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锡生
《徐霞客游记》中很少记载妇女，因为他的旅游考察，重在自然界的山水，而不是人类社会。可是在考察记载山水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社会现象，其中有关妇女形象的偶尔也会在游记中出现。把这些星星点点的记载，汇集起来，不难发现徐霞客所记载的妇女在现实社会中是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同时也反映了徐霞客评价妇女善恶美丑的标准和他的审美情趣。
在徐霞客的游记和专篇文章中，有一篇是专为妇女而作的，这就是他的《随笔二则》。
《随笔二则》写的是两个不同的妇女典型。观其内容，一则是写沐府宋夫人大义灭亲的事实；另一则是写土寇普名胜之妻万氏横行一方的情景。对一正一反两个妇女的记载，使我们可以看出徐霞光客有关善恶是非的标准。
明朝开国功臣，镇守云南的封疆大吏，西平侯沐英的后人黔国公沐昌祚卒，其子（一说其孙）沐启元嗣爵。邑内诸生往沐府吊祭其父，沐府豪奴仗势打人，一时触犯众怒。可是作为主人的沐启元此时竟凭仗手中特权，包庇纵容豪奴，甚至肆无忌惮地草菅人命，使事情愈闹愈大。其母宋夫人见逆子难驯，惧斩世绪，哭泣三日后，决定进毒药死启元，事端才得以平息。徐霞客收集这则资料，说明他对仗势仗权行凶作恶者的痛恨，对大义灭亲宋夫人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
与之同时所记载的另一则资料，是土寇普名胜之妻万氏。阿迷州（今云南开元市一带）土寇普名胜为乱一方，崇祯七年九月忽然病死。子福远。年仅九岁，普名胜妻万氏便继承遗业，统率其众，横行一方。地方官吏对万氏不敢指斥一言。询及旅途行人也都缄口相戒，当地府州移文，不过形同虚拟而已。徐霞客从安庄（贵州镇宁）实地考察，看到被水西土司安邦彦所破坏的地方，群众对为非作歹的叛乱者都同仇敌忾，而这里的群众对叛乱的土寇万氏却不敢有怨言，相比之下，他对万氏的淫威感到大为不解。徐霞客在痛恨地方土寇横行的同时，对于万氏“多权略，威行远近”感到震惊，同时认为这是地方官吏的腐败无能纵容所致。另外在崇祯十一年十月初八游天女城的日记中，徐霞客记载了晋宁州明惠夫人的事变。“晋时，晋宁之地日宁州。南蛮校尉李毅持节守此，讨平叛酋五十八部。惠帝时李雄作乱，毅死之，女秀有父风，众推领州事，竞被贼保境。比卒，群酋为之立庙。”可见李毅父女是有功一方的英雄人物，历朝享有祭祀。可是到了明万历年间，吴郡许伯衡在此修晋宁州志时，因晋宁地非昔日五十八部之地可比，便在志书中轻易地把李氏父女除名，并以此取消享祀。徐霞客对老乡的这种行为大为恼火，便在日记中写道：“遂令千载英灵，空存肹蠁，一方故实，竞作尘灰，可叹也！”并说：“有功斯士，非竖儒所能以意灭者也。”以上完全可以看出徐霞客对平定叛乱，安定一方的女英雄的崇敬心情。
我们从徐霞客对宋夫人、万氏、李秀三位妇女所作的褒贬，完全可以看出徐霞客代表了封建社会中一般正直士大夫的正统观点，其历史观也是传统的。徐霞客对妇女形象美丑的记载在游记中也有所提及，这是他突破了封建社会一般道学先生讳言女色的观点。
崇祯九年（636年）九月十九日半夜，徐霞客从家乡马镇胜水桥畔放舟，迈出了万里西游的步伐。十月初一日至杭州游灵隐寺。入寺见一老僧“拥衲默坐中台，仰受口精，久不一瞬”，又见“独此寺丽妇两三群，接踵而至，流香转艳，与老僧之坐日忘空，同一奇遇矣。为徘徊之久。”以上是徐霞客生平第一次看到成群丽妇进香的景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并写进了日记。在一般人的眼中，总认为佛门禁地，六根俱净的僧侣与这些结群前来进香美妇女相杂一起，岂不是有伤风化，若在道学先生们眼中，恐怕要叹世道日非了。徐霞客却并不这样看，他对丽妇们人时的装束，悉心的打扮，感到“流香转艳”，与老僧之坐日忘空竟同视为一时奇遇。为此徘徊之久，不思离去。这既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当时杭城繁华的情景与市民思想的开放是全国少有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徐霞客并不能对女性的美视而不见，他也欣赏这种新时尚的美，反映了他在思想上对女性的宽容与开放。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二十四日徐霞客在进入云南罗平、师宗时，正值阴雨连绵，在到达师宗蛇场河江底寨时，见山洪暴发，水破崖急，且日色已晚，行人急欲找归宿，渡船乘此索客。徐霞客不得已只能以钱买渡，人旅店。“店主人他出。其妻黠而恶。见渡舟者乘急取盈，亦尤而效之。先索钱而后授餐，餐又恶而鲜，且谩亵余，盖与诸少狎而笑余之老也。此妇奸肠毒手，必是冯文所记《地羊寨》中一流人，幸余老，不为所中耳。”这位老板娘，先是索钱授餐，继之出言谩亵勾引，勾引不成便污言嘲笑。难怪徐霞客要写“如儸儸之要渡，汉妇之索客，俱南中诸彝境所无者”的丑恶现象了。《徐霞客游记》中对这位耍尽浑身解数，乘机索客的老板娘，虽未写其外貌如何，但在短短的记载中，其丑恶的嘴脸已昭然若揭。其所以丑恶，不在于她的外貌而在于她的行为，她的内心世界。这样的妇女，为了钱她可以不要脸面，主动出卖灵魂与肉体。所以徐霞客在这里对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事隔一个月后，徐霞客畅游滇池旅游圈后返归昆明时，经过著名的安宁温泉，宿于曹溪寺。南行六里至安宁城北门，“见有二女郎，辫发双垂肩后，手执纨扇，嫣然在前，后有一老妇随之，携牲盒纸锭，将扫墓郊外。南中所见妇女，纤足较好，无逾此者。入城半里，饭于东关。”这段日记，寥寥数语，把二位年青女郎手执团扇，轻盈漫步，行于郊外扫墓的形象跃然纸上。仅“南中所见妇女，纤足较好，无逾此者”十四个字，已写出在这里所见二个美人的倾城之貌。其评价之高，已可与无名氏所作《陌上桑》中的罗敷相比，足以使行人为之驻足。
在云南昆明徐霞客还提到一位歌妓，这是他在十一月初七日离开昆明与好友金公趾、吴方生、严筑居等相约于昆明郊外筇竹寺会面途遇的。其记云：“一妇骑而前，一男随而行者，云亦欲往筇竹寺”。当到达筇竹寺后，见“前骑来妇备酒邀众客，余见公趾辈同前骑妇前正殿东厢，始知其妇为使而称觞者，……其妇所备肴馔甚腆。公趾与诸坐客，各歌而称觞，然后此妇歌，歌不及公趾也。……迨暮，公趾与客复携酒盒就饮轩中，此妇亦至，复飞翚征歌。二鼓乃别去。余就寝。”徐霞客与这位歌妓或称陪酒女相处了一整天，在这段日记中七次提到她。且称这位歌妓能骑马，能唱歌，可是只字未提到她的美丑，这与灵隐寺所见的“丽妇”与师宗黑店见的“店主妻”及安宁北门所见“二女郎”的记载完全不同，这显然因为徐霞客对这位陪酒歌妓所留下的印象属一般。外貌一般，行为一般，歌亦一般，作为写实的徐霞客笔下也只能如实而书，把她写得一般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徐霞客游记》中以日记直接抒发他对女性内心感情的记载仅有一次，这是在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在武定往姚安的途中，时顾仆病，行途险恶的情况下，内心十分苦闷。在大姚县的炉头坝子大舌甸村，有李性所居之地独木桥侧，徐霞客看到：“有梅一株，枝丛而干其古，瓣细而花甚密，绿蒂朱蕾，冰魂粉眼，恍见吾乡故人，不若滇省所见，皆带叶红花，尽失其‘雪满山中，月明林下’之意了。乃折梅一枝，少息桥端。”这是他触景生情，借物抒情的日记，因为“冰魂粉眼”与“恍见吾乡人”联在一起，显然是在以梅喻人，且指的是女性。徐霞客在家乡确有他爱过的女性，这位不知名的女性，就是他一生婚姻悲剧中对周氏的怀念，所以他在这里情不自禁地为怀念家乡的“故人”而折梅一枝，这才是内心真情的流露。通过以上《徐霞客游记》中对这组妇女的记载，我们认识到徐霞客笔下妇女的善恶美丑，是凭他的审美角度据实而书，他赞扬宋夫人大义灭亲的行为，赞赏明惠夫人安定一方的历史功绩，反对万氏的横行霸道，更痛恨店主妻以色索客的丑恶嘴脸。以上均是对妇女心灵上和行为上的评价。至于赞赏灵隐寺所遇丽妇和安宁二女郎之美，这完全出于对审美对象一种自然、纯洁、无邪的写照，是赞扬妇女外貌之美。至于那位陪酒歌妓，作为明代社会中文人携妓饮宴是极普遍的现象，所以并没有使他感到有什么特别，而只不过是把与好友们分别时的情景记载下来，因为这次分别中为之饯行的东道主正是这位路上遇到的骑马的歌妓。徐霞客不想记她，但又不能不记她。这或许就是把她写得一般化的原因吧。《徐霞客游记》中的这组妇女形象，不论在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都是可以见到的，只是各人的评价不同而已。
（载《江南论坛》200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