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利萍
文化是人类独有创造。正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人类创造了自然界原本没有的、能体现人的内在本质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从古代到现代，从外在到内在，从生命到灵魂全方位地浸染着、塑造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观念、思想，从人类世代相继来说，人又是文化的产物。江苏是一个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的省份，据传统的看法，中华文化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文化，江苏正处在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上；又有学者提出中华文化根据沿海和内陆的特点可分为大陆文化圈和海洋文化圈，而江苏又正好处于这两大文化圈交汇处，由此生成了江苏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交融，互补，开放和富于创造性。
自北宋末年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江苏便成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延续至今。以文化而言，江苏文化丰富而且多元，涵盖了吴文化、金陵文化、徐淮文化和淮扬文化、苏东海洋文化五个体系，都源远流长，又各具风采。吴文化尤为引人注目，以紧靠太湖的苏锡常为中心依赖于水的滋润，形成了聪颖灵动，温馨美丽的文化氛围。
吴地素有水乡泽国之称，其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地杰人灵。《论语。雍也》参破这种以水为主要特征的水文化之天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在这种以智慧、灵动、乐观为基调文化氛围中，吴地人文荟萃，培养了尚文重教的文化品性。历代皆有名流，或寄兴于山水之间，或题名于金榜之上，都得益于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状元之乡、刻书藏书、书香门第，三种文化景观形成了良好的吴文化氛围和文学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
吴中盛文史。在吴文化的历史上，一直有文人结社成派、互相唱和的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文学景观中，几位活跃于吴文化圈内，有着相同的文化血缘、志趣追求的年轻作家陈椿年、高晓声、陆文夫、方之、艾煊、梅汝恺等人，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于1954年到1957年之间，曾酝酿成立一个同人文学刊物“探求者”，而由于诸多原因，未成事实。但他们仍一如既往地以探求者的姿态关注生活，不断地思索、积淀、酝酿，几经曲折，在新时期复出后，不断有优秀作品行世，显示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不凡的创作才情。在各自擅长的题材、创作手法的背后，是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是共同的对吴文化的体悟、传承、反思与挚爱，是同一脉的浓浓乡情。尤其是高晓声、陆文夫、艾煊，以丰盈的具有吴文化特征的文学创作实践，成为这一类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
高晓声生于常州武进。常州位于吴文化腹地，有“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的美名。高晓声在这方被龚自珍盛赞的水乡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深受吴文化濡染，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在他的心灵世界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生活的不幸却成了文学之幸，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使他既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又作为一个思想者，对农民的生活、命运和心理，既能够感同身受，又能够以探求者的目光进行思考和剖析。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积淀，他以《李顺大造屋》、《陈奂生系列》等书写农民历史命运的作品，成为继鲁迅、赵树理之后又一位乡土小说的铁笔高手。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往往从描写乡土社会的自然风光和风俗人情人手，进而揭示出尽可能深刻的历史内容和社会意义。高晓声的文学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生活在其中的吴文化的体察与感悟。他的创作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历程作系统解剖的。文化的主体是人，他的笔触直指小说主人公的内心深处，发掘人物的文化根脉，颇具文化反思意味。值得注意的是，“李顺大”、“陈奂生”们是地道苏南农民，他们勤劳、聪明，坚韧地追求美好生活，不甘心把自己拴在固有的土地上，到处寻找生活出路；他们善于学习、琢磨谋生技艺：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于新事物敏感而且乐于接受。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在不允许个人发财致富的年代里只好充当漏斗，户主的陈奂生，一旦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时代到来，便如鱼得水，从拎着旅行包进城卖油绳，到“转业”、“包产”、“出国”，眼界一天天开阔起来，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也一天天进步起来。作者通过对苏南平凡、普通而又具代表性的农民物质生活状态和文化心理状态的描绘，更敏锐更深入地反映出吴文化熏陶、培育下的农民在物质生活改善之后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变化，展示出这些普通农民身上所具有的智慧、勤快、务实的特征，以及沉潜于内心的厚重的文化历史内涵。
陆文夫出生于江苏泰兴，但他的大部分人生岁月是在苏州度过的。苏州是他生活的物质依托，更是他的灵魂栖居之乡。“苏州号称人间天堂，她的美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觉得她的名胜是一部历史，一首古诗，是各种美妙故事的发源地。”（引自陆文夫《艺海人潜记》）“我也曾到过许多地方，可是梦中的天地却往往是苏州的小巷。我在这些小巷中走过千百遍，度过了漫长的时光；青春似乎是从这些小巷中流走的……”（引自陆文夫《小巷人物志·序》）两千五百年古老而悠久的文化，熏陶并塑造了作家，反过来，对苏州文化的挚爱，又化作了文字和语言，似涓涓溪流，从作家笔下流淌出来。在他的小说中，吴文化不仅是作为背景，也作为故事主体本身，故事中的人和事，都有着表现吴文化的文学功能。《美食家》、《围墙》、《有人敲门》、《牌坊的故事》、《小贩世家》，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描摹或反思苏州文化的经典文本。他戏称自己的作品为“糖醋现实主义”，以脉脉的温情把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深邃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努力发掘、反思历史文化的深层底蕴。园林风景、吴越遗迹、小桥流水、石板小巷、风味美食、吴依软语是苏州文化最独特、最富有魅力的所在，也是陆文夫最擅长、表现得最精致细腻的苏州文化载体。
艾煊是安徽人，却被吴文化深深吸引，对吴文化心醉神驰，情有独钟。幽静古远的苏州小巷曾带给他许多创作的灵感。在命运多舛的年代，他选择了吴县洞庭西山，饮尽孤独，却成就了数十篇精美的文化散文。此后又去过太湖边睥宜兴太华山生活，是吴地的浩淼之水抚慰了他的心灵，不断塑造着他的精神气质，圆了他的文学之梦。他这样欣悦地描述他心听吴文化：“吴区少山多水。稻黄菱藕蚕桑，鱼甲贝螺虾蟹，构成了中国农业文化中最高层次的富裕景象。”“吴风，吴俗，吴情，构成了重读书，知识层次高，思想开放，重理性，同时又情感细腻，善于吸收融化外部文化的特怀，迷恋绘画，雕刻，建筑等艺术创作，迷恋文学，迷恋科学。”（引自匀煊《吴文化公园》）作家对于吴文化的沉醉与感恩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对于吴文化性格，艾煊有深刻领会：“灵巧，既灵且巧，心灵手巧。极小的空间中，可以创造成一个深邃莫测的极大天地。极短的时间内，可以变幻好几代产品工艺。方寸之地，创造成粮仓。田野小子，制出了国际一流水平的产品。”（引自艾煊《活的吴文化》）艾煊是吴文化的领悟者、解析者，又是吴文化的知音和歌者，无怪乎被人们称为“艾江南”。他的散文以感情为情怀，以知性为内涵，向人们提供了独特的文化价值。
上述三位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不仅以吴文化为题材主旨，在艺术形式上，也浸润了浓郁的吴文化汁液。从作品的语言到语句的组织方式，再到叙事手法和框架结构，都有浓郁的水乡风情、民间色彩。吴语轻柔富于乐感，摹情状物有独特的风韵，民间的风习、谚语、歌谣，建构起立体的艺术世界。高晓声极善吸收鲜活的民间语言，“一夜天”、“直着良心过日子”、“锅屑灰涂了心”等等吴方言的频繁运用，令我们如置身于这方水土之中，备感亲切、风趣。陆文夫则吸收了苏州评弹的幽默风格及语言艺术，讲究“理、味、趣、细技”，运用清新淡雅、幽默沉静的语言叙述故事，细腻而传神地传达着苏州的地方风物和文化。他的作品，宛如一幅幅关于苏州的水墨画卷，清香宜人；又如一首首关于苏州的丝竹之乐，余音袅袅。艾煊深得吴语精髓，民俗、民谚的运用十分地道。他以写“碧螺春”成名，他的行文风格也如“碧螺春”茶以清清的香味和悠悠的回味令人难忘。有着儒雅幽远、轻灵活泼、刚柔相济等审美形态的吴文化赋予他们的作品以丰富的美学内涵和层面。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故事结构或人物命运，还有作为其底蕴的、弥散于字里行间的形式魅力。如果没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血缘，就不会有高晓声小说的真挚温暖，不会有陆文夫作品的秀逸清朗，不会有艾煊散文如江南烟雨般的诗情画意。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年轻、灵动依旧，主要原因在于，吴文化的深厚底蕴不仅是贯注其中的魂魄，而且赋予作者丰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塑造了可闻、可见、可触摸的形象世界。
文学创作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而且是一种依赖于个人的极富个性的精神活动，作家似乎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个个文学形象或一首首动人诗篇。但隐藏于其背后的，是强大的文化背景。每个人都生长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这个文化环境影响和塑造着他，赋予他思维、语言、信仰和习俗，使他的心理和行为成为文化环境的产物。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指出，“个人是文化所造就的产物，个人只是外形，文化才是内容”。当然，作家并非总是以被动的方式受到文化的制约，他也能动地反用于文化，使文化不断地被传承、扬弃、发展和改造。广义地说，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具体地说，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优秀的作家是用文学的、审美的语言阐明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的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正因为如此，优秀作家的创作才可以被看作是他对赖以生活和思想、给他以精神和物质双重营养的文化的积极的、充满深情的回报。
（载《江南论坛》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