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从童年、青年到中年，似乎一生都不曾停止过奋斗。他像个战士，热血奔涌、忠于职守。他面对权贵，从不低头，面对不公正与非正义，充满愤慨，挺身而出。正如他笔下的奔马与雄狮，他对于国家民族在危难之时的情感是赤诚的。他一生勤俭，同情贫苦百姓，追求世间真、善与美，并将这份情怀一一见诸笔端。他为了践行改良日渐式微的中国画的理想，力求通过艺术救国，可以说呕心沥血，甚至付出身体和生命的代价。即便躺在病榻，他的目光依然是坚毅的，不服输的。唯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徐悲鸿似乎终于回归了平和。
从徐悲鸿晚年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了他少有的平和的笑容。而只有从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他的家人，他的学生所回忆的他们印象中徐悲鸿晚年的岁月，也许才能让我们体会到他对于新中国的认同是多么的由衷，也只有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悦才会让这样一位曾经全身长满刺的人，变得柔和下来。
走过动荡的战乱年代，徐悲鸿在和平时期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艺术探索和美术教学。
虽然徐庆平六七岁时徐悲鸿就去世了，但童年记忆中的父亲却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心里。“我记得小的时候，只要各个画店有了新收到的作品，画店就会派人来找我父亲。每一个星期起码有两、三次，有时候是天天来。他们认为画得好的，马上就拿来。那个时候是一个蓝布的包袱皮，搁到里面这么一卷夹着，就来找他，就到他的客厅看画，在他那桌子上，或者挂在他那个起居室里面就看，只要是他认为好的就赞不绝口，马上就买了。当时，他是一级教授。新中国成立以前，他也是全国最有名的教授，薪水是很高的，但是我们家里没现钱，就先赊着，或者什么时候发工资就把那钱给他们，所以他手里没有钱的，那个钱直接就去买了画了，甚至还要跟人家借钱买。那么这些画他要去鉴赏，他还要自己亲自到那些画店去看有没有好画，我也曾经跟他去过个把次。”徐庆平在回忆解放初期徐悲鸿的生活时，寥寥数语就在我们面前勾勒出一个爱画如命，视钱财为身外物的画家的形象。
“他跟我们不睡在一个屋子，他单睡一个屋子，那个屋子冬天不开暖气的。他的血压高，没有药，他也怕燥。可他从小就能吃苦，所以他那个屋子是单独把暖气关起来的，他睡觉的屋子很简陋，就是一个床，一柜子的纸，一个床头柜，那个屋子很小。那个床头柜上头，常常摆着一本碑帖，我记得是《爨宝子》。他很喜欢碑，特别是北碑、魏碑，他很喜欢书法，就是睡觉之前也要进行艺术欣赏，来放松一下。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和艺术紧密相关。”
在徐庆平的回忆中，徐悲鸿当时仿佛已经过上了很多骚人墨客梦寐以求的生活，收藏、品鉴名画佳作、每日读书、研读碑帖。但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徐悲鸿并没有出世，反而活得非常入世。他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重用，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工作，还与那些重要的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徐悲鸿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紧接着，全国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又选举他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可以说，54岁的徐悲鸿，已经坐上了新中国美术界的第一把交椅，成为了一代画坛领袖。
然而，就在这些耀眼的光环下，作为有血有肉的徐悲鸿，又有着寻常百姓的一面。平日里，为人处世，他是那样的淡定、谦和。我们在对徐庆平老师的采访中，听着他像拉家常似的回忆父亲的种种，被这种强烈的反差深深感动，瞬间感到这位大师仿佛就是邻家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辈。
“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有一天他从外边回来，带了一个挑着挑子的人回家。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民间艺人，捏泥人的，捏那种面人的。他在街上见到这个人，觉得很了不起，就把他带回家，就像招待特别尊贵的客人一样，请他吃饭，请他喝茶、聊天，然后呢，请他在家里面，做一个面人。一个仙女，就是那个身上都是那些带子的仙女，比例准确，一条一条的带子在那儿飘动，那真是了不起啊。做了整整一天，中午就在家里跟我父亲一起吃饭，然后付他应有的报酬。这个小面人一直和他从国外带回来那些世界名雕一样，都摆在他起居室的柜子里面。”
“还有很多事情，比如我印象特别深的，小时候有一次有人找他，是一个画画的人，衣衫褴褛。那个时候刚解放嘛。当时我们的院子很深，听到那边有吵闹的声音，说传达室的人不许他进来，就在那吵起来。我就跟着我母亲出去看，一看是个来找我父亲的人，那人是在北京的一个照相馆画布景的，他画了以后照相馆不给他钱，说他画得不好，他就找我父亲来了。他说一定要找一个画得最棒的人证明他那画是画得好的，就来找我父亲。我父亲就叫我母亲去看一看，顺便找了我父亲的一个学生，他的一个助教，在北平艺专教油画的戴泽先生。他们两个人去看了以后，我母亲回来告诉我父亲，说确实画得好，这个人画油画，他学过点正规的油画，和那些土油画，或者是那些没学过画的人画的背景当然是不可比的。我母亲说不光她看了，她还请戴泽先生也一起去看了，都觉得确实是画得好，但是那个老板就是不给他钱。我父亲后来就替这个画家去打官司，就是帮他证明这画确实画得好。你想这些事他都管，每天找他的人不计其数，都是穷学生、穷画家，各种各样的人，他都很热情地去接待，只要跟艺术有关系的。所以我说他就是为艺术而生的，他自己形容他说他爱画入于骨髓，就是他爱画爱到骨头里去了。所以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填写一个履历表，干部都要填履历表，填有何专长那一项的时候，他填了一句话，知道鉴别古今中外艺术的优劣，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廖静文女士告诉我们徐悲鸿被委以重任其实是党中央对他的很大的信任，因为徐悲鸿并不是党员，“这说明当时的领导很尊重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是信任的。悲鸿也很感动，所以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以后，他就更加注意要把中央美术学院办成第一流的好的学院。”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徐悲鸿继续推行写实主义的艺术教学方法，与后来的著名画家蒋兆和建立起来的中国美术教育模式“徐蒋体系”，一直沿用至今。写实主义绘画非常符合建国初期的时代需求。相比起抽象的现代主义绘画，写实派画作造型清晰，老百姓一看就懂，因此，当时的中央美院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美术人才，画下祖国大好河山，宣传英雄劳模，鼓舞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士气。这也正是早年的徐悲鸿去法国留学，主动选择在欧洲已经过气儿的写实主义，所追求的艺术报国的理想。如今，他的理想正一步步得以实现。
廖静文女士告诉我们：“那一段时间是徐悲鸿最兴奋、最高兴的时期。所以尽管他身体不好，有高血压，他依然坚持跋山涉水，去体验生活，去基层写生创作。”
1951年，在抱病为抗美援朝的中国志愿军义卖20幅奔马，并寄往朝鲜战场后，徐悲鸿又拖着病体去了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为民工画像。“他画了很多劳动模范的肖像，又想创作一幅新的《愚公移山》。描画下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因为山东这个水利建设导沭整沂，就是要把这沭河、沂河连起来，就要挖一座山通过，所以他说是新的愚公移山。”
廖静文女士是晚年徐悲鸿的知音，她非常理解爱人的心情，但又格外担心他的身体。毕竟，在他们结婚前夕，她就已经亲眼目睹丈夫曾经病得多么严重，医生甚至悄悄告诉她，徐悲鸿有可能只能再有十年的寿命。作为妻子，她如何不揪心：“尽管这时候他的血压高，病没有好，但是他很兴奋，带着病下去，跟工人同吃同住，睡帐篷，睡在工地，吃在工地，然后去画那些工人怎么开山挖河，为最突出的一些工人画像。悲鸿始终说，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不怕吃苦。我记得我送悲鸿上火车，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派了两个助手跟他一起去，因为他身体不好，美术学院就给徐悲鸿买了一个软卧，给两个助手买了硬卧。悲鸿一向不讲究排场，他说他们能坐硬卧我也能坐，他就把那软卧退掉，跟两个助手，一个是他的助教，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做保卫工作的干部，跟他们两个一样，睡的硬卧。这也可以看到，悲鸿做人的纯朴。他不讲究地位，不讲究要什么待遇。他回来以后，热情很高，马上想要画那个工地的大画，画新的愚公移山。但是他毕竟已经有十年的高血压了呀。”
妻子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就在徐悲鸿准备创作大型油画《当代愚公》时，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遗憾的是，这幅《当代愚公》在他头脑中构思良久，却终究未能被画在纸上流传于世。
采访中，廖静文女士对徐悲鸿怎么得的这场大病记忆犹新：“因为悲鸿多年高血压，我怕他睡不好觉，所以我不跟他睡在一个房，因为有了两个孩子，我带着儿子、女儿睡在另一间房，他一个人睡一间房。平常他都是起得最早的一个，起来就工作，他的习惯是不管接到谁的信，第二天就回，所以他起得早，把头天的信都回完。然后等我起来了，我们就吃早饭，吃完早饭他就去上班了。他从导沭整沂工地回来以后，正准备要画那个大画，那天早晨，他没有早起，我就以为他出差太累了，让他多睡一睡，没有去叫他。但是我等了又等，他一直没有起来，我觉得有一点不正常，就走到他房门前轻轻地推开门看，看见他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我就问他怎么了？他就告诉我，夜里感觉头部抽了几下，他就觉得一边腿和一边手都不太能动了。”
徐悲鸿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在医院一住就是四个月，此后又在家休养了将近一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惦记着美院的教学工作，执意要妻子扶着他去学校看看。去了之后才发现，学生们画素描时已经不再使用他主张的法国学院派常用的炭精笔，而都改成了苏联美术院校时兴的硬铅笔。这个现象令他感到非常遗憾，他对廖静文说：“病了一场损失太大了，我一定要挽回。”
新中国成立初期，什么都要学苏联老大哥，连中央美术学院也来了一位苏联专家当副院长，他们主张使用铅笔画素描。而徐悲鸿在法国留学时画素描用的都是炭精条，他认为用这种工具可以更好地体现块面的阴影。
徐庆平向我们细心地解释了一下这种炭精笔的特点：“你看他（徐悲鸿）那些素描，画得非常精细，有的那小的素描连那个脚上的一条条的筋都能看得很清楚，那么劲道的素描都是用炭精条画出来的，一种像小手指头这么粗的素描工具，四方形的，所以像一块石头一样。它的法国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黑石头。他用那个黑石头的四个尖角，勾出非常细的线，力透纸背的线。既不是用铅笔画的，也不是用炭精笔削尖了画的。所以他后来说，他笑话那些个学用铅笔，削的尖尖的铅笔才能画线的人，说你们的笔都可以当武器了。实际上不用那种笔，用这么粗的炭精条他照样可以画出线，还比铅笔画得更细，又结实，又有力。这四根尖，因为你画线不断被打磨，磨了以后就又变成一个面了，这个面根据他磨的时间的长短和用力的大小就可以形成不同大小的面，所以他再用它来打线条的时候，就可以打出不同粗细的线条。然后打大的面的线条，他就抓明暗交界线，打几个线条手一擦，就结束了。”
在徐悲鸿纪念馆中，珍藏着许多大师用这种炭精条所画的素描，其中还有几幅以年幼的徐庆平作为模特的画面。生在一个艺术之家，徐庆平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耳濡目染，长大后，立志走上了艺术道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学习法语，考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公职，被派驻到巴黎工作。他也用自己毕生的精力研究和传承着父亲的艺术。而这样一位伟大的画家父亲为自己亲笔画下的肖像，自然成了激励自己的最珍贵的纪念。
“我亲眼看他给我画过像，纪念馆现在有一张，他给我画的一张自画像，也经常展出。那个时候我很小，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天，我们住的那个房子，他的那个起居室，就是他的客厅，是在一个高台上面，一个门，还有一个纱门。每天我就跳上跳下的到院子去玩。我正要去推那个纱门出去的时候，我父亲把我叫住了。他说哎，你就站在那儿别动，我就很老老实实站在那了。他说你就站一会儿不要动，就是站在那，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他就画起来了。他到晚年时候的那个技巧啊，笔在他的手里就像那毛笔一样，不带改的，素描也同样的，就这么勾，顺着勾、顺着勾，这个形象勾着就出来了。我当时5岁，一个5岁的小孩再老实他在那儿能站几分钟啊？就那么快，勾勾勾，完了，就这样。他把那个工具已经掌握到跟自己的手一样了。”
徐悲鸿从法国带回深厚的西方绘画技法的基础，他渴望全部教给学生们，让他们也能具备写实主义精准的造型能力。可是苏联时兴的削得极尖的硬铅笔让学生们的素描变得过于光滑，这样细磨细擦，把感觉都磨钝了，画面也难免显得呆板。徐悲鸿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召集素描教师开会，要求教师们改变这种素描教学法。这在当时全国上下正崇拜“苏联老大哥”的特殊环境下，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可惜，徐悲鸿还没来得及如他所愿改变这种素描教学法，便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但后来也有很多人猜想过，假如这位坚持自己艺术主张的大画家活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他的性格，估计也会躲不过一场劫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