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取型、功利型、超越型，这性格鲜明的三种人生哲学模式特征之所以能够形成，固然在当时有其深刻直接的阶级、阶层原因，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三种人生哲学的观念形态一经独立，便反过来对整个族类发生作用，而并非某一阶级、阶层所独享。例如道家，我们可以说它是没落贵族的代表，也可以把它断为小私有者的代言人，但是，道家的人生哲学却绝不仅是这两个阶级或阶层的专利品。历史上，上层统治阶级的一些人常常在是非纷扰的苦恼中向老庄求解脱，一大批不满残酷统治的文人学者也可以在退隐回避中尝试逍遥，而广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农奴，有时也愿意安于小生产的天地里以保身。的确，文化传统的继承跟权力、财产等的继承不同，它不但具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这是由于文化传统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基于此，儒、墨、道三家人生哲学一旦产生，便不仅是某一阶级、阶层的财富，而成为整个民族的财富，也是基于此，三家人生哲学互相补充，三位一体地凝聚成统一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伦理道德观念，从而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心理、习俗、性格、信仰发生着重大而长久的影响。
但是，在构造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道路上，儒、墨、道三家人生哲学的作用却是不同的。可以说，儒家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而墨道两家则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存在其中。
儒家人生哲学的显着特征，即是对氏族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原始人道的弘扬，这由它的“仁-礼”结构规定得一清二楚。面对“礼乐崩坏”，儒家不是跨越历史，也没有回避现实，而是深怀对人文历史的关切，正视人事人生，把符合华夏氏族血缘宗法的传统习俗，用“仁”的原则加以规范，使其成为充满人道精神的理想境界。另一方面，中国人际关系又不能踢开“孝悌”而另辟蹊径。中华民族要在新的起点上建立自己的人伦道德体系，必须兼及历史与现实，这是逻辑的选择。孔子独具慧眼，他以“仁”释“礼”，纳“礼”入“仁”，从而组织“仁-礼”结构，所做的正是这种继往开来的工作。“仁”与“礼”的有机结合，为原始人道主义在现实中展现提供了一条开阔路途。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孔子为要实现这种人道主义所突出强调的主体伦理观念问题。它在中华民族伦理道德观念中所起到的突出作用，使其他任何一家思想都无法企及。作为人，根本不是能不能“仁”的问题，不是“为不为”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强调，而是提到人的个体自觉高度来要求、来把握。伦理之所以为人类独备，而任何异类生物无法企及，正是用这种高度的主体伦理自觉性把人与异类严格地加以区分的结果。生活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必须自觉地重视人伦，而人伦人道的实现，又必须通过每个个体去自觉完成。正因为孔学特别突出这一点，所以使得他的人生哲学中蕴含着巨大的责任感和伟大的使命感：“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儒家的这种主体伦理观念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所谓“当今之世，舍我者谁乎”，所谓“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所谓“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所谓“四面群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等等，尽管中国历史上唱出这些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志士仁人可以隶属不同的阶级、阶层，但是，他们的忧患意识、感情意向、内心冲动，都确实包含了对人间苦难的情感自觉承担，这种自觉的责任感也无不是受到儒家确立的主体伦理观念的影响和引发。“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也确乎不仅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而首先是一个道德情感问题，这正是这种主体伦理观念在历史上长期培育、沉积而成的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之一。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无视中国哲学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儒家只有伦理格言。的确，仅从表面看，儒家人生哲学确由无数格言式的结论组成，既不揭明原因，又不回答“为什么”，而只讲“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在这里，既没有本体的证明，又无“为什么”的讨论。并且，主体性伦理观念又非中国传统术语。难道黑格尔果真一语击中要害了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不但因为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运思方式：不是由分析导出结论，而是由结论去让人们自己回味根由；“为什么”的问题不是不存在，而是深深地包藏在“能近取譬”和“推己及人”的方法之中。
我们看到，正是在无数的结合具体情况而规定的“为仁矣”、“是仁”、“不知其仁也”、“其心不违仁”、“近仁”、“远仁”、“仁在其中矣”的过程中，儒家不但注重从社会性方面去规范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准则，而且，也把这些外在的伦理与准则灌注在人的心间，从而成为人的心理自觉。在这里，不是孔子讲没讲“主体性”一词的主体观念问题，重要的乃在于他的思想中确实极突出地弘扬了伦理学的主体观念。这样，从外在的人道主义要求到内在的主体伦理自觉意识的强调，便有机地统一起来。外在的要求适应了历史传统和现实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内在的规范满足了华夏族类的心理欲求，从而儒家的人生哲学便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方面，这原因并不在儒家贤人的聪明才智高人一筹，而在于他的哲学适应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需要，反过来，它又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所以，不光应明白封建统治者给孔孟冠以“至圣先师”的美名的反动目的性，恐怕还应思考为什么中国黎民一般也将孔孟视为“万世师表”的必然性。假若谁把自己的历史认作是荒唐的，那么恐怕自己首先就是荒唐的了。
墨家的人生哲学固然因为它过分注重外在的利益欲求，无视内在的心理原则，无视历史的传统习俗，而归于“天志”、“明鬼”一途，不免使它的思想印上了宗教和迷信的色彩。但是，墨家的功利型人生哲学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大地长足发展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和分工不发达所致。尽管如此，在墨家人生哲学中，那种把生活理想与追求与现实物质生产生活相结合的出发点；那种为要拯救社会，必须首先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和处境的论断；那种为了改变生产者的环境必须团结奋斗，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精神，都确实作为墨家思想的积极方面而焕发出光辉。我们可以从阶级分析法入手，正确地指出墨家的局限在于其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本身的局限性，我们也应看到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绝不仅是什么“世俗”、“不雅”的粮、米、柴、油和功利效应。墨家不仅注重这一点，而且把它作为立论的出发点，这正是功利型人生哲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会绝迹而且时有发挥发展的原因。
道家没有如儒家那样注重伦常日用，从而使自己的学说没有为人性的复归在人道主义现实道路上的实现指出方向，但是，由于它从“道”本体的角度去把握人性问题，从而使它的人生哲学在本体论上找到了归宿，从这个意义上，也许老子对“人”和“人性”的理解有比儒家深刻的地方。
但是由于它的个体人格人性的实现建立在超现实非历史之上，也就使它的人生哲学带上了消极的烙印，然而，更为深刻的却是，唯有道家者流，第一次极为鲜明地揭开了人性在文明进步的舞台上被扭曲、被排斥、被异化的悲剧帷幕，所以使得道家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不朽的价值。时下有些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孔子学说有存在主义的性格，我们虽不全盘接受，但我们同时体认到，存在主义的色彩在中国道家的思想宝库里，可说是俯拾皆得。从老子发端，庄子发展，到魏晋玄学，道家的学者们怀着对人生的热烈欲望，对人性的深深依恋，对个体一次性的无穷珍视，去思考人的存在与价值、人性的异化与复归，表现出中国传统的对人的存在问题的重视。
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使儒、墨、道三家人生哲学互为补充，终于结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整体结构的主要内容，形成异于其他族类的炎黄国魂。虽然没有向神帝的乞灵，亦没有向自然秩序的致思，从而使中国哲学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失之短缺，但中国传统的哲学在其总体上表现为以人和人生为中心，以伦理化为特征的格局，却正是中国人生哲学得到完善发展的机遇。固然追求上帝存在会使本体论独享宠爱，沉思于自然秩序亦可使科学获飞速发展。这些中国哲学已经明显暴露出的弊端亦曾使炎黄子孙痛心不已。但是，我们站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上去看问题，那么不能否认，人际关系远比自然秩序更为和谐而有动感，人自身的奥秘亦应超乎任何物类，从而在攀登未来思维高峰的征途上，中国这种特别关心人的哲学不正可以提供更多的养料吗？
也许我们不应忘记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局限，因为它不注重个体利益，使得个体长期湮没在共性之中，中国长期无什么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个体性和独立感可言，进而形成巨大的民族精神缺陷：奴性、顺从、四平八稳和阿Q精神，等等。认识这点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它一经形成历史传统，便对中国人民产生巨大的束缚。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将预示着中华民族在亟待崛起的今天，能否自觉摆脱旧的腐朽意识的束缚，更新自己的精神。
经过改造、扬弃之后的中国人生哲学应该振作起来，为民族精神的充实、丰富、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同样，它亦应发挥自己正视人生的优势，在人类精神的融汇发展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原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