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良
“文化大革命”从结束时的1976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二年了。“文革”历时十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占有重要位置。全面征集整理“文革”期间的党史资料，认真总结“文革”期间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各级党史部门和全体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征编工作不可缺少重要组成部分。
（一）
“文革”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就各个地方而言，“文革”中究竟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有多少党组织被“砸烂”，有多少党的领导干部被打倒，有多少同志被无辜审查，有多少个“造反派”组织，发生了多少次“武斗”，死伤了多少人员，有哪些重大案件，来龙去脉如何，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恐怕多数同志说不清楚，就是我们搞党史工作的同志，也心中无数。但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党史界关心“文革”史料征编工作的同志还不多。为此，作者恳切希望各级党史部门能将“文革”史料的征编研究工作切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尽快落实课题、落实人员、落实任务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搞清楚一批专题，以免再走建国前党史征编工作的老路。
抢救“文革”时期的党史资料之所以刻不容缓，是由以下三方面因素决定的。
首先，“文革”时期的档案不全。“文革”期问，特别是1969年以前，不仅各级党组织被“砸烂”，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也已处于瘫痪状态。各地的报纸大部分被迫停刊，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铺天盖地充满血腥味的传单、海报。各单位的工作已基本无人问津，档案资料已无人收集，也无法存放；原有档案资料被冲、被抢、被窃的案件时有发生。因此“文革”期间的资料比较难找。
其次，“文革”期问的当事人大多年事已高。由于文字档案资料不齐，很多问题需要靠征集口述资料才能搞清。而“文革”前担任领导职务，“文革”中被冲击审查，以后又陆续“解放”、恢复职务的同志，大多是建国前和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这些老同志大部分已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不少同志甚至已经离开人世，如果再不抓紧时间抢救，那将成为永远的遗憾。“文革”期间的一些“革命小将”，现在也有五、六十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文革”中有关事情的记忆势必不断淡化，张冠李戴、记忆不准的情况在所难免。所以，征集“文革”期间的党史资料，特别是抢救“活资料”已成当务之急。
再次，少数散于民间的“文革”资料被个人收藏。“文革”结束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文革”资料的征集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但民间的收藏活动却十分活跃。早在六、七年前，就有人出高价收藏“文革”报、刊，最近一、二年，无锡古玩市场收藏这方面资料的人更多，这对我们的征集工作又增加了不少新的难度。
（二）
党史界有一句行话：写当代史需要有一定时间的“历史沉淀”。那么，对于“文革”期间党史资料，现在是否已经具备了征编的条件了呢？笔者认为，征编“文革”期间党史资料的时机已经成熟，有利条件主要有以下三个：
1．有《历史决议》作为依据。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对其的性质、指导思想、社会历史成因、危害、责任及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的历史功过和“文革”期间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征编“文革”史料，最好的依据就是这个《历史决议》。“文革”史料虽然发表的还不多，但毕竟已有一些成果问世，如《“文化大革命”简史》（金春明、席宣著）、《“文化大革命”史》（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论析》（金春明著）、《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等等，所有这些有关“文革”的论著和史稿，都是在《历史决议》的指导下写成的。我相信，有《历史决议》作为我们征编工作的依据，无论碰到的问题有多么困难，遇到的矛盾有多么复杂，都是不难解决的。
2．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已经统一。“文革”期间，全国各地都有对立的两派。经过这二十年的教育与反思，绝大多数同志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感到可笑，对“文革”的后果和影响深恶痛疾。不管当时各人的政治观点如何，目前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已趋于一致。对于“文革”期间一些具体事情的评价，大家也不像过去那样各执己见、斤斤计较，对立情绪已经消失。完全可以这样说，现在大家对“文革”中一些人和事的认识是大度和理智的。这是我们搞好“文革”史料征编工作的基本保证。
3．当事人多数毕竟还健在。“文革”期间的当事人虽然大多年事已高，但多数同志毕竟还健在，无论是征集文字资料还是口述资料，现在还为时不晚，就算以前已经错过了一些时间，但总比再拖延下去好。只要我们从现在起就切实抓紧，那么，“文革”史料的征编工作就一定会扭转被动局面，出现新的气象。
（载《江南论坛》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