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永成高仲泰夏明文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国运日蹇，民族多难。就在这时，荣德生和其兄荣宗敬以4台石磨起家，在几十年时间里建成面粉、纺织、机械制造几十家企业，成为中外闻名的“面粉、纺织大王”，民族资本的巨星。
荣德生1875年出生在无锡荣巷。小时候他并不聪颖，言语极少，给人一种羞怯木讷的印象，乡亲们都称他“二木头”。母亲做农桑杂活，父亲跑小本买卖。8岁的一天，他父亲带回300个用马粪纸制成的方块字教他，他不费劲就都念对了。父亲又教他“九九诀”，他很快就背熟了。父亲高兴地拍着桌子说：“‘二木头’不木！”荣德生被送去上私塾，读《诗经》、《论语》等，他也很快就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还会用麦秆编蝈蝈笼，编多层宝塔和拱桥；用马粪纸做成风车、小船、猴子等等。也正是在玩耍中显露了他特有的聪慧和创造精神。
1889年，荣德生进上海通顺钱庄当学徒。他刻苦，又有心计，每晚必练打算盘、记账，即使在酷暑严冬中也不休息。
有件事很能说明他的钻研精神。每年除夕，学徒要在大排门上贴上大红纸书写的庄名。马路对面有爿生生大庄，有位王先生写得一手好字，登门请他写对、写招牌的人络绎不绝。荣德生去请他写张庄名，但先生忙得不可开交，空跑了几趟，直到除夕的最后时刻，才从王先生处匆匆取到。他一边赶紧把庄名贴上，一边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开春就用压岁钱买了九成宫字帖，一有空就一笔一划临摹、学习。上街办事，看到写得好的店铺字号，就站在跟前看个仔细，手指在身上比划着。一年过去，荣德生的字果然大有长进。除夕写庄名时，他就没再去求王先生，而是自己一挥而就，贴出去后，颇得众人好评，纷纷前来请他写春联。从此，他一直酷爱书法，无锡梅园门口的“梅园”及园中的“洗心泉”等刻石，就是他的墨迹。三年钱庄生活使他有了满腹金融知识，有了一个凡事用数据来衡量、判断、盘算的脑袋。
1893年、1894年和1899年，他三度去广东，应邀任三水河口厘金局助理账务、广东省河补抽税局总账。这期间，广东多姿多彩的舶来品，广东人少保守、敢开拓、善经营的特性都深深地吸引了他。他观察、思考，博览群书，思想日趋成熟。对《美国十大豪富传》爱如珍宝，细细研究其中内涵，使他知道了是实业使美国这块文明史少于中国数千年的新大陆迅速崛起。一天，他在香港候船回家时看到很多码头工人从一艘英轮上往下背“洋面”，运往内地，他心情沉重，觉得堂堂中国，有几亿农民和无际的肥田沃土，但面粉却要从外国输入……于是，一个念头便在他心中萌发：立即行动起来办实业，实业救国！
在无锡城西的太保墩，他和哥哥宗敬拉上曾在广州当过官的朱仲甫，集资3万元，买石磨4盘，购地17亩，建立了保兴面粉厂。但那些封建绅士借口工厂破坏风水而大加阻挠，甚至发展到去衙门告状。荣德生据理力争，说：“工厂和学堂不光有护城河之隔，而且还有城墙之隔，破坏风水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绅士们当然不会退让，他们固守着荒唐的世俗偏见。这时有人劝荣德生另择厂址，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而且得罪不起这些人，即使胜诉，今后日子也不好过。荣德生生气地说：“连厂建在哪里都要任人摆布，还能办什么厂？我偏不听他们的，决不向他们屈服！”经过他据理力争，建厂工程终于得以顺利进行。1902年春，面粉厂正式兴建，但他有病的幼子却因自己无暇照顾而夭折了。保兴投产后并不怎么兴隆，绅士们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所以竭力散布各种奇谈怪论，恶毒中伤这个新生而脆弱的面粉厂的声誉。无锡有家远近有名。顾客盈门的拱北楼面店，绅士们常借吃面之机，大放厥词。胡说什么保兴面粉厂试机时没有成功，后来用一对童男童女活祭后才成功了；还说什么机制面粉没养分，吃了不易消化。各点心店闻风附和，致使保兴厂面粉销路不畅，售价比别家厂要抵。
保兴厂开业后销路不畅，朱仲甫退出。荣氏兄弟重新招股，把“保兴”改为茂新面粉厂。此时正值日、俄在我东北境内交战，面粉需要量剧增。荣德生拆除旧厂房，改建三层大楼。又添置设备，面粉由日产300包提高到1100包。开工四个月，就盈利银6万6千两，超过该厂投资总额两倍多。事业的成功使荣德生更加雄心勃勃，他又一次扩充了茂新厂并狠抓质量，创出了名牌产品。
1911年春，多阴雨，小麦生长差；收场又雨，质地原本就差，这下肯定会更影响小麦质量。十月的一天，他途经著名粮食集散地北塘大街，忽地收住了脚步，久久地凝视着一家店铺的一堵高墙。在火红的夕阳映照下，墙上出现三、四尺高的水渍。这是初夏连绵阴雨引起河水暴涨，漫溢到岸上留下的印记。他记得小麦也曾大面积受淹，后来水退了，但麦收时又遇大水，由此想到自己面粉厂仓库里的原麦很有可能是被水淹过，那么眼下就会发热霉烂。于是，他立即赶到接官亭弄茂新面粉厂堆栈取样试看，果然发现其中部分已变质，立即采取措施整理，把受水浸和起霉味的小麦全部摒弃；清理中发现麦中混有砂石，都一一剔除。后来，他将全国各地产的小麦进行比较，选用了质优于一般的川麦作为原料。如此几年，茂新厂的“兵船牌”就驰向全世界，在伦敦、巴黎、南洋无不畅销。此后他又与人在上海开办了福新面粉厂、申新纺织厂，在济南、武汉、郑州等地投资办厂，开始形成了以荣宗敬、荣德生为中心的、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三新总公司”。荣德生办企业是有窍门的。他注意学习和运用先进技术，曾亲自出马与英、美等外商谈判，引进先进设备并在全国纺织业中首创养成工训练班，以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同时，也比较注重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1923年，他曾作过这样的试验：一个车间，机器装备虽老旧，但用新式管理，而另一个车间，装备先进的外国机器，却采用工头管理。让两者开展竞争，看谁优劣。另外，他比较注重人才的发现和使用。1919年，在一次会上，教师薛明剑对振兴实业畅抒己见，荣德生听后拍案叫好。后来早新三厂创办，他把这个既无资本又无资历的年轻人聘为总管，长达18年之久。荣德生还比较注意调节和处理企业中的各种矛盾，融洽劳资关系，扩大职工教育和生活福利事业，客观上有利于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荣氏企业并非一帆风顺，成功与多难参半。1935年，申新七厂因借英汇丰银行押款到期，无力偿还。汇丰悍然将价值500万以上的全部厂房、机器以225万元低价拍卖给日商丰田纱厂，使荣德生、荣宗敬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薛明剑主张发动群众来反对。于是四处活动，动员组织申新数千职工集会游行，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号召工商界与外商银行断绝往来，并敦促国民党政府予以制止。上海各界也予以声援，报纸连日披载，谴责汇丰的非法行径。慑于中国民众的力量，汇丰不得不解除拍卖，签订押款转期合同，申新七厂遂赖以生存。1937年无锡沦陷，工厂遭到日寇的轰炸，茂新一厂、申新三厂及仓库，被放上雷管炸药轰然一声夷为平地。翌年他由汉口辗转回到上海，不为威胁利诱，严拒和敌人合作经营申新所属各厂。无锡各厂尽为日寇破坏占用，上海各厂虽苦心保护，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亦尽被日寇所劫夺。1946年，荣德生和儿子、女婿在上班途中被绑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勒索“破案酬金”达60多万美元。1939年和1948年，荣德生连失三子，但他没有抱怨，因事业使三个儿子成为牺牲品，也没有后悔为事业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他在自己写的《纪年》中说：“今后余生，更当尽我之力，为人民服务，以此身贡献社会，鞠躬尽瘁，此吾志也。”
解放前夕，因对共产党缺乏了解，是走是留，他曾犹豫再三，便秘密派人到解放区探了虚实。之后，作出决定：“决不迁厂，决不转移资金，决不离开无锡。”一些人听信反动宣传，私自拆下机器，准备运往台北，75岁的荣德生闻讯后不顾年老体衰，火速从上海赶回无锡，站在河边码头，坚决制止外迁。无锡解放前夕，人心浮动，荣德生坐上自己的黄包车在城内兜了一大圈，人们看到他这样的巨富都未走，心情镇定下来。解放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委员等职务。1952年5月，荣德生因病与世长辞，终年78岁。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恐怕也没有几家子。”（《荣毅仁》149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从历史上讲，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1页，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解荣德生的一生，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荣家，对于我们研究整个中国民族工业是颇有意义的。
（载《江南论坛》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