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行标
绍兴水文化，源远流长。上逆6000余年前的鲧禹治水，下至今日的围海造田。引水治水工程，不仅是一部水文化知识积累的巨库，更是爱国、爱乡教育的好题材。
人类文化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第四纪古地理研究告诉我们，于越部族从远古起就居住在宁绍平原，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当时，宁绍平原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对于于越部族的发展极为有利。但是，这个平原曾遭到一次海侵，到了距今1．2万年后，海岸就达到如今海拔一110米的位置上。到1．1万年前后，上升到一60米的位置上；到了距今8000年前，海面更上升到一5米的位置上，这次海侵在6000年前达到最高峰，使宁绍平原西起会稽山北麓，东至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浅海。从此，越族人民就开始流散，有的越过钱塘江进入浙西和苏南丘陵区，另一部分安土重迁，留在这个地区的一些较高的丘阜上。
于越人从一马平川、水土资源丰富的宁绍平原进入崎岖狭隘的会稽、四明山区，过着“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艰辛生活。因此，部族居民期待有一位伟大的神明能够驱走这滔天洪水，让他们脱离崎岖贫困的山地。回到美好的平原老家去。
大禹是于越部族的首领，他受命继父业治理如猛兽的洪水。这是一个美丽而动人的故事，也是一部原始人类治水经验的鸿篇巨制。禹的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美德。禹的治水经验和理论，开了中国水文化的先河，是我国宝贵的水文化遗产。
于越部族以会稽山地为中心，逐渐发展；至楚与吴、越结盟。春秋越国范蠡建大小城邑，筑三塘以兴越灭吴，称霸中原；至“东汉永和五年”，太守马公臻始筑大堤，“潴三十六源之水”，筑成鉴湖，使绍兴一跃成为江南的“鱼米之乡”；晋惠帝时的贺循开凿西兴运河，既便利山会平原的农田垦殖和灌溉，又促进了越中水运交通的迅速发达；唐德宗贞元元年，皇甫政改玉山斗门为玉山闸，成为山会平原蓄池的枢纽；宋宁宗开禧初年，赵彦俊致力于海塘的修筑、管理，建立水利工程专门基金制度；天顺元年（1457年），彭谊主持浦阳江早期治理工程；成化九年（1473年），戴琥全面整治江河海塘，创建用于控制和观测水位的一座水则，标志着绍兴古代调控和管理山会平原河湖的最高水平；嘉靖三年（公元1523年），南大吉兴利除弊，广浚河道，深受百姓拥护；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汤绍恩建三江闸，“水无复隙行之患，民无复决塘堤之苦”；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71年），萧良干重修三江应宿闸；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4年）中进士的刘宗周，悉心研究绍兴水利，积极倡议麻溪移坝建闸，为解救民患而奔走呼号；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俞卿主持了规模浩大的、历时十年之久的越中海塘修筑工程。新中国成立后，绍兴的水利工程建设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修河道，筑水库，围海涂，把绍兴水乡打扮得更妩媚动人。位于宁绍平原西部、会稽山北麓的绍兴，东西两翼有曹娥江、浦阳江，北靠钱塘江，形成三江汇流。境内河流交叉，湖泊棋布，以迷人的湖光山色而闻名于世。古人曾有“越山长青水长白”之句来赞美秀丽的水乡风光。绍兴又有“千岩竞秀，百壑争流，水木清华，山川映发”之美名。东湖，“自天倚长剑，四山风雨作龙吟”；柯岩，更是澄潭岩影，山水之秀；吼山、羊山，飞瀑缀帘，飘然入潭，泉水叮咚，空谷传声，实为水与山石有机交融所致。绍兴城内，水随街而行，街随渠而筑，黑瓦粉墙，鳞次栉比，别具水乡城市风韵；古老的纤道，别致的渔箔，栉比的石桥，好似雨后彩虹，白玉长堤。正是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
人们常说，水可以美化环境。其意义在于水对人的精神启发。古人谓“智者乐水”，见渊泞川流而兴照澈内外，无所不润之感；“智乐者”，是变化动静无不沛及之悦怡。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非特指文人墨客的一觞一咏，独乐其乐。实山示人以雄浑壮丽，水感人以清幽秀美，波涛弘阔而惊动天地。山川孕育，地灵而人亦杰。汉有王充、吴有虞翻。两晋南北朝人物荟萃，文采风流照耀千古，或挺生斯士，或流寓仕宦，及唐有贺监，宋有放翁。谓不由于自然环境酝酿不可。“自然条件，水最重要。”“水谓地之血气，万物本原，治世的枢纽在于水。所以，绍兴自古以来，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在这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上曾经涌现出许许多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谱写下光辉的篇章。
绍兴之水，创造了灿烂的绍兴水文化，还酿造出举世闻名的绍兴黄酒，又孕育了锦绣大地鱼米乡。
总之，绍兴水文化，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它在中华民族的水文化宝库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色彩绚丽的绍兴水文化，是绍兴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绍兴人民的共同财富，是绍兴人民的骄傲。
（载《江南论坛》1997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