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可可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从学徒、伙计起步，发展至拥有亿万资产的实业界巨子，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成功地组织资金运筹，实现资本扩张。
荣氏兄弟创办企业之初，采取的是集资合股办法——先在至亲好友之间，以后才面向社会。创办第一家工厂——保兴面粉厂时，议定资本额3．9万元，分作13股，荣氏兄弟出6000元，各认1股，其余在沪锡两地招认集股。该厂改组扩建时，除荣氏兄弟增资至2．4万元外，又吸纳了上海洋行买办祝大椿、张石君等人的资本。振新纱厂也是荣氏兄弟和上海一批洋行买办、商号老板共同投资创办的，其中荣氏兄弟各认股3万元，合计占资本总额22．2％。福新一厂则是由荣、王、浦“三姓六兄弟”合股创办的。他们三家都有独自投资办厂的意图和经营能力，但在起步阶段却都缺乏足够的资本，因而只能走搭股合资的道路。
在企业立定足跟，获得一定程度发展后，荣氏企业越来越重视自身的资本积累。辛亥革命后，振新纱厂主持厂务的荣氏兄弟与股东之间，在见利分红还是积累扩大投资的问题上发生争议，最终导致荣氏兄弟退出振新。吸取这件事的教训，荣氏兄弟定下了一条规矩：无论是新厂创办还是老厂增资扩股，各股东三年内不得提取红利，股息一律存厂，用于清偿建厂欠款和日常生产周转。三年期满后，他们又通过一定方法吸引股东把股利“存厂生息，以厚资力”。福新二厂创办时，从福新一厂盈利中划拨过来作为资本的8．44万元，就是荣、王、浦六兄弟的股息和红利；以后他们又以福新二厂盈余作投入资金开办福新三厂；以福新三厂的盈余盘下相邻的中兴面粉厂，改称福新四厂。申新一至四厂的新建和扩建改造资金，大部分也是靠粉纱各厂的盈余调拨。其中申新一厂的初始投资30万元，主要来源是茂新、福新厂的利润。以后历年盈余、红利均滚入股本，1919年资本额扩大到80万元，1922年达到300万元，增资中吸纳的追加资本仅40万元，而股息、红利和利润滚存占85．2％。一段时间内，荣家企业就是靠这种“滚雪球”的方式，将企业越滚越大，越滚越多。
真正把荣氏兄弟抬上“棉纱大王”、“面粉大王”宝座的，是资产经营的成功运作。
一是“欠入、赚下、还钱”。荣氏兄弟从“欠机”进而到“欠厂”，把分期付款的方式运用到工厂的兼并之中，从而实现了资本的较快增殖。例如，申新五厂到九厂（八厂除外），就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激烈的市场起落中，通过收买上海德大、厚生、英商东方和三新等纱厂，再经改组而成。在这一系列并购中，荣氏兄弟既抓住被兼并厂陷于困境、售价极低的时机，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减轻一次性筹资的压力，又把买得的工厂资产转押于银行，获得银行的借贷资金，用于恢复和改进生产，得益非浅。如，收买三新纱厂，商定售价40万两（不含地皮），仅及资产净值的一半，而且只要先付佣金5万两，余款暂欠。荣家向钱庄借款5万两，买下三新后，立即着手厂务整顿和机器调试，一周后纱、布机全部开齐，实际是用工厂的赢利分期偿还欠款，未花投资而盘下一爿工厂，可谓是成功地运用“欠入、赚下、还钱”方法的典型。
二是租办、收买、兼并。1921年前，荣家共计经办过15家面粉厂，其中租办的6家，租期届满后收买的3家，续租的1家。租办和收买的粉厂设备（粉磨），占当时茂福新系统设备总数的16．7％。至1931年，荣家经办的纺织企业有10家，其中租办和收买的计．6家。租办、收买是荣氏企业兼并扩充、壮大资产规模，减少竞争对手，扩大市场占有份额的重要途径。荣家租下或买下企业后，按照自己经营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整顿管理，改进技术，并利用已有的销售渠道和商标品牌，扩大销售，往往是能够较快见效。例如，荣家收买厚生纱厂后，立即从申新各厂调来技术力量，运来所需机件物料，仅一星期左右，就使停产近一年的工厂恢复生产，并出纱上市。
三是举债、借款。开始，荣氏企业主要在流动资金短缺时向银行、钱庄告贷，以后向行庄借款也用于扩大投资或收买工厂。这一时期与荣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荣氏兄弟利用儿女亲家关系，以申新公司的名义分别在这两家银行投资25万元和45万元，并由荣宗敬出任两银行的董事，荣氏企业向这两家银行的借款余额则各在400～500万元之间。此外，荣宗敬还以个人名义投资于9家银行、钱庄，投资额合计25万元。他说，我在这些钱庄搭上1万股。就可以用它10万、20万的资金。到30年代初，申新系统借人资本（包括股东、职工存款和往来借款）高达4374万元，比10年前增加2．75倍，借入资本与自有资本之比为2．4：1。茂福新系统的借入资本也达到1332万元，较10年前增加0．86倍，与自有资本之比为1．2：1。荣氏企业负债经营，是它迅速扩张的条件，但同时也因此而受到高利盘剥和金融资本的箝制，并给随后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四是吸收职工储蓄。开始时，公司和各厂用旧式存折吸引职工存款，考虑到普通工人工资收入微薄，起存点降低到以每角为单位。以后，吸储对象逐步由工人扩大到员工的亲属、朋友。到20年代后期，存款余额增加到100万元，而当时荣氏企业常年向行庄借款的余额也不过300万元左右。1928年荣氏兄弟创办了茂福申同仁储蓄部，总部设于上海总公司内，同时在无锡申三、常州申六、杭州茂新批发处、汉口福新批发处设立分部。储蓄部成立后，首先以较高利率吸引存款，通常较银行同期存款利率高出0．5至1个百分点。以后又实行大额累进利率，即存款在100元以上的户头，年利率提高为5厘，存款在500元以上者，年利率6厘。同时，储蓄部开辟了多种存款方式，除常规的定期、活期、零存整取外，还开设定期取息、复利滚存、礼券存款、活期流通等项目，并根据储户的不同要求，在存取手续、利息计算上不断加以改进，提供方便。其中活期流通存券可以在各地茂福申工厂、批发处、办麦庄、收花处通存通兑，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储蓄部还打出“以实业保证储蓄，以储蓄发展实业”的旗号，强调公司的可靠性，以吸引储户。储蓄部成立当年，存款余额即达到147万元，连同原有旧式存折存款，总计达250万元。到1931年，储蓄部存款达到503万元，旧式存折存款也突破140万元，两项合计超过了中国银行、上海商业银行各自对茂福申总公司的贷款数额。储蓄业务的扩大，不仅部分地解决了荣氏企业兼并扩充和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要。而且减少了企业向行庄借款的利息支出。据估计，这一时期总公司因吸收存款而节省银行贷款利息支出每年约在20～30万元。从抗战时期到战后，荣氏企业吸收员工存款的做法始终没有间断。如。内迁的申四、福五两厂，到1945年。吸收存款超过10亿元，为银行贷款余额的4．5倍。这笔稳定可靠的存款，对维持企业的生产经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沦陷区，荣德生又突破同仁储蓄部的局限，于1939年发起组织广新银公司，在吸收储蓄的基础上，经营银行存贷业务。1944年，荣鸿元兄弟等还曾创办三新银行，除银行业务外还经营外汇、黄金兑换。但这两个金融机构存在时间都不长，只是荣氏企业发展的一个枝节。
荣氏企业的资金营运与资本扩张相辅相成。一方面通过资产抵押，扩大借贷，做足生意；另一方面也依靠借贷扩充、盘大企业规模，加快资本积聚。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尽管这种资本经营还是属于初级阶段。但在当时，却是一般企业经营者所未能认识和未能做到的。
（载《江南论坛》199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