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明
20世纪60年代，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他们的青春热血，理想和追求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十几年过去了，当他们韶华已逝，陆续返城时，他们却成了城市里安家就业的困难户，即使给安排了工作，工种一般也是最差的。苦，他们并不怕，下乡这么多年，什么苦没吃过？最令人感到不平和辛酸的是，都已人到中年的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可由于下乡插队年限不算工龄，他们的工资级别、住房、培训、福利待遇都从零开始，这就使他们陷于经济困窘之中。在这种情境下，于1979年返城的老知青，当时就职于湖南株洲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的肖芸，鼓起勇气就农龄问题给湖南省领导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六四至六八年下乡、七八至八九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10多年（最长农龄达15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眼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牺牲者，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几千万知青在农村，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穿用），深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掮担（不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煞。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都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下乡知青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点，知青回城也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是把知青回城看成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上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都在传说：八五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将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特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理解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人（也是成千上万的人）的忧虑？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不欺负老实人”，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换回国家领导者传送的福音。
此致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肖芸文笔很好。在湘潭插队时尤擅长写反映知青生活、思想的报告，“文革”中曾给中央写信反“血统论”。知青返城后，由于插队农龄不算工龄，造成他们精神上受歧视，内心苦闷压抑，生活上陷于经济困境。就这样，几十名知青战友再次找到肖芸，恳求她能为广大知青写一篇申诉报告。这封信就这样诞生了。而当肖芸兴冲冲把几易其稿的定稿拿出来请知青们阅渎、签名的时候，大家却你让我，我让他地推脱了。当时“文革”“文字狱”的遗风还盛，如果撞到了政治枪口上。判个“现行反革命”也不是不可能。面对签名纸上的空白，肖芸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然而肖芸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又使她一不做二不休，毅然把信尾落款“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划去，改成了“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肖芸”后，把信寄了出去。
此信最后得到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的亲笔批示，并根据这一批示。1985年国家劳动人事部颁发了1985（23）号文件《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闻讯的知青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因为他们的农龄可以堂堂正正地按规定转成工龄了！就是这封信，使成千上万知青历尽千辛万苦的插队生涯得到了一份尊重，一个肯定，从而也提高了广大知青返城后在工作、经济乃至生活上的起点。
（载《江南论坛》200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