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钟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的感人的事故。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就过了半天。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钱钟书爱书，熟悉书，了解书，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录来的，可以说，渗透着他的心血。钱钟书读书最肯下苦功夫，又最具探索精神，最爱追根究底，最善于把读书所得的知识融会消化，比较参证。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现在整理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是批注在《宋诗纪事》空白之处的。还有一个例子，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有五本，可是钱钟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这是名副其实的厚积薄发啊！即使在条件不好的时候，他也照样抓紧一切时间读书。据说有一次他在旅途奔波了一个月，生活很不安定，但每天仍是手不释卷。从1969年10月到1972年中，钱钟书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在这样的环境下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不放过任何一点可以利用的时间，他的这种学习精神实在是感人至深，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学术品格。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凡是曾向钱钟书请教过的年轻同志，都有如坐春风，甚至有与先生一席谈，“胜我映雪十年功”之感。他就是这样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当然，对于浮夸取巧、华而不实的学风，对于弄虚作假、追名逐利的行为，钱钟书是深恶痛绝的。这种现象无论发生在谁身上，他都不能容忍，都会在言谈和文字之中有所批评有所讥讽，有时还相当尖锐激烈，给人以严厉的印象。其实，这正是他对学问人品持极端老实态度的又一方面表现。为了学风的纯洁健康，为了在学术界树立正气，我们很需要提倡这种刚正不阿、而又智慧充溢的人格风范。
三、钱钟书先生留学英、法，谙熟西方文化，但他谦逊有加，从不以此为傲。早在1945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记述钱钟书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这段话是颇能再现钱钟书先生风貌的。
精深的人文情怀，是精诚的爱国情怀的精神支柱。钱钟书的风骨来源于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打开《槐聚诗存》便可以看到许多怀念家乡与祖国和凝聚着爱国激情的篇章。1938年，他留学英、法结束时，像他这样杰出的俊彦，当时在英、法找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讬”（《谈艺录》）的故国，和自己的祖国同忧愤、共患难。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钟书偏要留在火陆。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中怀着深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我们俩当时为什么有好几条路不肯走呢？……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文革”中，钱钟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钟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少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宝贵的品格。
钱钟书自己虽未参加共产党，他的惟一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瑗（不幸先于钱钟书病故）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钱钟书和杨先生还拥有不少共产党人的朋友。钱钟书长期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无论是在个人研究还是集体撰著中，都受到所长何其芳同志的高度尊重和信赖。何其芳同志经常教育所里的同志要尊敬钱钟书，要虚心地向他请教。何其芳同志自己也以身作则，他写的文章，在发表之前，经常要先请钱钟书过目指正。钱钟书对其芳同志的为人和学问也很赞赏，所以总是诚恳尽心地给他以支持和帮助。钱钟书与胡乔木同志是清华的先后同学。乔木同志对钱钟书的人品、学问、诗才一贯佩服之至，对他在学术上的独特造诣深为了解，曾一再向不了解钱钟书的人宣传钱钟书是“稀有金属”，并批评过个别人对钱钟书的误解和诋讦。乔木同志在遇到问题时也经常向钱钟书请教，钱钟书也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因此依我看，乔木同志与钱钟书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典范，这是非常可贵的，值得我们永远作为榜样学习的。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了扩大本院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加强国际学术文化交流，并更好地推动学术工作的发展，特聘钱钟书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院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事情不轻易地打扰钱钟书。但学术方面的重大事情，则一定要请示他，并充分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见。而钱钟书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力所能及地为扩大本院的国际影响而努力。例如，80年代中期，当时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负责人、著名的意大利学者普拉齐先生来华探视钱钟书，钱钟书就趁机请他与社科院的同志座谈，遇到困难问题时，钱钟书还亲自为之翻译，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包括人文学术发展的新纪元。它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给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钱钟书对这一新的方针政策是由衷拥护、全力支持的。他的长达一百余万字的《管锥编》开始写作于“文革”未终、“四人帮”尚在肆虐之时。而这部体大思深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趋时的话语，完全是钟书先生郁积多年思考的集中表达。《管锥编》的写作正像一朵迎春花预示着严冬即将逝去、繁花似锦的春光就在眼前。正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种政治的大气候，给一切有价值的学术文化创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和自由驰聘的天地。钱钟书的旧作，如《围城》这一部过去遭到过攻击非难的作品不仅再版了，而且印行了几十万部，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译成了英、法、俄、德、日、丹麦、荷兰、韩等十多种文字，享誉世界。钱钟书饮誉文坛的《槐聚诗存》，以及他的优美隽永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再版了，学术论著《谈艺录》增订本再版了，而且“体大思精”的《管锥编》及其补遗问世了，视名利如敝屣的钟书先生广为中外关心学术和热爱文学的读者所知，并受到应有的欢迎和尊敬。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钱钟书的学术成就是与国运同兴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钱钟书的学术文化创造成果，也应该充分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给我们国家所开创的发展机遇。
四、我和钱钟书先生相识得较晚，但和许多同志一样，我也是钱钟书著作的热心读者。他书中所阐述的深邃哲理，常常使我受到启发，他的幽默机智，常常在让我忍俊不禁之后，感到回味无穷。尤其使我钦佩的，是钱钟书文章所显示的知识之广博、风格之高峻、词采之雅丽。我到社科院工作之前，曾在几次会议上见到过钱钟书，每一次我都特意趋前问候，并曾专门去看望过他。到社科院工作之后，我先后有几次去医院探望他，钱钟书和杨绛先生慢慢和我熟悉了，有什么心里话，也愿与我坦诚交换。去年11月，恰逢他88华涎，我曾和几位同志特意到北京医院，向他献上一束花，祝愿他早日康复。那一天他和杨先生都显得很愉快。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一直关心、惦记着钱钟书的病情。我每次见到总书记，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钱钟书的近况。1998年12月19日八时三刻许，总书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8日晚关于钱钟书病危的报告，心里十分着急，即给杨绛先生打电话。通话后，总书记默然良久，后在病报上写道：“本拟去看望，后考虑给杨绛同志打一电话，不料钱老已于凌晨七时许逝世。我向她表示沉痛哀悼。”杨绛先生后来专门让我转达她对总书记和中央其他领导的关心表示诚挚的谢意。
按照我们的想法，钱钟书的后事应该跟他的身份、贡献和影响相称。但杨绛先生坚持钱钟书的遗愿，要求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二、三亲人护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我们既为钱、杨二位先生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感动，又觉得那样做未免简慢了些，难以充分表达我们对这位大学者的哀悼之情。但是为了尊重二位先生，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遗愿。钱钟书生前专心学问，淡泊名利，不喜俗套，最忌张扬招摇，他的去世也希望能摆脱掉一切虚礼和俗套。然而，我想强调的是，钱钟书的学术丰碑早已建立在中国乃至人类的文化史、学术史上，今后将永远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对钱钟书最好的纪念应该是认真地研究他的书，学习他崇高的精神和品格，发扬他博大而谨严的学术风范。
钱钟书先生离我们而去了，按照他的遗嘱、连骨灰也不曾保留。但是，钱钟书先生是不朽的，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崇高品质和他的等身著作将永远地留在天地之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杰出的学术和创作业绩，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属于全人类。作为后来者，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体人员，以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战线的同志们，应该很好的继承并发扬钱钟书先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科学的精神，以弘扬中华文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己任，为此锲而不舍，奋斗不息。
钱钟书先生作为20世纪人文学术的杰出象征，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和一个崇高的学术文化标准，启迪着和激励着新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充满求实态度和创造精神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大地，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载《江南论坛》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