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映
编者按：钱钟书先生是世界著名学术大师，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杰出象征。作为无锡籍的大学者，他为社会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为深入研究钱钟书的学术思想，发展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本刊特刊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的文章，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带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挚爱和眷恋，带着他无穷的睿智和学识，离我们而去。时光荏苒，但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却日益发深。这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怎样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新世纪。学界都在思考，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产生出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以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因此，纪念钱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应当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走近他，认识他。深刻地探讨他的学术道路和学理体系，从而进一步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以往鉴来，开拓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更高历史水平的繁荣鼎盛的前程。
一、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幼承家学，其尊翁基博先生是颇有成就的国学家。钱钟书天资过人，自幼即以多才蜚声乡里，代父司笔札。青年时代就曾受到前辈学者陈衍、钱穆、张申府、吴宓等的高度称颂，被誉中“人中之龙”（吴宓语），指出他“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钱穆语）。可以说，他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60年来，钱钟书先生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他辛勤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解放前出版了集幽默睿智于一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的《谈艺录》；解放后出版了《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待出版的还有《（宋诗纪事）补正》，等等。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并作出重要贡献。自50年代以来，钱钟书出色完成了党和国家委托的工作。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继继续续直到“文革”开始受冲击“靠边站”，工作才停顿了下来。到1972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1974年参加了英译工作，终于使《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得以出版。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钟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
钱钟书是20世纪我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拉丁文，而且对西方的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一位听到过他讲演的德国教授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说“他是我生平仅见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一位美国学者则称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智者之一”。博学的胡乔木同志曾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但是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
钱钟书先生对我国古代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并铸广博的知识与精审卓识于一体，使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他为学不迷信任何偶像和权威，对任何问题都充满着犀利的批判眼光。《谈艺录》是钱钟书青年时期之作，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辨析，出版之初就以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和材料的丰赡充实震动了学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一项成果，对传统的选学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这部书既有普及性的一面，可供雅俗所共赏；同时又体现了钱钟书对宋诗乃至全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深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管锥编》虽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如果天假钱钟书以年，这部著作的规模一定还要更加宏伟，其涵盖面也一定会更广阔。但就目前出版的五册来看，它们依托对《周易》、《毛诗》、《楚辞》、《老子》、《左传》、《史记》等典籍的独到研究，而又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到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而科学地疏理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把中华文化安放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有力地走向世界，并努力打通中西之间的隔阂，自觉而科学地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从而使我国新文化建设的路途更宽广阔更健康。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作为一代学术大师，钱钟书先生的著作表现出一种恢宏的气度，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发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为内涵。而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是前瞻性的。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在唁电中说的“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正是十分准确地指出了钱钟书的学术业绩对于世界和未来的意义。
钱钟书的每一部著作都以深邃独特的思想、新颖广博的知识和优美幽默的文字令人百读不厌，而且是每读一次，就会有一次新的收获。钱钟书本行是文学，但研究领域绝不只限于文学，即使是讨论文学问题也是高屋建瓴地结合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许多领域的知识综合考察文学的规律与特征。
可以说，钟书先生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在文学创作上，他也是一个多面手，他最早成名之作是旧体诗，受到许多学界耆宿的称许；以后在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等方面的成就也为文学界称赞。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影响更大。钱钟书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一个与他的成就相平行又相关联的课题，值得我们仔细地研究和总结。我们希望培养出更多的钱钟书式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大作家，要下大气力研究钱钟书，总结他的学术道路，把他的治学经验真正学到手。我想，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是正在展翅腾飞的祖国和亿万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应该努力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二、当今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知识创新层出无尽。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十分关心当前世界上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潮，不仅包括文学，而且及于哲学、史学等领域。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作为宏通渊博的学者，钱钟书从不满足于既有的成就，总是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总是如饥似渴地吸收、采纳新知识、新学说，总是在思考并发现新问题，寻求更新更准确更深刻的答案。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撰写著作。在付印以前要反复修改润色自不必待说，就是已经出版了，在钱钟书看来也不是工作的终点。书出版以后，他仍然研究不辍，总有所补充，有所修订，所以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而且还大量吸收了西方当代兴起的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三十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同样，他的《宋诗选注》乃至长篇小说《围城》，在重印时也都作了一些修改。这里既有对排印错误的改正，也有不少是对原文的修订，对资料的增删，甚至有成段的改写。这一切充分体现了钱钟书在学术和创作上精益求精、永不满足的精神和对自己著作近于苛刻的态度。可以说，他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学术精品意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事实上，钱钟书的成就也主要不是靠他的天才，而是靠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所取得。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惟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