯帝立即赐予尚方宝剑，叫袁崇焕不必担心，一切皆便宜行事。然而，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袁崇焕并非杞人忧天。
次年十月，皇太极亲率数十万大军避开袁崇焕，入喜峰口越长城，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奉旨亲率大军，从山海关回兵驰援，大败皇太极于广渠门外。皇太极为了置袁崇焕于死地，施用反间计。金军以耳语闻于明被俘之二宦官，云：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以马上成功。时杨太监佯卧，窃闻其言。皇太极命放走杨太监，告于崇祯帝，崇祯信而不疑。
当时，以当朝首辅温体仁为首的一帮奸臣也大肆诬陷袁崇焕“通敌谋反”，与皇太极订有“城下之盟”。阉党余孽则雇请一些不明真相的文人墨客大肆宣传袁崇焕是“汉奸”，勾结后金反明朝。生性好疑的崇祯帝，外轻信于后金的反间计，内惑于奸臣的流言飞语，违背自己的许诺，马上下诏将袁崇焕逮捕入狱。袁崇焕下狱，辽军将士放声大哭；关外吏民也“日诣督辅孙承宗，号哭代雪”。有的则冒株连的危险，上书《白冤疏》，称袁崇焕“义气贯天，忠心捧日”。但崇祯执迷不悟，将袁崇焕斩杀于菜市口。
后金闻听崇祯自毁长城，欣喜若狂，连年入塞，所掠甚多，不过数年，辽东半岛尽陷。当李自成攻入北京时，这个多疑的皇帝身边只剩下一个贴身太监，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终自缢在北京煤山。
可见，用人，必须给予充分信任，否则绝难用好人。用人不疑，就是既任之则信之，放手让他在职权范围内自主决策，充分相信他的聪明才智。若已授权，却又放心不下，事事“犹抱琵琶半遮面”，横加干预，轻则使下属有职无权，无法放手工作，挫伤其积极性，影响事业顺利发展，重则误国误民，害人害己，重蹈崇祯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