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文
市场，是一个巨轮，它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前进；市场，是一所学校，它培育和训练出一大批人才；市场，是一种机制，它制衡和协调各种经济关系。明清时期太湖南岸，在市场的推动和制衡下，有了蓬勃的发展。远的不说，在南宋时它已是最富庶的地区支撑着国家重大的财政。韩愈说：“赋役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至宋，苏轼日：“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
历史上杭嘉湖是全国著名的粮产区，有粮仓之誉，供给全国各地的口粮。唐代仅嘉兴一地的粮食丰歉，就直接影响到江淮的粮食供应。宋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
但是到了明代中叶，太湖南岸则变成了缺粮区，粮食不足则需长江中游四川、湖广等地输入，至迟至天顺间（1457～1464），李延《南吴旧语录》卷22“梅贞起”条载：“湖广熟，天下足”，湖广就已成为全国粮产区。湖广的粮食顺江而下，供应着江南各地，粮食亦已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需要说明的是长江中游的粮食进入江南，补充江南因改田为地，发展蚕桑业、棉植业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而造成粮食的不足，这是有条件的。首先是政府放宽对粮食的统制，不再用行政强制措施征收江南两浙定额的粮食，可以用外地购人的粮食充赋，特别是一条鞭法实施，可用货币充赋，使百姓可自主选择农作物的种植，不必固著于种植稻谷。其次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有了畅达的水陆和运输工具。可将体积大份量重而不易储存的粮食迅速便捷地贩销到太湖南岸缺粮区，以保证商品粮的供应。第三是有一批资金雄厚的长途贩运商，从事于粮食和丝织品、棉织品等的贩销活动。这一资金的积累亦需有时间的准备。同时还需注意到自明中叶从吕宋等国传人番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对缓解土地与人口增长的矛盾，补充粮食的不足。改变粮食结构，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至明中叶，太湖南岸兴起了农业结构调整的热潮，纷纷改田为地，填低地为高地。地方官吏还把改田为地，改稻为桑作为治政的良策来推广。在市场供需关系的推动下，人们追求经济收益高、劳力支出少的市场上热销的农作物种植，于是经济作物种植比例扩大，出现了“桑争稻田”的现象。此时已有湖广地区的粮食来补充太湖南岸的缺粮，实施经济区域化，即实行区域经济的分工，太湖南岸可以将有限的土地合理利用起来。充分发挥土地资源效应，种植高收益的桑棉等经济作物，以促进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利用高价产品（如丝绢棉布等产品）来换取低价产品（如稻谷），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
万历时蚕桑丝织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的五六成以上。至清代。蚕桑业更为发展。康熙二十五年（1697），康熙帝玄烨南巡时说：“朕巡省浙西，桑林被野，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惟此一区。”
作了蚕桑外，他们充分利用土地，在桑地里套种豆类，其收益高于稻谷。烟草自从吕宋传人中国后很快在嘉兴种植。太湖南岸除了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外，还发展渔牧业生产，初步形成了综合经济体制。
由于农业专业化的发展，加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作物的普遍大量种植，促进了丝织棉织榨油业等手工业的发展；农副手工业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构建了杭嘉湖商品市场的网络，更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日益富足。
市场也推动农业作业区的分工。根据地理条件和资源状况，在大区域仍会形成各个小作业区、互相配合，相互交流、促进，共同形成经济建设合理蓝图。据康熙《乌程县志》记载，湖州府乌程县“一区在县之南，自南而西则二三四五区也，然一与三四区及六区之家皆多山而苦旱，若霪雨又有冲决之患，故其民多采薪繁植竹木花果。二五区在南郭之西，遍洼下而田涝，雨三日即沉灶产蛙，民以种藕畜鱼为本业，而不专倚田。六七区在西与北。多事埏埴烧矿灰，亦有渔于具区者，然窑田包赔税粮，民累久矣。八区为直北，九十区皆邑东，田狭而民亦贫。北则十一区十五区，半滨湖，多淤泥，地高而土厚。所种植皆瓜蒜、姜蔬、靛青、麻枲之属，可称沃壤，妇女绩麻织布，民之富多商于外，所患耳湖啸耳。若十六至二十三区，处邑之最东，与平江、嘉禾接壤，中有南浔、乌镇、马腰、淤溪诸大镇，其俗男耕女织，且亦不甚罹水患。以水势至此已缓也，民颇称殷，自二十年来下区之富亦萧然矣。庚村升山业织箯，北门外织纱罗绉蜕，女织履。六区近山者业矿灰、窑头、刑窑皆工埏埴，大钱溪口业土砖，西余山以北业牮屋，小湖织里业造船，戴山后林工锻，又业帚及诸竹器。轧村亦业席，旧馆业秤，自晟舍以东至乌镇地大户繁，百工之属无所不备，榆太、淤溪一带，妇人皆以穿珠为业，南浔、乌镇妇女皆织布，又织黄草。商贾惟湖滨及南浔、乌镇之人往楚豫间贸易。六七区虽有之，不能及也。通邑俱以育蚕为务，其一时茧丝绵絮之所人，实一岁衣食更赋之所出。……”这是根据地形、土壤、水利、境邻诸条件，合理安排农业、副业、渔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经济的实况记录，也是因地制宜，充分配置资源，以市场机制为契机，协调产业分布的合理做法，也说明了人们已开始意识到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整生产布局和优化经济结构。这就是明清时期太湖南岸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动力。
明清杭嘉湖三府在商品经济推动下，城市和市镇作为各级商品市场的载体，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大量兴建，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太湖南岸在明中叶以后至清代中期，呈现着一片繁荣的景象。探究其根源，是因人们在市场机制推动下，开始注意调整生产布局和经济结构，因地制宜（实为合理利用和开发、配置资源）。发展经济，摆脱传统的单一稻作经济的羁绊，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填田培土造地植桑，优先发展蚕桑丝织业，把整个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发展综合经济，构筑高价产品（如丝绸等商品）输出，输入以低价产品（如粮食等商品），利用顺差，并吸收各地（如濒临的绍兴、无锡、宜兴等地）劳力资源，积累了大量财富，而这一进一出，就奠定了浙江平原富庶的基石。当然，当时的人们并不是完全自觉、主动、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经济杠杆，只是零散、个别、被动受市场机制的制衡。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今天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充分借鉴于明清时期太湖南岸经济发展的经验，以发展和推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使今日的太湖南岸经济更繁荣，文化更昌盛！
（载《江南论坛》200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