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伟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历戊戌之年，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维新变法运动。在这场“百日维新”中，无锡的爱国志士裘廷梁（字葆良）奋起创办的“白话学会”出版《无锡白话报》，同时和维护旧观念的文言文体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即“文白之争”，为后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我在近几年研究无锡新闻史的时候，注意到了“文白之争”的历史资料，觉得这是一件不可忽视的事实。现在整理出来，供诸同好，以补研究。
中国的语言学，原本是封建主义的文化。提倡变法的宋代王安石也认为“当法其意”，要“法其意”，必须通《经》，通经则必先识字，识字才能确知“先王之道”。说到底，他还是维护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他生活在封建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地位决定了他的观点，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到了清代，两江总督张之洞也说：“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训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他一度支持过洋务派，目光曾转移到西方，但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个“体”是基础和根本，西学只是“次”和“末”，为中学这个根本服务而已。可见这种封建主义的文化观，多么根深蒂固！翻开历史卷帙，汉代的卢以纬到清康熙的刘淇、嘉庆的王引之等语言学者，无不如此。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许多知识分子从中悟出了道理，确认必须维新救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把中国变成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把国家引上现代化的道路。这种鲜明的政治思想反映到学术方面，就是要把西洋的学术搬到中国来，所谓的“西学东渐”。就文化来说，要把封建主义的文化，转移为资产阶级文化。在那时候。语言学者思想活跃，丹徒人马建忠是有杰出成就的一位人物，他的《马氏文通》是接受了欧洲语法学的观点，把语言推进了一大步。裘廷梁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一位爱国人士。他出身于一个封建的仕宦家庭，幼年跟随父亲去了汴梁（今开封），后来回到无锡故乡，在侯蓉庄、秦来卿、龚叔度等名流的指导下，对经史、古文辞、诸子百家等进行研究，和华世芳、秦坚、杨模、邓似周、秦宝珉、杨楷并称“梁溪七子”。他原来一意科举中了秀才和举人，但以后很不顺利，遂绝意进趋。在两次会试失利中，他看到了科举的腐败，转向研究各国政治。他希望祖国早日摆脱种种羁绊。走上繁荣富强道路。在一首《劝仕》诗中，他就这样表白自己：“我大量傲世士，鄙视登青云。亦未慕高隐，欲问桃花津。”他以天下为己任，胸怀抱负，感到中国要变法维新，非进行一场文字革命不可。
他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办起了如今江苏省第一张报纸…《无锡白话报》，宣告办报宗旨是“演古”，谈古代经史文；“演今”，取中外名人著述；“演报”，报道中外新发生的事情。这样谈古述今，追求现代化，以启发民智，即“务撷其精，问涉诙谐，以博其趣”。他叫侄女裘梅侣用白话写《格致（物理、化学等科学）启蒙》和《女诫注释》，叫侄孙裘剑岑用白话写《地球养民关系》，并组织“白话学会”，使白话风气大开。他这样做，旨在唤醒民众。他的理由是：现在中外已不是闭关自守的时代了，环球积压国的形势已大大改变。凭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而使天下都愚蠢，只能富强昔日的天下，决不能富强今日之天下。因而，“谋国大计，要当尽天下之民而智之，使号为士者农者工者各竭其才，人自为战，而后能与泰西诸雄国争胜于无形耳。”
当时的文字和语言有很大的差别，知识分子是用习惯性的文言文体写文章，和群众的口头语言很不相通，你写得漂亮，他并不理解。这种文体，把知识分子囿于一个极为狭窄的圈子里，谈不上文化的普及。裘廷梁极力反对这种现状，主张将文义太深的文章，“则设法浅之而可矣！”凡官府来往文书，都用白话文；学校也推广白话文。他举例说。在日本，凡是翻译西方农工商矿业方面的书，都用浅近的“和文”，因而没有几年便“民智大开”。
中国的文言文体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岂能一朝一夕便改变得了？于是，裘廷梁的这种科学观点提出来以后，很快就遭到旧文学派的攻击，引得社会上议论纷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邓似周。邓似周，名马濂，号石瞿，咸丰五年（1855）生，比裘廷梁年长两岁。他是同治甲戌秀才，廪贡生，善写诗词、散文，工于骈体文，古文字功底极好。为名闻一时的“梁溪七子”之一。他说，白话振兴，文言就要废掉。这样，几千年精深博大的文学，必定要沦亡。他一马当先出来反对，杨模、杨楷、秦坚、华子才、杨霖、窦叔英等纷纷随声响直，坚持站在旧文学的立场向裘廷梁进攻。
裘廷粱当然据理力辩，宣扬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自从束学书，就沉浸于旧学的。我也是从文言脱胎转到白话。我办白话报，并不就能废掉文言，不过我的思想，有剧烈的动荡。我认为文言专为一班颠头播脑的冬烘学究沉酣于古书堆里，号称‘读书种子’的人所嗜好的。现在清廷的政治日坏，国势日蹙，外侮侵凌，生灵不宁。这些读死书嗜古籍的人们，国家的安危交替都不大清楚。这种人要叫他担任起经邦御侮的责任，那能办得到呢？所以，我感觉到非改不可。最使我中怀激动的，是目惊全国人民受困于不易讲解的文言，束缚在深奥难明的古典，一般民众文盲居多，就算读过几年私塾，也在似解非解、半通不通的状况。中国的文化，要操纵在这班人手里，仰仗这班人刷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创刊白话报，使人读得来，看得懂，容易了解社会的新事物，潜移默化，教育普及，文盲也就逐渐的减少了。”
邓似周等人予以反驳，认为兴白话，则废文言，是文字上的倒退。裘廷梁解释道：“自古以来，书法的变迁，由龙穗而象形，而鸟篆，而大篆，而小篆，而隶，而行草，而楷书。现在行书、楷书差不多盛行了两千余年，而篆书、隶书并没有废除，全国能写篆隶的名人不少，得到他的书法，依然珍同拱璧。我提倡白话，并不强调要你们也改为语体，见仁见智，不求苟同。”
裘廷梁的鲜明主张，极有说服力，使杨模、杨楷兄弟俩有了动摇。他们在创办的俟实堂学（今连元街小学）里，也主张文字力求浅显，反对深奥，出现了一种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文字，为推广白话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44岁的邓似周病逝；一场激烈的“文白之争”遂告结束。
“文白之争”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但这是大势所趋，对语言学的“西学东渐”发挥了呼应作用，在历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今天，白话文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普遍渗入到了社会各个角落，和群众的口头语言相当接近；文言文体果然如裘廷梁所说，和篆隶书体一样保留着，在一定的范围中“珍同拱璧”。可见裘廷梁卓有远见，不同凡响。
（载《江南论坛》199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