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H·雷伊·瑟伯上校正在船舱里理发。他冲了出去，站在舰桥上，看到低空飞行的飞机正朝着他全速飞来。
不一会儿，他看到了飞机上扔下来的鱼雷。鱼雷撞击水面溅起了浪花，航迹直朝着“蓝雁”延伸。瑟伯吼叫着命令采取规避动作，但是已经太迟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响起，舰身猛烈地摇晃起来。鱼雷撕开了靠港口一边的船身，凿了一个大约20英尺见方的大洞。
“命运女神”喜怒无常。“蓝雁”那看似刀枪不入的传奇经历最终还是被终结了。60名高级船员和水手遇害，其他许多人受重伤。
然而，这艘勇敢无畏的船并没有沉没。它自己吃力地驶到了相对安全的海滩浅水区。
当美国士兵在刚解放的菲律宾土地上挖掘散兵坑以度过他们在此地的第一个夜晚时，莱特湾的海军官兵们的忧虑却在不断增加。他们知道日本空军还会再回来，会在夜色的掩护下发动新的攻击。
几百艘静止不动的舰船突然接到一个命令：“开始制造烟雾!”很多船上的蒸汽发生器开始卖力地制造浓厚的烟雾，以笼罩矗立的舰队。这一行动一直持续到午夜。如果说厚重的烟雾可以掩罩住整个舰队的话，那它也足以给防空炮手带来极度的紧张不安。
扩音器里传出来的是循环播放的警告：“闪烁的红光!闪烁的红光!”(这是不明飞行物靠近的警告)结果更加增大了这些炮手的紧张程度。事实上，一架飞机也没有见到，但几个炮手发抖的手指控制不住开了火一一对着莱特湾的美军船只。
不知道是哪艘船上发出来的一颗20毫米的炮弹掠过已经负伤在身的“蓝雁”。在“自己人的炮火”下，“蓝雁”舰上5人丧命、11人致伤。
“婴孩营救队”
自诺曼底登陆作战开始之日起，西方盟军被围困了6个星期以后，终于突破了“桥头堡”。陆军中将乔治·S·巴顿率领的第三集团军滚滚向东，经过巴黎城郊往南，不顾一切地向南锡进军，那里是法国一座拥有20万人口的城市。
1944年10月中旬，就在巴顿的先头部队日益抵近这座城市的时候，很多忧心忡忡的家长，为了安全起见，把他们的小孩送到了南锡城外的一所学校里。在巴顿的先头部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使80多名2～6岁的南锡孩子陷入了美、德两军阵前“无人区”的险境之中。
第三集团军的一个连长、上尉乔治·施耐德尔觉察到了潜在的灾难性形势。他召集志愿者来营救那些无助的、无疑已经吓坏了的孩子们。
施耐德尔和10名志愿者消失在无人区的夜色之中，向学校所在地前方半英里处摸去。美国大兵原以为随时都有被机关枪扫射的可能，但是他们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
营救队员偷偷潜入了漆黑一片的大楼，受到了四名在此照顾孩子的法国护士的欢迎。借着两支蜡烛的光线，孩子们呆呆地看着突然出现在这个不祥夜晚的“幽灵”们。即使是在炮声震动大楼的时候，孩子们也只是呜咽了几声而已。
好像完全是按照剧本早已经排练好了的那样，每一个士兵提起两个最小的孩子放在臂弯里。另外有一个小孩子骑在大兵的肩膀上。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则按照嘱咐抓紧士兵的短上衣和腰带。
这支队伍排成一行走出了大楼。不一会儿，这里那里的照明弹将地面上的一切照得透亮。美国大兵笨拙地扑倒在地，尽量小心地不伤着孩子们。炮弹开始在他们周围炸响。可是没有一个孩子哭或是发出尖叫声。也许他们是太迷惑、太惊恐，以至于出不了声儿。
当照明弹的彩虹色闪光消失之后，施耐德尔队长用刚好能听见的声音小声说：“走!”在黑暗中艰难地跋涉了几百码之后，这些美国人听到了一个声音在喊叫：“站住!谁在那里?”
施耐德尔低声给出了暗号，队伍继续向美军所在方向行进。不久，队伍来到了战地医院，一身脏兮兮的、胡子拉碴的、几乎已经筋疲力尽的大兵们轻柔地把他们那已经熟睡了的小伙伴儿放到了床上。天刚破晓，孩子们回到南锡父母的身边。
这只“婴孩营救队”是无与伦比的。美国士兵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如此之多的、既不认识也永远不会再见的孩子们，这或许是惟一的实例。
飞来横福
1944年秋，绵延荷兰北部到瑞士南部边境的整条战线上，由于天气恶劣、补给线漫长和德军的顽强抵抗，西方盟军几乎是止步不前。此刻，巴黎市郊装饰奢华的凡尔赛宫中、西方盟军司令部里，最高统帅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急切地想得到有关阿道夫·希特勒第三帝国目前国内动静的情报。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一个决定作出来了，派人秘密潜入这个世界闻名的极权国家。策划这一次奇特而又复杂的间谍行动的是32岁的威廉·J·凯西、欧洲秘密情报机关的头目。他的办公室设在伦敦的格罗夫纳街，他的情报组织是美国的间谍机构“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分部。
潜入纳粹德国的心脏地带需要超常的勇气和智慧，这也是谍报人员必备的素质。他们可能会被直接地空投到德国的武装部队和心怀敌意的数以千万计的平民当中。而且，凯西指派的间谍将自己摸索着走出“困境”，也就是说，地面没有接待站提供给他们安全的住所和当地形势的信息。
1945年3月，一个化名“阿德里安”的波兰人在德国心脏地带的奥格斯堡附近从一架运输机中跳出来。他身上携带着伦敦的那些战略情报局的能工巧匠们为他精心准备的假证件。这位41岁的间谍以前是一个铁路技工，于是，这些伪造的证件证明，德国政府已安排他在奥格斯堡的铁道部门工作。
阿德里安安全着陆后，见四周无人，随即掩埋了他的降落伞，然后开始步行去两英里以外的奥格斯堡。途中，他经过了一个德军重要的飞机场，并且绘制了它的草图。
进城时，警察例行检查，验看了他的证件，他伪装的身份被揭穿了。即便可以确信他已被政府指派到奥格斯堡工作，但是，没有证件授权他进入这座城市。
盖世太保逮捕了阿德里安，然后用火车送往哈雷镇做进一步的审讯。在路上，他撕碎那份机场草图，一片片地吞咽下去。
抵达哈雷镇盖世太保总部后，阿德里安的衣服和靴子被切成碎片，还是没有发现他任何犯罪的证据。但这些盖世太保仍然确信他们的这个犯人是一个间谍，命令他喝下一瓶轻泄剂，但阿德里安拒绝喝。结果，一枪托狠狠地打在了他的嘴巴上，砸掉了他的几颗牙。
阿德里安被迫喝下了这瓶调和物，但检查他的粪便后仍一无所获。然后，几个审讯员将这个波兰人放在两个大的橡皮滚轮中间，摇动他的身体，直到他呕吐不止，再使用一个硕大的放大镜，检查阿德里安的呕吐物。结果发现了那份揭露秘密的地图的残留物。身份的败露看上去注定这位间谍必遭厄运了。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这些德国人一直用棍棒抽打阿德里安，但他始终否认他有任何间谍活动，或者在德国有什么同伙儿之类。
又过了一天以后，上帝向处在险境中的阿德里安伸出了援助之手。一个美军B一17“空中堡垒”轰炸机中队掠过哈雷的上空，投下了重磅炸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颗炸弹正好炸毁了几间囚室的牢门，而阿德里安也恰巧就在那里等候着执行死刑。门开后，他和其他囚犯轻松逃脱。
阿德里安面容憔悴、饥饿不堪、四肢乏力，躺在哈雷镇外边茂密的丛林中酣畅地睡熟了。几个被德国征募的波兰工人在那里发现了他。他们把他藏在一间屋子里，一直到4月中旬美国的先头部队占领这个地区。
美国的反侦察部队分配给阿德旦安一项任务：从那些正被押解的大批可疑的德国人中，辨认纳粹核心分子。在一队德国人中，这个波兰人一眼就认出了两个人——他们抽打过他，折磨过他。
阿德里安一句话没说，从一名反侦察部队人员的枪套里偷偷掏出一支手枪，朝这两名盖世太保连开两枪，子弹径直射入他们的身体。
那些反侦察部队人员面对眼前的这一突发事件，假装眼瞎耳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两具德国人的尸体拖走以后，他们又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
“唱诗班男孩”的色情计划
尽管威廉·多诺万少将领导的美国“战略情报局”谍报人员中大多数人都是从事间谍、破坏及深入敌后搜集情报等活动——他们被称作“牛仔”，但其余的大部分人则是被分配到斯坦利·拉维尔博士主持的“研究与发展部”。这里的人大多是发明家、科学家、地理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人们称他们为“唱诗班男孩”。
这些“唱诗班男孩”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凭空臆造古怪离奇的计划以削弱或迷惑敌人。
1944年夏，面对盟军的追击，阿道夫·希特勒的西线部队向东逃遁，穿过了法国。华盛顿的这帮“唱诗班男孩”们大胆设想，要是他们能败坏这位德国元首的道德形象——最终把他“逼疯”，那么德国也就势必会迅速瓦解。根据这一假设，他们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一名成员详尽地描绘了行动的具体细节。
他们打算让希特勒收到他自己身在其中的大量色情图片。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们迅速投入行动，搜集了藏匿在美国的不计其数的德国淫秽图片。这些堆积如山的图片计划用飞机空投到希特勒的司令部周围。可以想象，当这位德国元首外出散步时，捡到这些淫秽图片，看过自己的形象之后，立刻就会发疯的。
这帮“唱诗班男孩”完全沉浸于他们的计划。这些图片搜集者们请了一位陆军航空兵上校，简要地向他陈述了他们需要飞机的数量和类型。这位上校听后大吃一惊，连他自己都差点发疯。
这位陆军航空兵军官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声嚷道：“比尔·多诺万的手下简直就是一群疯子，陆军航空兵决不会为这个荒唐的阴谋而拿一个人的生命去冒险。”
这位上校跺着脚走出了房间。随着他的离去，色情图片阴谋也就自然流产了。
“绑架”坦克
1944年秋的欧洲，统领百万大军的美国第12集团军群总司令奥马·N·布莱德雷将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称为“估测风险”。沿着漫长的美军战线，布莱德雷在北部地区的亚琛一于利希地带集结了大批的武装力量，准备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穿过科隆草原，直抵莱茵河——德国历来阻挡西线入侵之敌的天然屏障。
这一战线的南部地区也就是布莱德雷准备发起“猛烈痛击”的比利时和卢森堡之间的阿登山区了。这一长75英里的地带层峦叠嶂，杂草丛生，盟军认为这个地方是“绝难逾越”的。因此，布莱德雷这次并没有兴师动众，开赴这一所谓的“魔鬼战线”的仅仅是几个“刚刚出道”的“绿色师团”，而且配备的也是经历过激烈战斗的废旧武器。
德国人利用这条“魔鬼战线”也有同样的目的：节省骁勇善战的部队，减少“流血”，也就是说，对新组建的部队考验不大。
虽然彼此之间的距离在步枪的射程之内，但是，美、德两国的士兵有了一个不成文的“君子协定”：你们不射击我们，我们也不会朝你们开枪。结果，每天早上，从军营里走出来，以友好的方式向对方挥手致意，这对于双方的士兵来说，似乎成了一种正常的现象。
美军的一个小分队，为了消磨这些漫长而无聊的日子，挂起一个扩音器，并把它与一个电唱机相连，然后播放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乐队主角格伦·米勒的曲子——《：心事重重》。优美的旋律四处飘荡，穿越无人区，进入了德国士兵的耳朵里。“德国灰”(这是对德国兵的通常称呼)也立刻高歌一曲，予以回应，这些美国兵可能会分辨得出来，那首动听的德国民谣叫做《莉莉·玛莲》。
沿着这条“魔鬼战线”，在美军阵地区域有一段二至三英里长的缺口。传闻一些被德军强征入伍的比利时人偷偷地溜过前线这段宽阔的缺口，在美军阵线的后方会见他们的妻子、女友或亲戚。
前线这种气氛令人感到奇怪，甚至荒诞不经，每一方似乎都丝毫没有防范，都不愿扰乱这种平静共处的局面。然而，为了对这些“绿色战士”进行军事训练，美国人和德国人都开始派遣巡逻队穿过前线的这段缺口。
有一次，一支德国巡逻队在美：军后方偶遇一辆30吨重的谢尔曼坦克，也许它是暂时停在那里，里面的人去了附近的一所房子，稍事休息，躲避寒冷，或许还会来一点儿“科涅克”①或其他什么酒。
不知怎么地，这些德国人最终设法发动了这个钢铁家伙，然后“绑架”着它穿过美军的阵地，没有遇到任何阻挠，就把它带回了他们自己的营地。
暂时“辞职”的英雄舰长
1944年10月，美国“恩迪科特”号驱逐舰舰长约翰·D·巴尔克利少校接到命令，“龙骑兵”行动——大规模地进攻法国南部的军事行动结束后，立即返航美国。在那次行动中，“恩迪科特”号击沉了两艘德国战舰，33岁的巴尔克利受到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广泛赞誉。
尽管巴尔克利淡泊名利，但是，政府的奖誉和公众的褒扬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新鲜了。自从战争初期在菲律宾的那些日子起，由于作战勇敢，他已经获得了美国“国会荣誉勋章”和各种其他类别的奖章——有些已经是两次、三次了。
巴尔克利的声誉大多出自于他在菲律宾和西南太平洋司职鱼雷快艇中队队长期间，以及后来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担任先头部队指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位勇士为什么被转派到驱逐舰上去服役。但是，他接受了这次挑战，并且表现得很出色。
这一次，在返航美国的途中，“恩迪科特”号驱逐舰中途停留在摩洛哥的丹吉尔港。这座港口城市位于地中海的西出海口、直布罗陀的对面。大多数的丹吉尔居民是穆斯林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大多都仇恨美国。
“恩迪科特”号计划在丹吉尔港停留48小时，补充燃料和给养。结果，两名“恩迪科特”号的美国水兵自由上岸活动的时候，在一个低档酒吧里，被两个摩洛哥暴徒痛打了一顿。
巴尔克利勃然大怒。这位舰长很清楚，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正式抗议是徒劳无益的。于是，他脱下制服，穿上一身平民装，独自一人去了丹吉尔城。从本质上讲，他已经“辞”去了在美国海军的职务。
巴尔克利径直走进他的两名士兵无缘无故遭遇非难和殴打的那问酒馆儿。他认出了那两个当地的流氓。用“恩迪科特”号上一位长官的话说：巴尔克利“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回到船上，巴尔克利脱下那套平民装，换上制服，“重新加入”了美国海军。
“疤脸奥托”交好运
纳粹德国党卫军中校奥托·斯科尔兹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勇敢、知名度最高的战士之一。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被废黜后，斯科尔兹内努力完成了令世人震惊的营救墨索里尼的行动；后来，他又成功地绑架了准备背叛德国的匈牙利摄政者、海军上将米克洛斯·霍尔蒂。这之后，他简直就成了德国的民族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