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如
一代宗师钱钟书作为钟永远停止摆动了，但他作为书却是永存的。特别是他的美学思想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钱钟书生于1910年11月21日，江苏无锡人。其家学渊远，6岁就开始攻读群经，19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5年赴英国留学。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钱先生是个作家、学者，其实他还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美学家，其重要美学著作有《旧文四篇》、《管锥编》、《七缀集》、《谈艺录》等等，还有一些美学思想散见于其它著述之中。
钱钟书的美学著作，多数是以随笔、札记的形式写成的。在这一点上与著名美学家宗白华相似，虽然缺乏严密的体系。但对美学上某些问题的看法却极具真知灼见。钱钟书早期的美学思想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美学研究中的新观点，如他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美学理论著作《美学原理》一书，一方面肯定它的大胆立说，另一方面又切中要害地指出它走极端的倾向。在研究艺术问题时，钱钟书十分重视审美主体“美感的锐钝，文心的灵滞”在美的创造中的重要性。此外，钱钟书还提出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命题。例如，他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所提出的中国美学中人化批评的特点，就是把审美对象“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这确是中国美学鉴赏、批评的最基本的特色，为后来中外美学研究者所公认。
钱钟书在中期、晚期的美学研究中，更加注重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从不迷信别人，疑古而不泥古，敢于推翻千古铁定的陈说。他在关于“春秋笔法”对后世文论的重大影响、正统诗画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标准问题”、“通感”在美的创造和审美鉴赏中的作用问题、关于范温《潜溪诗眼》论韵的重要文献的发现与论证等众多问题上，都有相当深刻的见解。在中国诗和中国画的标准上，钱钟书指出，“传统中国文艺批评对诗和画有不同的标准，论画重视王世贞所谓‘虚’以及相联系的风格，而论诗时却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因此，旧诗的‘正宗’、‘正统’以杜甫为代表”，“总结起来，在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里，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却是画中的高品或正宗。旧诗和旧画的标准是批评史里的事实。”（钱钟书《中国诗和中国画》和《中国诗和中国画》，载《七缀集》）他在审美判断上，明确提出和论定了中国画和中国诗的不同标准，是极富见地的。此外，钱钟书还十分重视诗歌小说中所表现的美学问题，对“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情感与想象、诗画之异同等美学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笔者这篇短文是很难一一述及的。
在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上，钱钟书有着自己的鲜明的特色。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一览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门学科，因而得以居于相当的高度和广阔的视野来畅谈美学的诸多问题，在研究内容上以中国传统美学为主体，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地涉猎西方美学和西方艺术，从他中年时期的《谈艺录》到晚年时期的《管锥编》等，无不如此。他既不迷信硕学鸿儒之见，也不轻视村野俚俗之识。例如，在《谈艺录》中，他经常借民间俚语来论述审美心理的种种问题。他的美学研究方法自“五四”以来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扭转了长期以来以西方美学为主、中国美学为注脚的研究局面。
钱钟书的美学研究旁征博引。无所不采。在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上，上至先秦典籍，下至唐诗宋词、明清说部、近代翻译，引证资料繁富，难以数计。在西方美学和文学的研究上，上至德克利特、柏拉图，下至但丁、卜迦丘、维加、弗洛伊德等等，涉及思想家、美学家之多，令人难以统计。从涉及的学科学派来看，中国的儒、释、道、诸子百家等，西方基督教、语义学、实证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接受美学、拆散结构主义、单位观念史学等，无所不用，无所不论。在所论及的每一个美学问题上，都汪洋恣肆，出入古今，给人无穷的联想和深刻的美学启示。
钱钟书还非常重视作为人类审美创造的最集中表现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研究，并且能先于美学理论家提出早在文艺作品中已经提出的相同的美学问题。如，关于审美怀古问题。西方美学只是在近代才正式提出了美学上的“杂糅情感”的问题，而钱钟书亦从我国的古籍《左传》、《国语·晋语图》以及苏轼的《南涧》诗和西方柏拉图、蒙田等人的著作中提出了“杂糅情感”的问题。
钱钟书的美学思想博大精深。长期以来美学界、思想界忽略了钱氏美学的研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我们应充分认识到钱氏美学在中国美学中的地位，从而去认真梳理、研究。以丰富中国美学思想的宝库。
（载《江南论坛》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