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方德
六朝是指三国的吴和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因为这六个朝代，先后都建都于建康（曾称建业，后称金陵、即现在的南京），史称六朝。六朝时期，太湖流域曾经出现一批著名的家族，这些家族长期繁衍延续，人口众盛，文官武将，具有优厚的地方势力和文化氛围。研究这些大族和他们代表的文化现象，是史学研究中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课题。
（一）
六朝时期是门阀大族当权的时期，吴兴郡一些大族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学术方面地位较高，从各种史料中可以看到治史者对他们在各个方面的肯定。比如《晋书·周札传》写道，两晋时“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周，即阳羡的周氏，沈即武康的沈氏，皆属吴兴郡。也就是说在六朝时期，吴兴郡的豪门大族，一直以武装强悍著称于世。主要有阳羡的周氏、武康的沈氏、长城的钱氏、陈氏等。其中尤以周氏和梁陈时期的陈氏为强。周氏，在晋元帝司马睿渡江前夕，“强毅沈断”、“士友咸望风敬惮”的周圮两次左右了江南的局势。一次是永安元年推吴兴太守、吴郡大族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进讨已占据徐、扬二州的石冰，斩石冰所置吴兴太守区山及诸长史。右将军陈敏自广陵助王己，共同将石冰逐出建业。第二次是永嘉元年（307）三月，周圮联合吴郡大族顾荣及丹阳士族甘卓、纪瞻，攻克建业，擒斩陈敏。司马睿集团渡江后，与丹阳郡、吴郡和会稽郡豪门大族联合，在结成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也不敢对吴兴郡的豪门大族有丝毫轻视，便采取联合、利用、分化的政策。永嘉四年（310）长城钱□在广陵（今扬州）自号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立孙皓子充为吴王（不久即杀之），渡过长江，企图称霸江南。司马睿集团的军队兵少力弱不敢动他。周圮联合“乡里义众”，击败了钱□，平定了钱氏之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圮“三定江南”，足见武装实力独占江东豪门大族之鳌头。不过，阳羡周氏进入南朝后，门庭已见冷落，而武康沈氏却累世显赫，文武昭著，既成为东南著名的武力强宗，到后来又转向文化士族，出了诸如沈约、沈林子、沈怀文、沈炯、沈文阿等文学和史学人物。比较有趣的是，当沈氏家族转向文化士族时，长城陈氏家族开始以武力崛起，粱武帝太清三年（549），长城县陈霸先以镇压李贲起义有功，升任始兴（今广东韶关）太守；公元551年，因侯景作乱，梁元帝遣大将王僧辩率军东下，与陈霸先会合，攻克建康，陈霸先功劳最大。555年，梁元帝投降西魏被杀，王僧辩、陈霸先在建康拥立梁元帝之子萧方智为梁王、“太宰”。鲜卑族北齐力量壮大，竟扶植贞阳侯萧渊明为帝。为了江南的和平与安定，为了保存汉族和梁朝政权，他四派使者，四次与王僧辩苦争，王僧辩不从。迫不得已，陈霸先起兵袭击王僧辩，废贞阳侯，立萧方智为梁敬帝，方才把凶残的鲜卑贵族势力摈拆在江南之外。不久，北齐攻打梁朝，又被陈霸先率部击败，使江南民众避免了鲜卑贵族的蹂躏。不用说，民众视陈霸先为“民族英雄”，梁敬帝封他为陈王，都督各路兵马，他又削平了许多叛乱，使南方得以安宁，经济得以发展。557年10月，梁敬帝将皇位禅让给陈霸先，在文武百官和民众的拥戴下，建立了陈朝，史称陈武帝。陈朝三代五人为帝，历时32年，文帝陈茜、宣帝陈顶，在军事上都很有作为，又重视农桑，发展江南经济，史家还是肯定的。
（二）
西晋王朝在“八王混战”之后，接着王弥、石勒起兵，匈奴、羯攻逼，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中原萧条，白骨涂地”，而江南却是较为安定的地方。东晋政权建立后，历宋、齐、梁、陈，建康一直是长江流域和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这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战乱，其中大的如晋隆安年间的孙恩起兵，“朝政所行，惟三吴而已。”吴兴郡受害最小。后南朝唐寓起兵和侯景之乱，以及南朝与魏、齐的一些战争，均在长江流域以北，吴兴郡由于大族的作用和环境关系，一直处于和平安定的环境。周圮的“三定江南”，沈氏家族的武装力量长时间左右太湖流域，长城钱氏和后来的陈氏，称雄于太湖南岸，包括许多名门望族之士，先后被委任为吴兴郡太守，如顾秘、周圮、殷康、谢万、谢安、谢琰、王羲之、王献之、沈嘉、沈文季、丘道护、刘子顼、柳恽、萧映、陈茜、陈伯礼等被委为吴兴太守，大都注重发展地域经济，其政绩颇显，使太湖南岸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不论是从河渡姆、良渚文化遗址，还是从湖州钱山漾遗址的考古发掘的资料，都证实了：浙北平原的先民早在七千年前就已创造了水稻种植业为主的耜耕农业等具有鲜明地区特征的古老文化；《吕氏春秋·知化篇》还明确提到“吴之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也就是说，太湖南岸的杭、嘉、湖平原，是春秋战国秦汉时期衔接宁绍平原～浙江水系～太湖流域，沟通文化交流的要地和枢纽。太湖南岸和北岸以及宁绍平原早已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惯和风俗体统的文化地区。六朝时期南太湖肥沃的土地，大多为孙吴后期膨胀起来的土著大族豪门据有。“晋武帝司马炎一方面严厉禁止私占佃客，另一方面又按官品高低颁布了一个荫客的规定。和这个规定同时颁布的，还有按照官品高低占有土地的占田制。最高占田额是五十顷。最低的是一顷。”到南朝时，大族占用土地愈盛，像沈庆之的田园“一望无垠”。家里奴僮以“千计”；谢安、谢琰所占“田园遍布会稽、吴兴各地”。这些土著大族十分重视耕织，以沈庆之为例，他曾对宋文帝说：“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据二十五史载，太湖南岸原本种稻，所谓“饭稻羹鱼。”到刘宋时，开始实行“稻麦二轮作”，荒洼种豆，也有豆粟作物与稻轮作。二十五史也记载了世祖陈茜之弟陈顼，曾和陈霸先之子陈昌作为北周人质送到长安，每天啃粗面馒头，啃得嗓子冒火，他方若有所思地对陈昌说，北方人就是眼馋我们南方人有大米吃、有鲜美的鱼虾吃，所以才想办法去侵略我们。六朝政府均重视劝课农桑，宋齐梁陈尤甚。三国时，“吴绫”和“蜀锦”已同负盛名，永安（今武康）出产御丝。专贡宫廷需要。吴兴郡西部山区又是江南重要矿区之一，铜铁矿大量开发；著名的沈充“沈郎钱”，陈宣帝的“太货六铢”都是铜铸，是钱币中的精品。酿造业也名闻江南，陈霸先的故里下箬村就出美酒“箬下春”。手工业造纸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宋书》卷五十四以及《北齐书》均载日：太湖南岸“自义熙十一年（415）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453）三十有五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464），踰腧六纪……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充饥。”“扬部有全吴之活，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太湖南岸之吴兴郡，成了六朝一大经济中心，股肱望郡。
（三）
鲁迅先生称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六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是文学的一次大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太湖南岸，在中国文学与文化史上，又算是极盛的时期之一。以沈约、丘迟为代表的文学，以曹不兴，张僧鹞为首的绘画，以姚察、裴子野为首的史学，以陈后主为首的宫体诗等，对于六朝江东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谭正壁在著名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收录太湖南岸吴兴郡的原籍名家十九人，如果加上寓居名人和其他辞典，比如《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二十五史及清以前《湖州府志》辑录的人物传，太湖南岸这一郡著名文人达五十余人，所占比例很高。关键不在数量，而且在质量。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为例，收录标准是很高的。收录的吴兴郡人物有：诗“永明体”的创始人和文坛领袖，被简文帝萧纲誉为“文章之冠冕”的沈约；能诗能骈，以著名《与陈伯之书》而传陈伯之率八千兵马归降的丘迟；诗文大家、创立“吴均体”的吴均；经学家昙缔；编撰《皇典》、《南宫故事》的丘仲孚；编纂《梁书》、《陈书》的姚察、姚恩廉父子；注释《三国志》的裴松子、史学家裴子野；宫廷诗主陈叔宝和六朝四大画家中的曹不兴、张僧鹞等，可谓群星灿烂，百花争艳。真可以说是文人辈出，肩背相望。到了南朝，太湖南岸的吴兴郡不仅以经济繁荣著称于世，而且称得上是文化之邦。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到了隋唐时代，南太湖地域和会稽郡地域在经济文化上齐头并进。鉴于杭州仍是钱塘县，像唐代“浙江方志发展中心已由六朝的会稽转移到了唐朝的湖州，”也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
六朝太湖南岸的艺术、藏书、教育事业也很繁荣。沈充家有不少歌伎，自制《前溪曲》教歌伎弹唱，后来前溪成为江东习乐的一大中心。沈约一生著作颇丰，与其藏书很有关系。沈麟士终生不仕，隐居郡内讲经，从学者近百人。总之，太湖南岸的文学、史学、音乐、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宗教寺观等，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繁荣起来；与其形成对比的是，北朝正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言：“自晋室东渡，北方为少数民族所统治。由于知识阶层的流失，而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自身缺乏文化传统，再加战争不断，经济萧条……北方文学极为寂寥，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作家、作品。”
（载《江南论坛》1997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