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伟新
薛福成作为清廷的重要使臣，多年从事外交事务，因而他关于财政问题的论述，较多涉及对外关系，较多地从讨论对外的约章、对外谈判，以及处理对外事务的角度提出问题，加以阐发。这构成他财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
清朝末年清政府与列强在财政关系方面的重要交涉之一，就是加税裁厘谈判。这项谈判起始于1869年的中英修约谈判。各国为了扩大对华商品输出，要求裁辙厘金，而清政府鉴于海关实际税收大大低于1858年中英通商善后条约民所规定的值百抽五的税率，提出要相应提高关税税率。这一谈判在国内朝野引起强烈反应，一时众说纷纭。在这一问题上，薛福成的观点是前后有所变化的。1869年以前，他主张裁辙厘金，在《上曾侯相书》中他指出：“昔之创为此法，不过济变一时而已。若军事稍纾，循是不革，非所以厚民生而培元气也。”因为各地任意增设卡局，提高抽征比例，加之官吏侵囊其中，“法久弊生，此法即为徒设。”但他认为要逐渐裁撤，“可先减天下厘金十分之六”，以后“渐减渐少，以至于尽裁”，并且建议以兵勇屯垦的办法来替代厘金减少后的经费支出，屯垦所需经费，先移用一年或两年厘金。这样，“用厘金以兴屯政，数年之后屯田毕理，兵饷大减，而厘金固可尽裁也。”显然，薛福成的主张明确，且较为具体可行，不同于一般空谈无实的清议。1869年以后，他的观点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对内减轻商本，便利转输出发，他主张“整顿厘金”，“经纾商力”。所谓整顿并非骤撤，而是“或酌减捐数，或归并厘卡，以为异日尽裁之渐”，最终目标还是要“普除厘捐，大慰民望”。其二是从对外交涉出发，薛福成反对废止接受外人意图而立即裁撤厘金。他认为，“中国整饬厘金之弊，严杜中饱，俾商民乐业”，这是中国内政，不应由外人干预。“俟中国财用充足，徐图裁减”，这当然可以，但“外人挠我自主之权不可也”，“予洋人以垄断之柄不可也”。裁厘加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在讨论对外交涉时，薛福成曾针对裁厘后是否加税、洋货能否单独免厘、能否加重洋药（鸦片）之税以补偿裁厘所失等问题，从不同角度分析利弊，一一提出预案。
综上所述，在厘金问题上，薛福成的基本观点是加以整顿，逐步裁撤，但裁撤之权应不受制于洋人，并态度鲜明地对外国侵略者趁机攘夺我国权利加以抵制。这无论从用意还是立论论据、方法来看，都并不错。以往一些研究者笼统地认为薛福成的思想保守、倒退，对厘金的弊害缺乏认识。或者简单地断言他是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来考虑厘金问题，显然是没有把薛福成的理论放到清末关于免厘加税对外谈判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也没有能真正把握他思想的精神实质。当然，薛福成对裁厘问题的认识也有其暧昧之处，这主要是他出身于曾、李幕府，不可能完全超越作为北洋僚属的局限。
与厘金紧密相联的是关税问题。薛福成在反对洋货免厘的同时，还提议对洋货加税，发挥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他引征国外关税征缴的实际情况，指出“中国关税之轻，向为地球各国所未有”，“彼洋商运洋货，以子口半税抵内地厘捐，其获利过于货商远矣。”因而他主张，如果不得不免去洋货之厘，应争取将关税“增至什二，以昭中外之一体，以补厘税之不足。”他的论据是：“夫西洋诸国，往往重税外来之货，而减免本国货税，以畅其销路。”薛福成对于关税税率的差别和变动对商品进出口加以调节，还缺乏认识，但他主张利用关税以“保华民生计”、“保中国利权”，则可谓旗帜鲜明。不过，当时中国的关税主权已落于外人之手，正如薛福成所说，“抽厘则利权在我，加税则利权在彼。”为了防止洋人为减免厘金而答应加税，事后“彼乘我之无备，又议减洋税”。他又建议，在与各国订立约章时必须载明，中国进口税“于地球各国税额尚属最轻”，今后“每逢修约之期，但许中国议加，不准洋商求减”，必要时中国还可“就洋货酌量抽捐”。薛福成之议不免有天真之处，但也敢于挺身而出，坚持有理有节地抵制列强的欺凌、侵略，维护国家权益，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与关税有关的，还有对外贸易逆差以及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薛福成曾以光绪十八年（1892年）海关进出口商品总额及主要分类、国别，与光绪初年进行比较分析，指出：“窃查光绪元二年间，出人口货约略足以相抵。今以出货与入货相比较，中国亏银至三千二百五十余万两之多。”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今以各国商船论，其于中国每岁进出口货价银在二万万两上下，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以十年计之，则三万万，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前者指的是贸易逆差，后者则是指贸易中洋商的盈利。他惊呼，如不制止这两项财富外流，“以中国生财之极富，不数十年而渐输海外，中国日贫且弱，西人日富且强，再阅一二十年，中国将何以为国乎？”在这一问题上，他驳斥某些“论时务者”声称关税收入和洋商雇佣买办的佣金足以抵消洋商获利的谬论，强调制止利权外溢乃“牧民之政”，“保邻之本”，“不能不亟为之计者”。为此，薛福成积极主张发展对外贸易，从分析出口商品大项着眼，他认为要“随事讲求，随时整理”，扩大丝茶等土货出口；从分析进出商品大项着眼，他主张“设厂招工，广购机器，自纺洋纱、洋线，渐推而至于织”，从而遏止洋货输入。为了鼓励招股办厂和运货出口，国家可以“酌情税额”，以使“产之者日益丰，而其价日益廉，即出口之货日益多”，最终达到国库充裕的目的。薛福成虽然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对外贸易对本国国民收入生产和分配的影响，但他重视外贸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并以计量分析的方法把问题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从发展生产和扩大贸易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的。在这方面还有一值得注意之处，就是他恰当地指出侨汇在弥补国际收支不平衡中的作用。他说：“夫中国贸易与各国相衡，亏短甚巨。然尚有可周转者，以货民出洋所获之利足资补直也。”正因为此，在出使途中和任期内，他注意考察侨民情形，大力呼吁在侨民聚居地设领事以加保护，并促进清廷革除旧禁，允许华侨“往来自便”，鼓励他们归国“治生置业”。可以说，清末海外华侨为祖国建设和国际收支平衡所作出的贡献，也包含了薛福成的一番心血。
清朝末年清政府与列强财政关系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外债问题。尽管薛福成在世的时候，中国外债的成债笔数不多，债务也远非甲午战争后情形可比，但以外债弥补财政短缺，不可避免地会与传统体制发生冲撞，并引起朝野人士的种种议论。在这个问题上，薛福成抱极为审慎的态度。首先，他不倾于借债纾困。他举土耳其、西班牙、日本等国为例，认为其困匮颠危“皆为国债所累”，由于大量举债，“馨岁人之款，不足以供息银，于是苛敛横征，而内变迭作。”中国为筹西征之饷而借外债，洋人将“借息加重于一分二厘”，倘若朝廷无力还本付息“而辗转加借”，必致“积累益巨，利不胜害。”所以他认为借洋款“不可不慎也。”其次，他认为不得已而借外债，其借款应用之于生产建设，而不以用于耗费。他对刘铭传以筑铁路而借洋债给予肯定，“顾借债以兴大利，与借债以济军饷不同。铁路既开，则本息有所取偿，而国家所获之利又在久远也。”再次，他认为借外债不仅要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现实经济利益，而且必须充分考虑偿还能力。他对李鸿章借债兴建铁路不以为然，因为“承办之人未能事事核实，难免侵蚀亏之虞”，还有人“籍借债之名，骗款累累以供私用”，结果是路未获利而债息需偿。所以一旦借债，必须“期于本利不致亏短”。此外，他主张借外债时必须预先考虑对洋人有所制约，一方面，通过谈判压低利息，以“不受盘剥于外人”；另一方面，坚持所办事业和国家财政自主，避免主权为外人所侵，导致“利未形而害已随之”。具体到铁路贷款谈判，薛福成坚持应拒绝洋人的附加条件：（一）不准洋人附股；（二）不得将铁路作抵押；（三）不得指定以关税作偿。由此保证“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薛福成的这一系列主张，体现了他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严正立场，也反映出他在外交事务上的缜密细致和财政问题上的高瞻远瞩。他的见解对清朝末年大量举借外债敲响了警钟。
（载《江南论坛》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