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葆鼎
著名学者陈翰笙教授在1996年春节期间欢度了他的99诞辰。我们庆贺翰老健康长寿，更钦佩他的革命风范和道德文章。他为革命事业，为教育事业，为学术研究，为国际活动，已奔忙了70多年。在他身上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坚定和中国人为人的善良勤奋的高度统一。我们追溯翰老走过的道路和杰出的事迹，也就是为他的100岁暖寿。他所走过的道路和光辉的业绩，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志向与成熟
先生到老都不忘童年母教。他的慈母曾以一句无锡老话告诉他：“为人要正派，勿要长一双势利眼——看见大佛得得拜，看见小佛踢一脚——骨头要硬，心肠要热。”他一生身体力行。在“四人帮”横行的七十年代，他从“五七”干校带着高度的青光眼和白内障，刚回北京，便在家设帐授徒，为还戴着“黑帮帽子”的高干子女义务教学外语。“有教无类”，无私无畏。每晚上课练习造句，用的教材是他自编的《英美时文选读》，借助资本主义的民主，委婉宣传社会主义该有真民主。李克农问他客观上能否做到？他说：“做到做不到，总要尽心而为。”北京人民在一片装点着白纸花的松柏丛中用层层花圈衬托出“四五”运动的那一阵，他每在夜幕初降便请年轻朋友搀扶着，从东华门书房徒步到天安门广场，听读追悼周总理的诗歌，听取群众自发声讨社会法西斯的檄文。他把七八十年前母亲的教诲，又赋入了“硬骨头”和“热心肠”的新内容。
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付诸革命实践。在北京大学当历史系兼法律系教授时，他得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指引，先为共产国际写中国通讯，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封建暴虐；以后为共产国际做地下工作，看准了真理所在便刻意追求。他追随李大钊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示威游行，“3·18”惨案的当天，在军阀的枪林弹雨下幸免于难。李大钊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的那几天，他多次亲去探望恳谈。李大钊遇难后，他处境险恶，终于被迫流亡国外。九十年代，他把生平档案捐赠给以李大钊为首任馆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寄托缅怀李大钊烈士之深情。
他长期协助宋庆龄继承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遗志。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1927年在莫斯科与邓演达、陈友仁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号召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时，陈翰笙结识了她。1929年在上海，他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奔走营救遭受蒋介石反动派逮捕的邓演达和“泛太平洋事业同盟”的秘书牛兰等革命志士。在邓演达被害、杨杏佛被刺后，他才被迫流亡日本。1939年5月他专程到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工会运动”和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为了抵制蒋介石、孔祥熙向国民党统治区滥用“工会”捐款，他和斯诺、艾黎等专门组织了“工会国际委员会”，亲自担任秘书，用了两年多时间，把华侨和国际友人募捐来的两千万美元直接交廖承志通过上海银行汇往延安由李富春签收。1941年1月，在由宋庆龄支持他创办的英文《远东通讯》上，他及时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向民主阵营各国作了通报。国际进步舆论的抨击，迫使蒋政府没敢再扩大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陈毅为代军长重建新四军时，他又协助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敞开所有在香港的仓库大门，取出大批重要物资输送苏北支持重建新四军。
他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补充了华工出国的血泪史料。等于为《资本论》那一章增加了一个注释。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陈翰笙熟渎了轻易借不到的德文版《资本论》。他从马克思用四十年写出原稿、恩格斯续成第三卷的这部经典巨著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后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活动时，他联系过去中国任凭列强宰割的国际地位，观察了150多年来华工出国的历史背景和不幸遭遇，构思了一二十年，于九十年代初期他双目近乎失明时，抓紧主编出版了三四百万字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十辑。
他组织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揭示了土地革命的历史意义。也是在北京大学时期，陈翰笙同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蔡和森在北京郊外彻夜深谈，明确了由中国社会性质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任务。共产国际马季亚尔武断地说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更激发了他科学探索中国的社会性质与革命任务关系的决心。1929～1935年，他得到国民党左派元老蔡元培的支持，运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合法地位，在国民党统治区选择了对全国农村有代表性的地方，如江苏的无锡、河北的保定、广东的香禺等十来个县，以及许昌、风阳、潍县三个烟草产地，多次组织了大规模农村经济调查，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必须从土地革命开始。这正好符合中国共产党六大以后转移主力下乡搞农民运动从事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在农村调查过程中，他集结和提高了一大批青年经济学者，其中有后来成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张锡昌、孙晓村、狄超白、王寅生、姜君辰、秦柳方等，他们都为新中国经济理论界作了杰出贡献。1933年陈翰笙就以他们为骨干，组成了500多名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这个民间学术团体，多年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以薛暮桥为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针对托派胡说的中国已进入资产阶级革命和国民党渲染的中国农村已在复兴等反动谬论，进行了激烈论战，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也用事实和资料来驳倒了共产国际中马季亚尔的错误论调。三四十年代，刘少奇在华中局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伴随着陈翰笙多年在国外发表的诸多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英文论著，这个研究会的实际影响还渗透到了日本与欧美的学术界中。
陈翰笙在流亡印度期间，为南亚次大陆的经济区域划分作了大量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香港沦陷后，他转到桂林参加民主运动，遭到缉捕。后在英国朋友的帮助下，从桂林经昆明流亡印度。在德里大学作评卷员兼英国远东情报局译员时，他冒着四十几度的热带酷暑，埋头于英军低矮的军用卷棚营房内，查阅并摘记了“英国皇家学会”考察印度全境的14大卷档案，又利用印度史学会的条件，对喜马拉雅以南和印度东、南、西部沿海的全境进行了实地考察。一年后，他在美国西雅图写成了英文专著《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他创造性地按地形、水利、农作物、耕作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五项标准，把南亚次大陆划分为21个经济区域。他指出，科学的方法应是按照不同经济区域来从事南亚次大陆的经济治理。这本书，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了汉泽本，德里大学八十年代再次出版了附有巨幅地图的英文本，至今国际学术界仍认为它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是他在流亡生活中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为研究中国的经济区域作出了示范。
他三次到美国，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开展了民间外交式的国际活动。第一次是1915～1922年，他先后在美国赫门工读学校、波莫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求学。1922年，他和杏良钊、段锡明、罗家伦担任“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代表，劝告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团不要在侵略者瓜分在华势力范围的《九国公约》上签字，但北洋政府还是授权顾维钧签了字，暴露了军阀官僚投靠帝国主义的卑劣面目。第二次是1936～1939年，他到纽约协助欧文·拉铁摩尔编辑出版《太平洋事务》季刊，使这个曾标榜不问政治的学术刊物有了一定的进步气息。在此期间，他协助饶漱石开办了《华侨日报》，使美国华侨社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工具；还协助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所谓3S的这三位进步记者组织写作，使美国报刊上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专稿。1938年初，他应太平洋学会加拿大分会邀请，走遍加拿大十几座大城市，用英语介绍“西安事变”真相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情况，影响及于美国舆论。第三次是1946～1950年，他先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琼斯·霍布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费城宾州大学、纽约亚洲研究所担任特聘教授、特约研究员等。蒋介石反共内战一打响，他便回到母校波莱纳大学作了四个星期的系列性演说，分析中国封建法西斯的官僚资本统治与反共的内在联系的必然性。不久，他受周恩来、廖承志委托，任“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顾问，并与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常务秘书杰姆斯·艾伦保持着联系。他又通过斯诺等进步记者和“美国争取民主远东政策”等进步团体对美国报刊不时施加影响。据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麦金农教授九十年代中期写的文章说：“罗斯福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驻华特使拉夫林·居里每逢大事总同陈翰笙教授交换意见，往往直接影响到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
解放后，陈翰笙先生以其专心的研究参加了人民外交工作。1950年他应周恩来邀请绕道欧洲回国，以世界和平理事会成员的身份。多次出国做人民外交工作。
陈翰笙的著作言简意赅，内涵丰富。1985年复旦大学为他出版了40万字的《陈翰笙文集》；198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为他出版了18万字的自传体《四个时代的我》；1996年商务印书馆将出版他解放前的一百多篇英文论著汇编。
预见与夙愿
1933年1月，陈翰笙在上海目睹国民党反动派葬送了东北，不仅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还在倾全力进行反共内战，国势危急。他预言中国可能灭亡，也可能半个中国沦亡，然而更可能不出20年会完全独立。他寄托希望于饱受国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会杀出血路，于多难中兴邦。果然，新中国在16年后站立起来了。1946年冬。他在纽约就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又说“到那时他就可以安心做点学术研究工作。一偿夙愿”。
再过5年，便是21世纪。我们祝愿陈翰笙先生健康地进入21世纪，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中跨三个世纪的“人瑞”，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更为灿烂辉煌的未来！
（载《江南论坛》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