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荣
薛福成（1838～1894年），江苏无锡人。他的一生虽则是短暂的，但在中国外交史上、近代思想史上，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兹就薛福成社会改革的思想与实践——改革理论、改革方案、改革目的等三个方面，论述如下。
一．历史发展观与社会进化观
薛福成的社会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发展观与社会进化观的基础之上的。这是薛福成改革的理论基础或日指导思想。他认为：“大抵今古之事百变，应之者无有穷时。”①他进而阐述，“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迄今已发生了三次大变。即，“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经二千年，又发生了“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再经二千年，又发生了“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②。处于时代变化发展之中的人们，其思想行为只有跟着变，“稍变则弊去而法存，不变则弊存而法亡”。他倡导向前看，学习先进，反对复古倒退。“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民之世，而茹毛饮血，居黄帝之世，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薛福成赴欧洲，目睹西方物质文明，他认为此乃“宇宙自然之理”。他说：“余观火轮舟车之迅捷，因念人心由拙而巧，风气由朴而华，因系宇宙问自然之里。……盖世事递变而盖奇，昔之幻者今皆实矣。”③
薛福成还从生物界到社会界论证了“物性反常”、“物性相制”的原理，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内核。他说：“天地生物，一物各具一物之性，即一物各有其性之常，此其大较也。而亦有反乎常者：如水宜寒而有温泉，火宜热而有凉焰……”④他以蜘蛛胜大蛇、壁虎胜蝎、蚯蚓制服蜈蚣的事例引申出一个重要原理：“夫物之大小强弱有定，而相制之机无定，得其机则小可以制大，弱可以制强，盖斗智不斗力云。”⑤
在薛福成看来，当今的天下，已是中外联属之天下，“大小相维，强弱相制，盟约相联，莫能相并”，闭关独治已不可能，只有敞开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倘若能把握一定机遇，那么小可以胜大，弱可以胜强。他针对当时洋纱洋布滚滚而来的现实，提出的对策是：“不外设厂招工，广购机器，自纺洋纱洋线，渐推而至于织布，则风气开而利源溥矣。”⑥
与他的历史发展观和社会进化观相适应，薛福成自己的思想亦是与时俱进，逐渐摆脱封建主义，迈向科学和民主。诸如：在自然观方面，他摒弃了先前长期流行的天圆地方的说法，相信地球是圆的，且绕日而行，他说：“天圆而地方，天动而地静，此中国圣人之旧说也。今自西人人中国，而人始知地球之圆。”⑦在社会观方向，他赞赏西方男女平等，充分发挥妇女作用的社会风气⑧。薛福成扬弃“重本抑末”陈腐观念，提出“重商”，“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商务盛则国强，商务衰则国弱。
二．全面推进中国近代化
薛福成的社会改革方案是：学习西方，借鉴日本，全方位地、深层次地推进中国近代化，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变君主专制之国为君民共主之国。
学习西方，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潮，但薛福成不同于一般的“洋务派”。由于他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期间，对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俗民情，都作了全面的研究，并精心地与中国的实际作了对照，孰优孰劣，孰长孰短，发表了评论。所以，薛福成提出的学习西方具有真情实感，较为切实可行的特点。但当时学习西方仍有相当大的阻力，一些抱残守缺的封建顽固派以“用夷变夏”相诘责，薛福成巧妙地抓住两点进行了驳论，一是，器数之学是人类共同财富，决非西人可独占。他说：“佛学来自天竺，而盛于东方，算学肇自中华。而精于西土。”从前西人学习中华，今天中国又何尝不可学习西人？所以他认为，西学者“乃天地公共之理，非西人所得而私也。”⑨二是，他提出，西学的根源在中学。“所谓西学者，无非中国数千年所创，彼袭而精究之。分门别类，愈推愈广，所以蒸蒸日上，青出于蓝也。”⑩他还认为。“泰西耶稣之教，其原盖出于墨子”，“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11），泰西民主之国，“此合于孟子‘民为贵’之说”（12）。薛福成这些说法并不是全没有根据的，中华民族在古代历史上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如灿烂的科学文化，为世界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1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深刻地分析了火药的西传促进了欧洲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文明确有西传，问题在于欧洲近代文明是否皆由中国西传？近代科技乃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不可能自中国西传。薛福成之所以作出这一牵强附会的论证，如果是出于减少来自“用夷变夏”的压力，增强学习西方的动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由于日本是学习西方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家，所以薛福成十分关注日本成功的经验。他认为：“亚洲诸国，酷慕西法者莫为日本，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即西人亦姗笑之。然二十年来富强之道，竭力整顿，颇能大著成效。即如商务一端，已远胜于中国矣。”（14）日本由于人才之奋起，步趋西法，实行维新之政，转贫弱向渐富强，其地虽“小于中国不啻十倍；而风气之开，先于中国则不止十年”（15）。
薛福成意欲推进中国近代化，高于“洋务派”，因为洋务派仅仅注重于器物上的近代化，实现以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加一点洋枪洋炮的格局。薛福成则有全面的深层次的构想，他不仅要“师夷之长技”，而且要从经济体制，国民素质乃至政治体制诸方面进行改革，向当时的国际化标准看齐，推进近代化。在经济体制方面。他探究西国富强之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16）。这就理清了农工商各自地位、相互关系。稍后，他更进一步提出：“西国所以坐政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这显然比当时的“洋务派”高出一筹，所以他批评说：“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日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17）这里薛福成实际上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营思想的问题。
丝茶本是我国传统的外贸出口的优势产品，每年为国家争得许多外汇，后来竟逐渐衰败，关键问题“教民养民”不够，因掺杂诈伪，失信于人，“丝中搀麻，或新丝中搀旧丝，或细丝中搀粗丝；茶则搀以柳叶，或杂以泡过茶叶，其颜色则多用装点。西人不过受欺一次，后不再来，即真货亦改滞销”；另则，“华人创一业，稍沾微利，则必有人学步后尘，甚且贬价争售，互相诋毁，以至两败”（18），这都涉及教民文义，养民知耻的问题。在薛福成看来，欲振兴中国商务，并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民族素质则是当务之急。
在政治体制方面，他提出了一个远见卓识的改革方案，即变封建君主制为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他大胆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端为：“一人肆于民上”，“恃势凌人”，“役民如牛马”，“纵其无等之欲”，如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海军衙门以园工支出，奏提一百万两作万寿山工程费用”（19）。他赞赏，“民主之国，其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为君者不能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纵其无等之欲；即其将相诸大臣，亦皆今日为官，明日即可为民，不敢有恃势凌人之意。此合于孟子‘民为贵’之说，政之所以公而溥也。”根据薛福成的思路，似很明显地倾向于民主政治体制的，但他却在君主与民主两者的各自利弊得失的比较之后，取一个“斟酌得中”的“君民共主”的政体。因为他作为清朝的官员，出使日记是要上呈朝廷，久历官场的薛福成决不会公开亮出去君观点，自遭无妄之灾。保留君，抬出民与君并列，共主，在当时是极有胆略的见解。笔者认为，薛福成的改革思想，源于洋务派，高于洋务派，走出了洋务派，同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思想是接轨的。孙中山1890年致书郑藻如，提出当务之急三件事，即兴农会、戒鸦片、设学校；1894年上李鸿章书提出四大问题，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上书碰壁，孙中山仍“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于是萌发了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思想。
三．振兴中华，富强祖国
薛福成的社会改革思想与实践具有鲜明的目的，那就是振兴中华，富强祖国。薛福成生活的时代，正是列强用鸦片烟加炮舰侵略中国，使中国人蒙受屈辱，使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薛福成苦思冥想的问题是：中国为何贫弱，怎样富强，能不能富强？
薛福成认为，中国的积弱有近因和远因。其近因是：洋人恣意挟制中国，“始于道光年问之和战无定，屡战屡败，既为洋人所轻。继以咸丰季年，为城下之盟，定吃亏之条约，益为洋人所轻”（20）。他对列强贩鸦片烟派传教士来中国，表示极大愤慨，“洋人布此鸩毒于中国，弱人精力，锢人神志，其眚过于洪水猛兽远甚”（21）。“彼洋人敛中国之财，啖中国之民，即率中国之民，后中国之变”（22）。在薛福成看来，中国积弱由来已久，“宋明以来，专尚时文帖括之学，舍此无进身之涂，于是轻农工商而专重士”（23），又说：“宋朝以来，右文轻武，自是文人不屑习武，而习武者皆系粗材，不过偏裨之选，积弱不振，外侮迭侵，职此之由。”（24）
薛福成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经济到风俗民情多视角地探究中国积弱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面推进近代化的社会改革方案。他对通过改革重振雄风，充满着自尊自爱自信，他说：“中国神皋沃壤，纵横各万里，物产最丰，声教亦最先，而户口之众，尤甲于地球诸国。若合内外上下之力，精心整顿，各国未尝不心畏之。”（25）
薛福成的爱国主义已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超越了古代的爱国主义的内容：一是，已由“忠君爱国”转变为爱进步的符合历史潮流的国。二是，已由“夷夏”观转变为近代国家观念，既然世界上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有一个维护国家主权的问题，薛福成认为：“凡两国交涉之事，条约所及者，依约而行，条约所不及者，据理而断，中外各国所以敦睦谊于不敝也。……夫中国有自主之权，军饷筹之中国，非各国所能干预。”（26）他出任四国大使，“念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因此薛福成的爱国思想已超越封闭型的“夷夏之别”、“夷夏之防”，即关门独治的“防”的陈旧观念，而主张开放。即在维护国家主权，加强边防海防的前提下走向世界，在参与国际间商务竞争中争生存、求发展，使自己的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注：①③（25）《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自序、卷一、卷五。
②（16）（26）《筹洋刍议》。
④⑥⑦⑧⑩（11）（12）（14）（15）（17）（18）（19）（20）《出使日记续刻》卷六、十、三、三、六、五、四、一、一、八、四、二、四。
⑤《庸庵笔记》物性相制。
⑨（23）《庸庵海外文编》西法为公共之性说、振百工说。
（13）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1）（24）《庸庵文外编》选举论下，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
（22）《庸阉文编》上，李伯相论西人传教书。
（载《江南论坛》199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