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源
爱国实业家荣德生创建的大公图书馆，是我国第一个正规的乡村图书馆，是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枝奇葩。
荣德生，又名荣宗铨，号东农，1875年出生于无锡荣巷一个亦农亦商的小康人家。小时候念过六年私塾，十五岁到上海通顺钱庄当学徒，他深知农家子弟缺乏教育之痛苦。从1906年起荣德生在经营面粉企业取得初步成功后，就在荣巷及附近几个村庄陆续办起了八所小学。其中有四所女子小学，为农村孩子上学读书提供了条件。
1912年，荣德生设想要建立一个图书馆，购藏书刊典籍，向农村青少年免费开放，作为对办学的一种补充。他根据专家指点。研读《书目答问》，按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依目购办”；又请自己的族叔吉人、孪生兄弟，分别负责书籍采购和整理、保管；还同各地书店联络，“如遇未有藏本者，必购之”。经过一年多努力，共购得书籍五万多卷，为图书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后，他在荣巷西首购地二亩八分，动工兴建了“二进四十方”、“能藏书二十万卷”的新式两层楼房。1916年10月，新楼建成，当时，“已购书九万余卷，开幕之日，甚为热闹，创举也！”
但是，荣德生此举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一个实业家，如此耗费资财，购书买地盖房办图书馆，究竟有什么用呢？荣善昌在《大公图书馆藏书目录·跋》中对此作了回答：“德生为本乡社会教育计，已设男女初高小学凡八处，于公家不逮之力，稍可补助。居恒相聚，仍窃议社会之不良，而忧无以教育之。民国四年春，乃定筑一小小图书馆，本无我之旨，命名大公。”荣德生本人则说：“外人不明此意，以为粉厂要如许书籍何用，不知购存为大众计也！”因此，近代大教育家唐文治盛赞荣德生创办大公图书馆“其意诚而其志宏矣。”
至抗战前夕，大公图书馆藏书已达十八万卷，还不包括期刊和外文书籍，成为当时无锡地区仅次于县立图书馆的第二大图书馆。其中有不少藏书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如元版的《范文正公文集》、清代徐志定的磁刻《周易说略》、元代名画家倪云林的《清秘阁全集》、东林党首领之一高攀龙的《高子遗书》、清末思想家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明代编纂的《无锡县志》钞本，以及其他一些乡贤著作和地方志。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无锡，荣德生避居武汉、上海。大公图书馆同他留在无锡的其他产业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有价值的图书被洗劫一空，侥幸剩下的散落满地。面对这种情景，年逾古稀的老先生悲愤地写道：“我国数十年来贫弱原因，以政治腐败、生产落后和国际市场经济侵略，实为主要因素。但所以贫弱，所以无新事业发展。则缺乏人才启发之故耳。”“人才之兴、良师益友、书籍，三者不可或缺。余有鉴于斯，缘吾乡僻处农村，贫寒子弟终有天才，无良师授业，所以兴办学校；无图书参考，故建立图书馆。今被毁损至此，可恨可痛。”“毁去有用之书，等于摧残人才。”“此种文化上之损失，实较实业上之损失更严重也。”这些精辟的论述，充分表达了荣德生的爱国爱乡情怀。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大公图书馆及其藏书是何等珍惜！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在大力恢复企业生产的同时，又多方征集，使大公图书馆的藏书得到了若干补充。1947年，荣德生创办江南大学，大公图书馆对江大的教学、科研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本人和子侄们一再遭到迫害，青年学生也无法安心读书，所以直到解放，大公图书馆始终未能恢复到抗战前的规模和水平。
1952年7月荣德生逝世后，他的儿子荣毅仁秉承父亲遗命，将大公图书馆幸存的五万三千二百六十三册书刊，全部捐献给国家，实现了他“购存为大众计”的夙愿。如今，这一批集荣德生毕生心血的珍贵书籍，被妥善地保存在无锡市图书馆。而那座1916年建成的馆舍，虽历经沧桑，仍安然无恙，完好地保存在解放军驻锡某部大院内，为市级重点保护文物。
1985年9月，在改革开放中新建的江南大学正式挂牌，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荣毅仁应无锡市人民政府之请，担任名誉董事长。一个月后，他代表荣氏家族向学校捐款人民币三百万元，其中一百万元设立“公益奖学金”，二百万元建造图书馆。馆舍建成后，他亲自题写了“公益图书馆”馆名，并赠送一批我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革命文献。1988、1989、1997年，荣毅仁三次亲临江大，在图书馆接见学校领导和师生代表，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国家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在这座建筑面积六千七百平方米、藏书三十万册、中外文期刊一千多种、全部实行计算机管理的现代化图书馆，不仅是江大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已成为无锡市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
荣德生、荣毅仁父子两代人，相隔七十多年，在无锡建造的两个图书馆，虽然规模和设备不可同1日而语，但他们爱国爱乡，热心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重视培养人才的高尚品格，却是一脉相承的。
（载《江南论坛》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