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太湖史》编委会
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较高水准的文化教育，是太湖流域历史发展的第三个特点。
江南文化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吴越文化和楚文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太湖地区，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培育了一方文化。这就是太湖“包孕吴越”的文化含义。
源远流长的太湖地区的吴越文化，肇始于新石器时代。在东太湖的草鞋山遗址，发现了6000年至7000年前的稻谷，还有瓦片、绢片、丝绒、竹器、纺轮等手工制品。在吴县、上海青浦松江一带都发现过距今五、六千年的古井。1987年，江、浙、沪发现了4000年前的象征权力的玉戚，表明那时太湖流域可能已有国家的雏形。太湖流域是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摇篮之一。“泰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中原文化对太湖地区的文化发展有辐射作用。今天常熟虞山的仲雍墓是南北文化汇流的标志。吴国政治家、军事家伍子胥和孙武在吴国的建树，表明太湖地区的文化早在春秋时代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
吴王寿梦之子季札出使中原，观周礼，听鲁乐，评论诸侯国时政，表明了太湖文化很早就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对越国作出巨大贡献的范蠡，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他是越文化的集中体现。文化和教育不可分割。作为教育家的代表，孔子的学生吴人子游（言偃），“因文学以得圣人之一体”，被推崇为东南学术之祖。“自泰伯以天下让，而吴为礼义之邦；自言偃北学于圣人，而吴知有圣贤之教”。太湖流域的文化既有自己深厚的基础，又得到中原文化的滋养，从而使江南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富有特色的文物之邦。
太湖地区吴越文化的发展，同经济中心向江南的转移与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秦汉时代，江南出现过叱咤风云的统帅项羽，也出现过朱买臣、严助、顾雍（三国的吴）那样的文士和治国名臣。西晋末年大批贵族知识分子渡江南下。南方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移植到南方，因此南方文学取得绝对的领导地位。”由于帝王的重视，文人的参与，南方涌现了大批文化人才，出现了写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的刘勰（世居京口，今镇江）、著有描写“过江诸人”生活的《世说新语》的刘义庆和撰《宋史》而成一代史家的沈约等一大批文学家和史学家，同时也促进了“并出江南”的“吴歌杂曲”的发展。其他如书画的成就，也灿然可观，以王羲之（虽出身于琅玡临沂但成名于江南）的书、顾恺之（晋陵无锡人）的画为代表，称得上是当时江南文化的一座高峰。在吴越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又揉进了宗教的色彩。自晋代以后，寺庙的建立，遍于南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佛教对上层和民间都有巨大影响。佛教之外，又有道教的兴起。对道教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葛洪（丹阳句容人）和陶弘景（丹阳秣陵人）都出自太湖地区。
重视文化教育，是大一统的汉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注重礼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成为汉王朝以儒家意识形态治民化民的具体实施方案。南朝宋、齐两代都设有官学，但时兴时废。然而，私学却一直维持不衰。唐代学校教育更趋普及。苏州城（吴郡）里就出过70名进士。宋代学校制度发达，先后有三次兴学运动，都促进了太湖地区学校的发展。范仲淹是苏州人，十分重视兴教办学，苏州政府学有“甲东南”之盛誉。宋朱长文《修学记》称：苏州府学“英才杂沓，自远而至，厥后登科者逾百数，多致显。”连昆山、常熟这样的县城，都没有县学。这种风气造就了太湖地区持续一千多年的良好治学传统和深厚的庭训家教基础，形成江南地区子师其父、传学子孙、“耕读传家”的乡风、学风、家风；在宋以后后的教育系统中，对太湖流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乃至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始于五代而盛于宋明的书院。北宋时江南就有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齐名的茅山书院。南宋理学发达以后，江南丹徒的濂溪书院（纪念理学家周敦颐）、常州的龟山书院（纪念程明道的学生杨时）在江南的学术文化和教育上很有地位和影响。明代无锡的东林书院，是宋代理学家杨时讲学的地方，后被废为僧寺。顾宪成罢官回无锡后，得地方士绅帮助，修复东林书院，坚持“设学本教人为圣为贤，非止科名，讲学庶几不负”。顾宪成题无锡东林书院付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几百年来一直激励着读书人要把学问同国计民生结合起来。清乾隆元年（1736），诏举博学鸿儒，先后选举267人，其中江苏有78人，浙江有68人，而太湖地区的人又占了大半。这是太湖地区长期重视文化教育的结果，是经济发达的太湖地区在文化教育上位居全国前列的重要标志。近代太湖地区是我国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西方的教会大学，如苏州的东吴大学在太湖地区的建立，就是一个标志。此外，在上海、杭州等地先后创立了近代的高等学校，如中国公学、南洋公学、求是书院等，为以后中国的近代大专院校奠定了基础，在传播近代科技文化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太湖的哺育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太湖地区成为历史和现实中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非常突出的人才滋生地。太湖地区人才的形成与发展，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时间上的承续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从春秋战国开始直到近现代，几乎每一个重要时期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人才，成为那个时代各个文化领域的标志，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成就。（二）领域上的宽泛性和代表性。凡是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科技等各个分支，都因时代的需要，出现一批国家级的人才，对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三）人才的众多构成人才的群体性。太湖地区历代涌现的人才，不是一位两位，而是十几位、几十位，每个领域都以杰出人才组成为人才的群体，因而形成有影响的冲击效应和辐射效应。唐代诗人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诗云：“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
由人才优势和文化传统转化而来的社会力量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从政治领域的名相重臣，到军事领域的名将统帅；从思想文化领域的巨人泰斗，到科学发明的能工巧匠，文化的画卷绚丽多彩。
太湖地区自春秋到清代活跃在政治舞台的人物何止千万，如春秋朝代的伍子胥，秦代的项羽，宋朝的范仲淹、范成大，明代的顾宪成、高攀龙，清代的潘世恩、翁同和、薛福成、盛宣怀、洪钧、章太炎，等等。历来认为江南人性情温和，不像齐赵燕鲁人那样刚强侠气，因而不善军事。但被崇为“兵书圣典”、“世界第一兵书”的《孙子兵法》恰恰是春秋时代在吴国活动的军事家孙武所著。越国大夫范蠡也以其军事战略上的才能而名垂青史。公元222年的彝陵之战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是吴人陆逊。出生于苏州的范仲淹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志，又是“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守边安民的统帅。明代还有名将卢象升、瞿式耜，在抗倭斗争中，出过朱纨这样的英雄。科学技术方面，有春秋时著名的铸剑名匠冶金家干将莫邪，宋代建筑大师詹成，元代著名的银器铸造艺人朱碧山，明代建筑大师故宫的设计者蒯祥，园林建筑家计成，明代杰出的旅行家徐霞客，专攻天文、数学和机械制造的明代科学家薄玉，被竺可祯称之为“杰出的近代科学先驱者”的著名农学家、数学家徐光启，研制光学仪器的清代光学家孙云球，制造人力推动飞车的清代工艺师徐正明，创造铁模铸炮法的清代兵器制造家龚振麟，天文学家王锡阐，等等。在文学上，春秋时的季札、言偃，汉代的高士梁鸿和商山四皓，晋代的陆机、陆云，南朝文学家萧统、名士顾野王、文艺理论家刘勰，唐代的诗人白居易、皮口休、李绅、陆龟蒙、张籍，宋代诗词家苏轼、秦观、苏舜钦、范成大，明代诗人高启、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清代诗人吴伟业、钱谦益，都是在太湖地区出生或是在这里寓居、游历过的名家。有“明文第一”之称的散文大家归有光，是明代散文的领袖人物。“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领导文坛达20年之久。明末清初小说家冯梦龙有《三言》，许多内容就是以太湖地区的人情世态为内容的。金圣叹、毛宗岗对《水浒》和《三国演义》的文学评点。近现代的文学史上有柳亚子、陈去病、曾孟朴、朱豪生、叶圣陶、茅盾、丰子恺、钱钟书等，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在艺术领域，自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创造了他的杰作遗传江南以来，宋代的泥塑家袁遇昌、清代的玉雕家谢士枋、木雕家杜士元在中国雕塑史上都有一定影响。书家，自唐代的陆柬之、张旭以后，太湖地区书家辈出，元代有赵孟頫，明代有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王宠、董其昌等。画家，自晋代顾恺之和三国曹弗兴肇始开中国画之风，南朝时有与顾恺之齐名的陆探微，萧梁时有“丹青之工、一时冠绝”的张僧繇，元代有倪瓒、黄公望，明代的王绂、徐桢卿、沈周、王问、邵宝，唐寅、文征明、董其昌则是书画皆绝。清前期出现了吴中四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近现代则出现了徐悲鸿、张大干、钱君陶这样的大家。音乐家方面，华彦钧（瞎子阿炳）是杰出代表。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也是太湖地区产生史学家的肥沃土壤。其中最著名的是明未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肇域志》，是史学的代表作。
太湖流域的历史发展轨迹，既有特点可以归纳，也有规律可寻。这就是处于面向东海、长江出口处优越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太湖流域水系滋养了太湖地区的人民。从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人对自然艰苦卓越的改造与创造，发展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并在此基础上造就了高度发展的文化。几千年来，这一“天人”关系的结合，是太湖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
太湖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是这种“天人”关系认识和处理得当与否的历史诠释，是深刻的历史和哲学的启示。它用历史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启示后人：中国只有一个太湖。只有以严格的科学态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太湖流域的“天人”关系并付诸实践，才能使太湖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得到和谐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还必须看到，太湖流域是一个整体和系统，当前面临的人口剧增、资源锐减、环境恶化而导致的生态经济失衡问题，既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更是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企图从一个方面孤立地去解决一个具体问题，都是很难奏效的，必须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从太湖流域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总体发展中去调查研究，探索其内在的联系，并制定出科学的实施方案，才能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才能使太湖地区在中国21世纪的发展中发挥其突出的作用。或许，这就是《中国太湖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载《江南论坛》199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