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地志办
常州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是常州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表现形态。其厚实丰硕的积淀，独领风骚的建树和灿若星辰的文人学士，在我国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回顾和研究常州颇具特色的历史文化现象，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宝贵的经验，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常州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
常州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按时期拟分如下几个时期：
1．文化肇兴期（从古吴文化起至南北朝）。突兀吴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既有着几千年的文化沉积，又广泛吸纳中原和楚越文化精髓，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延陵季子这样的杰出人物，构筑了以萧氏家族为核心的文化群体，孕育了辉煌的齐梁文化。
2．文化发展期（由隋唐开始至明代）。常州文化自隋迄明，绵延千余年间，在齐梁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出现了几个突出现象：在常任职官员饱读诗书。文学素养极高，在文坛上有一定建树，推动和影响了常州文化事业的发展。隋以后开科取士，把读书、科考和仕进统一起来，促进了文人向学的风气，常州科名之盛冠东南。名人迭出，文化领域涉猎面广，除经、史、医、文外，舆地著作大量涌现，通俗小说开始萌芽。期间，常州文化发展起伏较大。隋唐以后，随着府县学的兴起，朝廷开科取士，读书仕进，文人向学渐成风气，遂有两宋时期的盛况。元军屠城，常州文化毁于一旦，历经几代人的努力直至明代中后期文化发展才趋繁盛，为清代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3．文化鼎盛期（贯穿整个清代）。明朝在宦官当权、藩镇割据、政事日非的形势下，为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击垮。满清皇朝借吴三桂的导引人关夺取了政权。清政府当政以后，采用宽猛相济的政策：在经济上采用与民生息，扶助农商的政策，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繁荣。清代后期常州逐步形成了豆行、木行、钱庄、典当四大行业为主的商业城市。在政治上采用高压政策。既鼓励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这部阶梯步步高升，当他们的御用工具；又大兴文字狱，动辄株连九族，流放充军。这些都迫使人不敢妄谈国是，不敢涉言治乱是非，加之乾隆中后期重用和坤及其党羽，更使文人学者噤若寒蝉。尽管如此，笼罩在文人心头的压抑和沉闷，有时会泄露出几丝傲气，透现出几分个性色彩。嘉道以后，清朝衰象日显，经世致用意识又在文人中悄然唤起，汇成巨澜，激荡大地。常州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经济、政治条件下步入鼎盛时期的。此间，无论是经学、散文、诗词、书画或是医学，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相继形成了以常州命名的多种文学流派。
4．文化延续期（自清末至民国）。清末至民国，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常州的经济特别是民族工商业获得了较大发展。日军侵常后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策略，常州的民族工商业遭受严重摧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置广大人民群众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愿望于不顾，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常州人民再次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这屈辱与抗争，积贫与图强相随相伴的近半个世纪中，常州的历史文化，凭借鼎盛时期蓄积的遗韵流风，顺应历史潮流，以反帝反封建为基调，在艰难曲折中得到继续发展。
二．常州历史文化发展的缘由
常州历史文化的发展，经历了2500多年的积淀，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丰厚的吴文化底蕴，为常州历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吴文化是吴地区域文化，它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等，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殷商末年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南奔荆蛮“文身断发”、入乡随俗就是土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结合。常州先贤季札多次出使齐鲁郑卫等国，使这种交流和融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吴国时期又吸收了以孙武为代表的齐文化，以伍子胥为代表的楚文化。之后，吴文化在吸纳外地、外质文化过程中，经过扬弃，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师夷之长技”，又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方面得风气之先，吴文化更透露出耀眼的光芒。“法苟不善，虽古老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种兼收并蓄的宽容态度和善于扬长避短的变革创新精神，构成了吴文化的鲜明开放性特色。
吴地区域，河流纵横，雨水充沛，气候湿润，是典型的水乡泽国之地。食有稻鱼菱藕，居有枕河人家，行有小桥舟楫。绕水而筑的城镇，龙舟竞渡的习俗，以及“主柔”、“重情”、“善思”的民风，无不显示着水的浸沉和滋养，又构成了吴文化独具风采的清新柔美、睿智灵秀。
在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崇文重教的社会氛围和经世致用朴实学风，则构成了吴文化的另外两个显著特色。
总之，吴地区域文化及其所形成的鲜明特色，滋润着常州历史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活土，并熔铸着常州历史文化的肇兴和辉煌。
2．富庶的经济和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常州历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大量典籍和地下遗存表明，在南北朝之前，吴地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常州在这期间，历史文化尚处于孕育和肇兴前夕。
西晋永嘉之乱，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不仅带来了大量财富，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到南北朝时，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造船技术和水上运输能力也大为增强，“地广野丰，民勤毕业，一岁或稔，数郡忘饥”。出现“良畴美拓”、“阡陌如绣”的景象，以常州籍萧氏皇室成员为重要代表的齐梁文化，形成了常州历史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隋大业年问，南北大运河开通，常州成为“苏松至两浙七闽数十州，往来南北两京”的交通枢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唐以后，吴地成了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遂有韩愈“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据十九”之叹。当时常州已能生产织造工艺水平较高的绸、绢、袆、红紫锦巾，丝麻织物“透额罗”更是名闻全国，造纸业则是全国15个纸产地之一。北宋靖康之难，北方人口再次大规模南迁，在常州定居者甚众，农业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加之兴修水利、疏浚港渠，常州已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和集散地之一。与此同时，手工业蓬勃发展，官府有造船局、织造局、杂造局、药局和窑务等，私人的手工作坊则遍布街巷，并成为江南五大丝织产地之一。唐宋年间，商业渐兴，常州城郊旗亭旅舍星罗棋布，城内后河两岸形成闹市区（时称“大市”），白云渡四周商贾云集，马山埠河中船舫穿梭，两岸车水马龙。到明永乐年间，常州已成为全国33个较大商埠之一。明清时，常州已发展成著名的鱼米之乡和锦绣繁华之地，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和人们观念的深刻变化，同时也渴求着与之相适应的氛围营造、舆论支持和智力启迪，为文化的肇兴和繁荣创造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也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纵观常州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齐梁时期的初次繁荣，唐宋时期的顺势发展，到明清时期形成鼎盛局面，都是与当时经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是常州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较长时期以来，中原地区无论在经济上或是文化上都曾遥遥领先于南方。但由于长期频繁的战乱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大量人口的伤亡和迁徙、对生产力的破坏，不仅延缓了经济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文化的进步。而地处吴文化中心地区的常州，由于长江的阻隔，战乱少有发生，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发展较快，出现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北方在政治上统治南方，而南方则在经济上支撑北方，北方承载着稳定全局的重任，而南方则在较为安定的环境里探索着开拓文明的途径，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常州历史文化的发展得益于此是不言而喻的。
3．崇文重教的社会风尚，为常州历史文化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崇文之风是由尚武之风演变而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血亲复仇、图腾崇拜等盛行，吴地先民以尚武为荣。《汉书·地理志》曾有“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的记载。西汉时刘邦立侄子刘濞为吴王，吴王依靠剽悍尚武的吴地民力，发动“吴楚七国之乱”，当时“吴兵锐甚，难以争锋”，震撼了西汉景帝的统治。吴地先民的这种尚武之风，大约延续了近千年。到南北朝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注重文化的作用和价值，尚武之风才有了较明显的转变。隋朝实行科举制度后，鼓励莘莘学子熟读四书五经，激扬诗文才华。崇文重教渐成风尚。
崇文重教，使常州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到常州解放时，境内共有各级各类学校107所，在当时的小城市中，属教育发达地区。与此同时还表现为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书籍的珍爱。齐梁时期，萧氏皇室成员中多藏书家，影响广远。至明清，私人藏书蔚然成见，藏书楼应运而生。较著者有唐顺之的“易书堂”、孙星衍的“平津馆”、李兆洛的“养一斋”等。此后民办和官办的图书馆亦相继问世。
崇文重教的又一表现是，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历程及其经验的传承和弘扬，形成了修志的优良传统，代代相继，历久不衰。有以记、图经、集、赋、录、实录等为名的各类志书和记述某一事物的专志多种，涌现出大批成就卓著的方志家，赢得了“修志之乡”的美誉。
4．经世致用的朴实学风，为常州历史文化的兴盛，注入了内在的生机和活力。经世致用，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关心国事民生，倡导实学，主张变革创新的一种学风。它是常州先贤们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充实的。曾受学于常州薛应旂的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为东林书院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虽是为学之序，但也较好地体现了这种学风的精神。常州季札听周乐而“知殷夏之风”，是基于他关注列国政治、民生的自然流露。南北朝时期由于打破了儒学独统的局面，使得儒、释、道三学同时流行，改变了文学过于强调政治教化作用的状况，在注重抒情写景、讲究技巧、追求语言美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萧统集众多才学之士编纂的《文选》，注重“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不但对盛唐文学的昌盛，而且对此后历代文学的发展生产了重大影响。宋代古文大家、常州知府王安石，更以注重文学的实用功能著称。明代文武全才唐顺之与时任常州通判的王慎中，同创唐宋派。认为文章之法在于“开阖首尾，经纬错综”，强调文章要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对于矫正当时七子派的抄袭、道家学的腐庸，具有积极意义。清初的陈玉堪尤为注重实学，“古今文章虽多，实有关家国天下、身心性命之故，无过于理学、经济。言经济而不言理学则无本，言理学而不言经济则迂而无用。”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清代亨誉全国的常州学派（今文经学派）、常州词派、阳湖文派、常州画派，堪称是经世致用学风结出的硕果。
常州学派从解释公羊学说中的“微言大义”，宣扬变易观点，为倡导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至清末，成为康有为等戊戌变法的思想武器。
常州词派强调“尊词义”，“崇比兴”。并从经学研究中总结出了含读者再创造因素在内的“探颐索隐”的阐释思想和批评方法。影响所及，不仅表现在清代中后期而占据了词坛的统治地位，而且在近代词外，亦能每见其流风余韵。
阳湖文派强调文章要切合世用，主张广览百家，博采众长，相互竞长。并旗帜鲜明地提出骈散合一，以扩大写作的取鉴范围，增添文章姿采。为即将步入近代的传统文论带来了新的活力。
常州画派是以改造创新为宗旨的中国画流派。其创始人恽格（寿平南田）创造地恢复和发扬了“没骨”写生花卉的传统，给花鸟画注入了新的生机。同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山水画家。主张“学古人不必似古人”，重视师法造化，强调艺术创作中的情感投入和对境界的追求。常州画派对中国画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经世致用的朴实学风，还使得先贤们在天文、历算、地理、方志、兵刑、河渠、赋役、乐律、医药等诸多领域，亦多所建树，对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学昌隆、学术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载《江南论坛》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