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源
荣宗敬（1873～1938）、荣德生（1875～1952）兄弟是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他们创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是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荣家企业遭到惨重损失，荣宗敬溘然长逝。在空前的灾难和打击面前，荣德生默默地投入了抗日救国的洪流，支持企业内迁，拒绝同日伪“合作”；收藏历史文物；筹划战后企业的恢复和发展，期盼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充分体现了一位爱国实业家的高风亮节。
抗战伊始，荣德生没有发表任何慷慨激昂的言辞，却以其脚踏实地的具体行动，支援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八·一三”事变后，无锡各界人士组成“抗敌后援会”，发起募捐，荣德生立即响应，短短一个月，先后捐助面粉5万包和其他各种物品，慰劳前线将士。他把申新三厂装运棉花的船只交给荣永记轮船公司，到上海接运难民回无锡，并承担全部费用。公益铁工厂奉政府之命，停止生产面粉、纺织机器，专门制作地雷、手榴弹等军需品；还把济南茂新四厂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小麦，转交给第三集团军充作军粮。
对于企业内迁，荣德生开始是积极的。1937年9月，申新三厂就有3部旧纱机和200台新布机装船西运；10月，又有40台布机和一批棉花、纱、布运出。11月，公益铁工厂也迁出一部分机器和原材料。不料途中遇到镇江海关的阻拦和刁难，致使这批设备、物资大部分散失，只有公益铁工厂的少量机器运抵重庆，依靠随机内迁的几十名工人和技术人员，于1938年6月恢复军工生产，是内迁企业中开工较早的一家，后来发展成为颇有名气的公益纺织面粉机器厂。1937年11月，荣德生避居武汉后，由于申三、公益两厂在内迁途中遇到的麻烦和损失，一度不主张申四、福五拆迁。随着战火蔓延，武汉局势日趋紧张，他转而支持李国伟等人将两厂设备经水陆两路，运往四川、陕西。荣德生勉励他们要“报效国家社会，在荒僻之地创建事业”，并对厂址选择、厂房建筑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还给当地一些知名人士写信，请他们对建厂工作予以关照。根据荣德生的指示，李国伟等人先后在重庆、成都、宝鸡、天水等地建立新厂，共计开出纱锭34500枚，布机580台，日产面粉能力4500包，还创办了机械、造纸、采煤等新企业，规模虽然不大，但开工很足，为支援抗日战争、满足人民需要、发展内地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6月，荣德生从武汉经香港回到上海，面对满目疮痍的企业、巨额的债务和总公司内部的人事纷争，深感“事权全非，远异吾兄在日”。他没有接任荣宗敬留下的总经理职务，但时刻关心着时局的变化和企业的状况。1938年秋，申四在抗战前订购的19000纱锭运抵上海，洋行借口无法西运欲令退货，荣德生果断地决定将其中15000锭装在申九，使其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棉纺织厂；其余4000锭交给三儿荣一心，创设合丰棉纺织厂，这是抗战时期荣家在上海惟一的新建企业。1942年5月，汪伪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荣德生抓住这个新旧货币交替、黄金价格暴涨的机会，利用抗战以来企业的盈利，一举还清了战前积欠的巨额债务。在此前后，日军提出要“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或签订租约租用这两家工厂，日商丰田纱厂则企图强行收买上海申新一厂和八厂，都被荣德生严词拒绝。他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大汉奸褚民专门在上海国际饭店设宴“招待”荣德生，企图迫使他让步。荣德生没有赴宴，明确表示：宁为玉碎，不欲瓦全！在荣德生的影响下，荣家企业中没有一个厂同日伪“合作”，亲属子侄中没有一个人向日伪屈服。
由于战乱，大批历史文物、古书、字画等大量流散，荣德生十分痛心。为了保护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他不惜重金，广泛收购，在武汉、上海先后购得清代翰苑对五百余副，汉魏六朝铜镜二百余件、铜器数十件，唐壶一把，明窑黑地梅花大瓶一对，铁砚一对、端砚八对，以及其他各种文物、古书、字画、碑帖多件。
1944年，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荣德生又联络在上海的无锡籍工商界人士王禹卿、唐星海等人，秘密募捐救国公债1000万元，支援抗战。他时时督促子侄，努力维持企业生产，等待胜利到来。他派二儿荣尔仁去重庆，同国民政府联系；还亲自到无锡察看工厂损毁情况，为战后恢复生产作准备。荣德生说：“余虽年老，雄心未死，惜时局未平，不能大举创业。他日世平若健，此志不忘。”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荣德生在寓居上海的几年中，对他们兄弟艰辛创业的历程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总结，采用秉笔直书的手法，撰写了《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真实地记载了从自己出生至60岁的人生经历、思想变迁和事业的成功与失败。荣德生认识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和商业运销，三者不可缺一。从事实业，要不投机、不奢侈，从基础做起，步步为营；要注意培养人才和企业用人；成功了不张扬，失败了不气馁；时时开阔胸怀，放大眼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事业永久昌盛。据此，他提出了“天元计划”、“大农业计划”和“修浚黄河根治水患案”等复兴、建设和发展的蓝图。
所谓“天元计划”，实际上是荣德生对战后荣家企业复兴的设想。“天元”一词，出自《易经》，原文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含义是天下万物皆赖以萌生。荣德生取这个名字，表示他提出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为国家和民众谋利益。荣德生说，自从抗战开始、荣宗敬作古以后，荣家企业“即另成一新时代，从前一切告一段落”。因此，他计划要另创一个规模宏大、门类也较齐全的“天元实业公司”，自任总经理，七个儿子分任副经理，“专营实业，不可做投机买卖，立下禁例。”经营范围包括金、木、水、火、土、食品、纺织七大门类，涉及采矿、冶金、煤炭、电力、机器制造、化工、水泥、塑胶、砖瓦等数十个行业。食品、纺织要发展深加工，如食品工业要由面粉扩展至饼干、点心之类，纺织工业要包括棉、毛、麻、丝、人造纤维的纺织、染整和服装加工。所有企业，都要建在原料产地及交通方便之处，实行“工人自治”。荣德生说，实施这一计划，必须“量力而行”，“可进则进，不可进则守。”“待时世和平，兴办事业，即以为法。”
所谓“大农业计划”，实际上是荣德生心目中的“理想国”，是他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集中表现。荣德生把开发农业看作社会发展的基础。
所谓“修浚黄河根治水患案”，是荣德生在192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后，经多方请教、反复研究，历时两年起草的一个议案。后来国会未开，便搁置一边。抗战初期，蒋介石异想天开，下令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企图以此阻挡日军南下。结果日军没有挡住，河水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40多个县1700多万亩耕地，90多万人死亡，610多万人无家可归。
从此，黄河改道，水患愈加严重，而且波及到淮河、运河及长江下游地区，几千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受到威胁，荣德生痛心疾首。他重新研究了20多年前的旧案，把修浚黄河扩大到淮河、运河、长江，真正做到根治中国水患。
荣德生规划的这三幅蓝图，“天元计划”是为自己在有生之年制订的奋斗目标，从1943年底起，即为实施这一“计划”着手作准备；“大农业计划”和“修浚黄河根治水患案”则是他向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荣德生本人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实现的。而且其中有不少内容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缺乏科学根据。但是，这三幅蓝图，的确生动地表明了荣德生这位饱经坎坷的实业家奋进不息的创业精神和体察人民疾苦的赤子之心，表明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思想上的重大进步。他期待着太平盛世的早日到来，能为推动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使国家和民族富强起来，不再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这些基本思想，为他后来走上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载《江南论坛》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