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星期天，凌玲来找杨家良谈天的时候，他还在自己房间的浴缸里泡澡。凌玲觉得挺尴尬，把几颗顺便卖来的鲜荔枝放在桌上就走了，走了几步，又折回来，用一本打开的书盖住。书是新书，封面一幅抽象画上赫然写着：《新儒学和后殖民思潮》。走下楼梯时她就想，杨贵妃生不逢时，如若是现在，也不用红尘飞骑，来一个特快专递，就万事大吉了。
经过重新规划的街道整洁多了，带红箍的卫生督察也随之增多，不过在那种职业性的目光监视下，难免让人感到芒刺在背。谷老爷子仍然坐在那儿，嘴上哼着什么，棋盘上摆着一副残局，疏疏落落的几个棋子，车辚辚马萧萧的样子，看上去谁和谁都没关系似的。
在各类小吃摊中间，新添了一种膨化物，它不同于那种用不绣钢和有机玻璃机器造出来的，干干静静，文文雅雅，被冠以喜玛拉雅爆米花的东西；它是把新鲜的北沙大米放进黑黢黢的手扶拖拉机马达，在热烈的躁动夸张的轰响里，通过一个奇妙的孔洞，喷吐出来的银白色缎带。它随心所欲，收张自如，可曲可直，容易使人联想到神秘的蛛丝和柔韧可塑的钢筋。它的香味简直不可抵挡，而让凌玲着迷的是，它新鲜自然，是肮脏笨重的模具产生出来的洁净食品，能让人领略到古朴的民风。
看了一会儿，她就卖了一根类似拐杖的棒棒，一边把玩一边吃。这使她找回了一点童年的乐趣，好像在同样的季节里，在乡下的田埂上津津有味地嚼着玉米秸。路上遇到了几个熟人，他们都看着她笑，而她遇见一个熟人就折一截棒棒给他，很快，她就把一个有趣的工程分配光了。遇到谷毛宁时，她把最后一点填进嘴里，一面咀嚼，一面遗憾地向他摊开两手，笑一笑，表示她已经没有剩余给他了。
谷毛宁正在帮一个同学往货架上挂衣服。他利用身高的优势，轻而易举就把一件看似很难的事办好了。凌玲其实是在往返宿舍和有线电视台之间的路上认识他的，而且很快就和谷玎、辛娟对上了号。那儿有一个篮球场，谷毛宁总在那儿玩球，一看他拿篮板球的姿势她就想，如果女的们还像过去那样抛彩球择婿，他倒是很占便宜。
谷毛宁说：“我以为你这样的人物，不会在大街上吃东西！”
凌玲说：“我有什么特别的？生活嘛，大雅大俗，不妨都有一点儿！”
谷毛宁把凌玲拉到一边说：“凌记者，你主持电视节目，我想给我们老板点一首歌，后天她过生日！”
凌玲凝眉问道：“是不是玫瑰酒家那个叫金虹的女老板？”
谷毛宁说：“是。你们太应该宣传宣传她了，可你的摄像机从来就没光顾过我们的那个角落！”
凌玲说：“那可不是我个人的买卖，宣传谁不宣传谁，我得听吆喝！”
谷毛宁说：“我们也算得上纳税大户，连那个正在建设的新加坡宾馆，也得有我们的一个犄角儿！”
凌玲说：“据我所知，金虹这人很有争议，很多人认为，她的钱来得不地道！”
谷毛宁说：“大概，你也是这样看她吧？可谁有什么根据？都是凭想当然。再说，无论如何，也比当官的贪污受贿强呐！”
凌玲说：“这事儿我没想过。－－点歌可以，采访的事我不敢做主，你找找你爸爸，这阵子他是大拿！”
谷毛宁说：“那就算了。我爸爸一脸正气，从来都不拿正眼珠瞅人家！”
凌玲咯咯地笑：“你打算在那个玫瑰酒家干多久？”
谷毛宁说：“我只是尝试一下。我还想问你，想在北沙干多久？”
凌玲说：“看看吧，我说不准！”
谷毛宁说：“听人说，庆典之后，杨老板要把你带到省里去！”
凌玲的脸红了，嗔怒地说道：“我凭什么要他带着？我又不是他的手提包！”
谷毛宁笑了，歉意地说道：“凌大姐，我不会说话，把你给得罪了！”
凌玲谅解地一笑，但那笑容有了残破，如一朵风中不堪的莎果花。
最近杨家良接到不少上告信，矛头无一例外，一致指向他。信中用几近愤怒的语言，告他不顾北沙的财力物力，玩“生死时速”，变相增加税赋，向企业和个人强行摊派，搞新加坡宾馆一类超前消费，使北沙老百姓不堪重负。告他独断专行，一手遮天，不按客观规律，而是“跟着感觉走”，按浪漫情趣办事。告他违反组织路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米大炮这种危险人物当成改革的主力……言之凿凿，还罗列出很多数据，一看就是知情者所为。省委书记在上告信上签了字，这种多义而模棱的签字既不是红灯也不是绿灯，而是娓娓含蓄减速慢行的黄灯。信大都转到了他手上，虽说他对此并不意外，但无形的压力还是让他感到了焦躁。他想起一句民间俗话：炒豆大家吃，砸锅一个人的事。现在，他知道必须有足够的准备，准备应付一切压力，悲壮地面对这样的结局。
实际上米大炮并没创造出什么奇迹，他掌管的阀门厂还在泥淖里跋涉，一时没能进入正常轨道。他甚至重复了前任厂长的路子，把本厂的产品铸上别厂的品牌去卖，不同的是他是为厂里卖的，而且以让利的形式和那个厂家联营……他对工人要求得极为苛刻，工人们反映说，没想到去了个孙悟空来个猴，新厂长还不如老厂长慈善，简直像日本把头似的。杨家良已经腾不出手来干预了，他明确地告诉米大炮，只要能保证庆典之前工人到月开工资，不上街闹事，那就是他的成绩。米大炮这样回答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信任和时间！”
看到桌上那些荔枝，他就知道是凌玲来过了。他到楼下买了一些炸薯条和日本豆，准备款待回头就来的凌玲。年轻女性都爱吃零食，妻子也是一样，她们露着雪白的牙齿粉红的舌尖，极有耐心地吃着嗑着，那样子很像松鼠和山雀一类可爱的小动物，从男性本位看来，这包含了喂饲和欣赏两种成份。
新招收的宾馆小姐正在于海石的训导下练习走路，尺码和频率都是规定好了的，一个个走得如水上漂萍，显现出雅致的风韵。看见杨家良，于海石就说：“中午林业局老戴要过来，老谢又不在家，是不是你陪陪？”
杨家良想了一下说：“把潘建叫来！”
于海石说：“吃什么？”
杨家良说：“自助火锅吧，中餐西化，文雅，还省钱！”
于海石笑笑，点点头。
杨家良走上楼梯又站住，神色庄重地对于海石说：“听说你到文工团审查庆典的节目去了？”
于海石说：“是他们请我去的！”
杨家良说：“你也不要以为，当了个副科级，就全知全能了。那叫艺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践踏的，你本来是吃不了那碗饭才调出来的，怎么摇身一变，又去指导人家了？真是讽刺！”
于海石驯顺地低下头说：“我以后一定注意！”
女孩们听了就互相使眼色，掩了嘴偷偷笑。
杨家良回到房间，想起来应该给谷玎打电话，拨了他的手机，谷玎正在电话那一端喘粗气。
杨家良说：“老谷，你又跟着干活哪？”
谷玎笑一下说：“没有。我正在‘蹲点儿’，妈的，干燥了！”
杨家良也憋不住笑，说：“坚持就是胜利。再咬咬牙，就快透亮了！－－一百个彩色大气球落实了没有？”
谷玎说：“才落实了十来个。不过你放心，我三十六拜都拜了，也不差这一哆嗦！”
杨家良说：“中午老戴过来，恐怕又是谈旌旗营问题，你陪陪吧，我又不能喝酒！”
谷玎说：“我陪也没用，完全是破裤子缠腿，儿孙打祖宗官司！再说，中午我还得招待自来水公司的人，人家说了，水往低处流，这是自然规律，不给点能量，水泵不到山坡上来！”
杨家良苦笑一下说：“那好吧，你忙你的。”
撂下电话，凌玲就来了。凌玲穿着一件藕荷色蝙蝠衫，头发放任地披散着，看上去有点儿魔味儿。她仍然坐在她认为合适的那只沙发上，不过她的姿势比以前随便多了，身体靠在沙发背上，让两条腿尽可能舒适地向前伸展。细瘦的牛仔裤紧紧绑在腿上，使她优美的曲线十分明晰，鼓涨的热情就在那一层薄薄的物质里跃动。她涂了玫瑰色唇膏，这种中性的色彩点染了她青春的靓丽，也不至于过分招摇，对她的身份恰到好处。
杨家良照例给她冲咖啡。谈起大学校园生活，他们惊讶地发现，尽管相差七八届，但他们的感受十分相似，好像是一个班上的同学似的。他们都对那段人生伊甸园式的美好时光深表怀念。杨家良想起一件趣事，有一次他到浴池洗澡，心不在焉，竟把衣柜的号码记混了，拿一把钥匙在一排排柜门上乱开，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浴池里又很冷，他不得不开一会儿衣柜再跑回去冲一会儿淋浴。冲澡的同学都吼着歌，雄性的裸体仿佛回归到史前的自然界，带一种仪式般的庄严，好像连灵魂都洗浴了。而他就这么极其神圣而又极其狼狈地折腾了一个下午，直到曲终人散，他才知道，并不是他记错了号码，而是该着他倒霉，进门时拿了一把犯毛病的钥匙。
凌玲听了忍不住笑。她说，她在学校里也经常听得到男浴池传出来的那种生命渲泄。细想一想，人类实在是很可怜了，他们躲在一个水泥盒子里，用莲蓬头里人工烧热的水冲洗自己，想的却是不复存在了的壮美瀑布。大概再过若干年，人类剩下的只能是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会餐了。
谈起这个，杨家良就想到了凌玲送给他看的录像带。他认真地看过了，也生发出了种种思考，但他尚无良策应付。他从抽屉里拿出那盘带子，把它放到桌子上说：“你准备往上送吗？”
凌玲看着他的眼睛说：“你说呢？”
杨家良说：“北沙到了今天这步不容易，眼下撤县建市庆典在即，还是正面报导为好！”
凌玲说：“可我觉得，这是我来到北沙拍的最有价值的节目；以往我是用眼睛拍的，这次我是用心拍的！”
杨家良说：“拍什么送什么是你的权力，可摇头点头那是我的权力！”
凌玲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杨家良说：“我不喜欢这种专门揭人疮疤的节目，这种东西容易引起混乱。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秩序，正如歌德说过的：宁可不民主，不能没秩序。再说，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又不是北沙独有的。－－人类文明进程的哪一步，不是伴随着血污和野蛮！”
凌玲沉默了。她有点儿想不明白，上次一个毫无新意的专题节目，他不惜走门子送礼往上送；可这次的内容几乎是触目惊心，他却专断地否定了。她委屈得差点儿要哭了。
杨家良说：“凌玲，我一直以为，你是最理解我的！”
她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他。他的声音带着捕蝇纸般的黏性，使她分明感到，一不小心，翅膀就会被粘住，而一切挣扎都将是徒劳的。她发现他紧盯着她的嘴唇，毫无疑问，这将是他进军的第一个目标。她的心狂跳了一下，同时隐隐感到，早该发生的一切，此刻已经不无遗憾地迟到了。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她从听筒里听到一个男孩子的声音。
男孩说：“爸爸，你在干什么？”
杨家良看着她笑笑：“我在给一个像你一样的孩子讲故事。”
“你骗我。在家你都不给我讲故事，怎么会给别的孩子讲故事？”
“真的，这个孩子迷路了！”
“能让我跟他说句话么？”
“他不想说。他是小地方的孩子，怕羞！”
“那就算了。爸爸，我好想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等着吧，等到北沙县改市庆典之后！”
“你不骗我？”
“不骗你，真的！”
等到杨家良放下电话，凌玲已经拿着那盘录像带，迈着任性的步子走下了楼梯。绛红色地毯有些旧了，带着斑斑点点的损伤，但踩上去依然有着柔软的质感，使她的脚步变得富有弹性而又悄无声息，如一头潜行于林间的豹子。那一刻她又想起了那本童话故事，她想，那小王子手里的玫瑰花到底给羊吃了。
杨家良站在楼上喊她。她回望他一眼，就当着那些正在操练的宾馆小姐的面，大声说道：“你应该陪你的孩子好好说说话。可惜，我不是你的孩子！”
杨家良的身子僵在楼梯口，在众人的仰望里，如同一尊刚刚完成的蜡像。
十八
这天早晨开门不久，金虹收到一张贺卡，上面画着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擎着一根燃烧的火柴，脸上浮现出虚无的憧憬，旁边用稚拙的彩笔写着：用你昨天的苦难，点燃今天的太阳！她对着贺卡上的女孩笑笑，当着大家的面，把它摆在寝室的窗台上。
“我最喜欢安徒生童话，”谷毛宁说，“是谁寄来的？”
“一个朋友。”金虹回答。
“男朋友女朋友？”
“你想他是男的他就是男的，你想她是女的她就是女的！”
他知道今天是金虹的生日，这个日子似乎一直做为秘密保守着，从来没做过任何张扬，他还是从工商部门发下来的一张登记表上刺探到的。毫无疑问，像她这种孤苦的女孩子最怕过生日，往往是“美酒加眼泪”的单一模式。他对这张来历不明的贺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很想看看信封寄自何处，但金虹随手把它填进灶塘里烧了。
金虹安之若素，安排了店里的工作，就驾了车到啤酒厂去拉鲜啤酒，本来领一个白案上的伙计，但谷毛宁非要顶替不可。
金虹提醒说：“你最好离我远点儿，让你们家的人看见，咱们的搭挡就做不成了！”
谷毛宁不屑地嗤嗤鼻子：“我怕什么？要是你敢坐在车上，我都敢拉着你满大街跑！”
金虹笑笑说：“我看，你是疯了！”
他们一前一后地走着。入秋的阳光像蜜一样，带着黏稠滑润的质感，仿佛能吮吸到清纯的甜味儿。家家院子里的莎果树已经结出琳琅的果实，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
谷毛宁说：“今天天气真好。我已经在闭路台为你点歌了，我还要让酒家早点儿关门，晚上为你专门开个生日party！”
金虹站住不走了：“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谷毛宁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金虹恼恨地说：“你是我什么人？用得着你来关心？你有什么权力决定我自己的事？你要是这样干，我们就解体！”
谷毛宁诧异地说：“我只是怕你太冷清，我错在哪儿啦？”
金虹有些神色黯然：“你不了解我，一点儿都不了解，我只想避开人们的目光，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悄悄生活。”
谷毛宁说：“可你身为玫瑰酒家老板，怎么能躲避得了？我想让全北沙的人都为你高兴高兴！”
金虹指着闭路台的方向：“你马上去把那歌给我撤了，还来得及，要不然那比骂我更恶毒！”
“至于么？”
“你去是不去？”
谷毛宁在原地转了两个圈子，终于屈服了：“好吧，今天你过生日，我听你的！”
回到酒家，金虹把房门闩住，一个人趴在床上哭了。二十多年，除了姨，从来就没人知道她的生日。可她的记忆深处，生日和忌日是一个意思。她仿佛是从一个污浊不堪的阴沟里爬出来的，遍体鳞伤，血迹斑斑，而且这种伤痛永远不会痊愈，好像坚硬的外壳里柔软脆弱的本质，稍稍一碰，就会津津地向外渗血。若干年前的那个生日，她还在梦里为一件新裙子高兴，那个曾被她叫做姨父的男人就醉醺醺地压到她身上。他用枕头把她的嘴堵住，连一声柔弱的呼喊也不让她发出来。她在那场粗暴的外科手术般的打击里昏死过去，醒来之后，看到褥子上的一片湿红，她就明白，她这一辈子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她痛恨姨父，也痛恨所有的男人，从来不奢望爱情，只是想拼命挣钱，从根本上改变命运。南下冒险，她成功了，但她留给了北沙人一个不解的疑团，一个越描越黑的形象，她差不多成了堕落和罪恶的代名词；如果不是同公安局发生了那场纠葛，她以吞咽屈辱为代价，换来官方的宽宥和庇护，她大概早就从北沙走掉了。
她不想叫别人看见她的眼泪，至少不想叫谷毛宁看见。当谷毛宁拉着一车鲜啤酒回来时，她已经泪痕阑干地重新化妆了。
电话铃响起来。
谷毛宁说：“金姐，找你订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