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北平时局紧张，南京政府紧急电令北平一批大专院校南迁，教育部又汇来一笔作为南迁之用的“应变款”，徐悲鸿也被列入“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的名单中。国民党要员纷纷离京，北平出现一片惊慌与混乱。解放军的炮火已经打到了机场，于是，国民党在城里又修了一座机场，专为接送一批知识分子去台湾。而这个时候，徐悲鸿却选择了留在北平。
“悲鸿不怕，他主要就是要办教育，要教学生，要培养有能力的新的一代美术界的学生。”廖静文女士在接受我们摄制组采访时说，“因为国民党知道，这些有名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应该把他们接走，不要让共产党利用他们。当时我们在北平，解放军的炮已经能打到城里面了。有一天我跟悲鸿在家，还有一些客人，都是美术界的悲鸿的一些大弟子，北平艺专的教授，大家一起在家里讨论时局会怎么发展。正讨论的时候，就‘轰’的一声，我们跑到院子里一看，只见一团黑烟，知道有什么东西爆炸了。后来打听，说是国民党在城外的军火库给炸掉了。这就宣告了北京快要解放了，所有的军火全给炸掉了。当时北京的城门都不开，不让进去了。我们连蔬菜都吃不上了，就用黄豆泡豆芽吃。黄豆泡豆芽很容易泡，吃了好久的豆芽。当时国民党的飞机第二次来了，停在了城里修的临时机场。这时候北京许多的大学校长、有名的教授，全都坐这个飞机走了，但是徐悲鸿没有走。当然不走，北京艺专都不走，不是悲鸿一个人能决定的，悲鸿召集学生代表、名教授、各个部门负责人一起开会商量：北平艺专走不走？因为当时教育部给悲鸿寄了一笔钱，要把北平艺专的人都搬走。悲鸿拿到这笔钱以后，就在会上提出来怎么办，北平艺专搬不搬到南方去？悲鸿一向办事不是自己决定，他很民主，都问大家。”
北平艺专去留问题的民主大会上有90%投票选择不南下，因此，一批美术界的重要力量都自愿跟随徐悲鸿留在了北平，大家还商议将“南迁费”用于购买小米等粮食，分给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会。
但年事已高的齐白石先生受到了惊吓，当他正要订机票去香港的时候，徐悲鸿和廖静文前去探望，廖静文回忆说：“齐白石在我们没来看他的时候，就听人说，‘共产党来了就得杀你’，因为你卖画有很多钱，共产党专杀有钱的人。齐白石听了害怕。我们去了以后，就告诉他，共产党来了不会杀你，共产党也不会要你那点钱。老人很听悲鸿的话，因为悲鸿一直很尊敬他，他有什么事都是到我们家来问悲鸿怎么办，悲鸿给他出主意，他就听。”就这样，齐白石也留了下来。
在那样一个前途未卜的动荡年代，作为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就像一面旗帜，他的勇气和一身正气鼓舞着全体师生。16岁就考上北平艺专的侯一民，在接受摄制组采访时说：“我从人品这方面向他（徐悲鸿）学得更多一点，他非常值得我尊重，特别是临近解放的时候，这一段，真的是不容易，你想想，在傅作义面前敢第一个说话多不容易啊。”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驻军将领傅作义曾邀请留下来的北平文艺界名人就和平解放北平一事召开座谈会，徐悲鸿首先打破沉默，与会代表纷纷响应，终于促使傅作义下了决心向共产党投诚。
说起这件事，廖静文不免有些后怕：“当时悲鸿去开会，我一个人在家等着，也很担心，北平艺专有好几个悲鸿的老学生也到我家里来等消息。因为打不打可能就是这一次会议来决定了。我们等了很久才把悲鸿等回来。悲鸿把情况向大家讲了以后，大家都高兴了，觉得傅作义是真诚地征求意见，不是表面的，所以大家都放心了。他要是不是真诚地征求意见，是表面征求意见，那他就不会让这些主张不打的人都回家，他要是假的就会把这些人抓起来。所以悲鸿回家以后，把那个情况一讲，大家都觉得北京和平解放的希望已经就在眼前了。果然是这样，没有几天，北平就宣布和平解放。”
听到这个消息，侯一民也十分激动，他内心更对徐悲鸿加深了崇敬之情。“第二天我就知道消息了，那天晚上很有戏剧性，这个傅作义一提出来征求大家对北平怎么办的意见以后，没有人敢讲话，冷场很长时间，徐悲鸿先生第一个带头。为了北平的历史文物不被破坏，为了北平的几十万人的生命免遭涂炭，建议傅作义将军接受共产党的和平谈判，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多么有胆识，他（徐悲鸿）第一个讲了这个话以后，第二个站起来讲话的是北大的一个历史学教授，叫杨人梗。
他说‘我完全支持徐悲鸿校长的这个意见，如果傅作义将军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意见，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要在中国历史上为傅将军大书一笔。’第二天冯法祀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我也就立刻报告我们地下党的上级领导，这个就是徐悲鸿这个人在关键的时候的骨气。徐悲鸿说，人不可有傲气，但是不能没有傲骨。他性格有两面，一方面那么天真，一方面又在原则问题上那么勇敢。”
1949年1月31日，北平市民在一片欢腾中庆祝北平的和平解放。徐悲鸿与从陕北解放区来的故友一一重逢：周恩来、田汉、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郑振铎、李济深、柳亚子、翦伯赞、洪深……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让一辈子坚持自己人生信念的徐悲鸿内心感到无比畅快。他出身贫苦，靠自我奋斗改变命运，对旧中国底层老百姓一直充满同情，如今，对新中国的向往让他再次提起画笔，画下尺幅巨大的奔腾骏马，并在画面上题诗：“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山河《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1949年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
1949年3月，徐悲鸿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应邀前往布拉格出席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就在会议举行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的消息传来。代表团团长郭沫若此后上台代表新中国演讲，他说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保障。”话音一落，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徐悲鸿在现场亲身感受着这一切，回国后，他运用大量的速写和高超的默记能力，创作了著名的中国画《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
和平是经历过惨痛战争的人们最为希求和渴望的。徐悲鸿自己也曾在战火中几经辗转，如今，为这来之不易的和平而创作，徐悲鸿夜以继日，倾尽心力，刚画完便病倒了。热烈盼望着为新中国工作的徐悲鸿此时并不知道，病痛的阴云正悄然而至，医生说，他有半身瘫痪的先兆。这一年，徐悲鸿只有54岁，在新中国成立后刚刚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当选为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