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矜高倨傲，无非客气；降服得客气下，而后正气伸。情欲意识，尽属妄心；消杀得妄心尽，而后真心现。
“译文”
一个人之所以会有矜气高傲的无理态度，都是由于受外来血气的影响，只要把这种外来的血气消除，光明正大刚直无邪的气概才能出现。一个人的所有欲望和想象，都是由于虚幻无常的妄心所造成的，只要能铲除这种虚幻无常的妄心，善良的本性就会显现出来。
“解说”
“养生之法，以养心为主，一心不病则神不病，神不病则人不病。”养心之法为“除尽杂类”，扫除一切无根杂念。而这些繁杂念头的来源，就是因外物的诱引。人的本心是质朴纯正的，由于受外物利欲的影响，人的心性便失之于偏执，被客观物化了，如此，一个人就无法把握自我，他的外在行为也变得盲目了。盲目的行为劳疲人的形体，耗损人的精气；而人体在损耗精气的过程中，心志由于缺少精气给予力量，就无法战胜虚妄欲了。况且，人体的潜意识在不受心志的约束时，就将欲望的信息密码弄出来，因此之故，一个人当他动了妄心之时，就受到某种鼓励的势头，使妄上更加妄，以致走向了极端。遏制住心头妄欲，伸扬心中之正气，实是养生之要务。
“例解”
治政与治身
魏、赵、韩三国联合起来攻伐齐国，并且包围了齐国的城邑平阿。齐国的大臣括子告诉他的同僚执政大夫牛子说：“魏、赵、韩三国的疆界不与齐国接壤，他们逾越邻近诸侯来齐包围平阿，要说是贪图平阿的物质货利，也未必见得，因该地没有什么可取。所以，其来不是为了利，而是想颌赖于强者，借助于我齐国震威扬名。为此，不如请我王亲自去平阿处理。”
牛子觉得颇有道理，送走了括子。
括子刚走，另一个齐臣无害子拜晤牛子。牛子将括子之策告诉无害子。无害子不以为然地说：“括子的主张，同我以前听到的处事办法不一样。”
“国家面临着困厄欲亡的危机，不能转危为安；祸患频频，不能了然、缓解它的症结，哪里算得上智士能人？”牛子有点不高兴地说道。
无害子说：“解决国难的办法有各种各样，有的用割地划疆的办法保全社稷的生存，有的以杀身成仁或毁家来难挽救国家命运。但从没听说要君主亲自为人正名封疆的。”
牛子作为执政的决策人，屏弃了无害子的空谈，而采取了括子方案。事后果然奏效，魏、赵、韩罢兵而去，平阿犹归齐国领土。但是，自此以后楚王对括子非但不予重用，而且日益冷淡、疏远，将无害子视为心腹，晋官加爵。
治理国家应遵循事理，采取实效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使国泰民安。若是像无害子那样所想不着边际，不合时用；那么，国家就将受到严重的伤害。作为君主，就应该弘扬那些有实际意义的东西，而遏制那些浮夸无边际的东西，但是楚王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只是投心所好地用人，那他的国家当然不会长久。治政与治身同理，养生者要善于抑制妄心，以为身体的健康服务。
反腐倡廉吏 正直张居正
张居正是明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出任内阁首辅后，针对朝中空议盛行、不务实事、人浮于事、政令不通的现状很是担忧。他曾和内阁次辅，大学士吕调阳对此作过多次讨论，慷慨激昂，痛陈时弊，激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下决心要彻底改革吏治，为他的一系列改革铺平道路。
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请行考试法，明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
对官吏政绩进行考核，是明代早已流行的制度。按明制，京官第六年考察一次，叫做“京察”，地方官每三年考察一次，叫做“大计”。但是在吏治败坏，法令不行的条件下，这些制度或者流于形式，或者成为官员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张居正目睹了官场中的丑剧和官吏们的不法行为，深刻认识到不仅要对各级官吏进行定期考察，而且对其所办的每一件事都要规定完成期限，进行考成。即所谓“立限考事”“、以事责人”。这是张居正考成法的一个显著特点。
张居正考成法的具体内容，正如他给皇上的奏疏中所讲的，最主要的有以下两条：第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规定完成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个帐簿上，一本由部、院留作底册，一本送六科，一本呈内阁。第二，六部和都察院按照帐簿登记，对所属官员承办的每件事情，逐月进行检查，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如若没有按期完成，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论处；六科亦根据帐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事例进行议处；内阁同样亦根据帐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检查。这样，六部和都察院检查所属官员，六科稽查六部，内阁监督六科，层层检查，内阁总其成，内阁遂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中枢，这就是张居正的统治体系，也是张居正对明代吏制的一大改革。
明代的内阁，创建于永乐初年。洪武十三年（1355年），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丞相之权遂分归六部。这样，六部都直接对皇帝负责。明成祖即位后，为适应处理繁多的朝政的需要，任用一批品级较低的文职官员，于午门外文渊阁值班，参与机务，始有内阁之称。这时的内阁仅仅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厅，权力极小。直到仁宗和宣宗时期（1425—1435），内阁的权力才逐渐大起来。内阁的第一把手即首辅大学士，叫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但由内阁和内阁首辅直接控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制度，则是张居正改革的成果。
六科是明初设置的政治机构。明代的国家政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均设尚书、左右侍郎。明初于六部之外，又设置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均设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等官。六科对六部有封驳、纠劾之权，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张居正用六科控制六部，这是明代的“祖宗成宪”，但用内阁来控制六科，则是他的创举和变革。张居正的统治体系，正是在这个变革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他之所以能够令行禁止，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权相”，其组织保证即在于此。张居正当政期间所推行的各项改革，都是通过这个组织系统贯彻执行的。张居正加强中央集权的主张和措施，实质上就是加强内阁的统治权力，使内阁成为发号施令的指挥中心。
对久已虚弱的朝政来说，考成法的颁布实施恰如一股春风，催发了那些枯枝朽叶，文武百官，九卿科道，均为之一振，不敢有丝毫大意，均小心翼翼，唯恐有半分差池。各部、院均认真仔细地执行考成法，对未按立限完成的违限事件，稽查的处罚极为严格。如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 273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都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被停俸三月。万历四年（1576年），朝廷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的官员，山东有17名，河南2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2名，河南9名。运用考成法来整顿赋税，迅速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做到了民不加赋而上用足。
由于考成法赏罚分明，随事考成，因而使官员们办事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整个明朝政府自上而下，如同一台流水线作业的机器，各项工作稳定而有序地进行着。
通过立限考成，使每个官员都有了明确的职守，这样管理起来自然方便多了。张居正以推行考成法为中心，决心使腐败到极点的吏治得以整顿，使腐败之风得以改变。
张居正依据立限考成的三本帐，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张居正便强调，要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把那些专靠花言巧语骗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吃粮不管事的冗官，尽行裁革。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下令撤去了苏松地区擅自添设的管粮参政，并责成吏部检查各省添设官员人数，核实上报。万历九年（1581 年），一次裁革冗员（闲散官员）169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与此同时，张居正又广泛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信而用之。万历四年（1576年）十月，万历帝审阅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凤鸣进士出身，为何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我们用人，应当视其才干，不必问其资历。”皇帝赞同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以圣旨作依据，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他主张用人时要“论其才，考其素”，即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被他选中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对于因工作政绩而被赏罚的官员，无论是升迁或是被革职，他们都是心服口服的，因为有考成法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可是对于朝廷上下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问题，却很难判断是非，尤其是难以公平处理。有些官员大量侵吞国家财产，欺压百姓，但因政绩突出，甚至还会被升迁。
面对此种现象，张居正觉得有必要针对具体问题，制订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彻底打击这股腐败风。
驿递新规颁发后，混乱不堪的驿站得到大大改观，许多人立刻收敛了自己的行为，不敢再滥用职权，违法强索驿站财物了。但是有些官员却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滥用驿站车马，万历五年（1577年）正月，张居正开始对违制使用驿站的官员进行严惩，处罚了不少违纪官员。据《明实录》和《国榷》记载，万历八年（1580年）五至十二月八个月中，违制使用驿站受处罚者达30人之多。其中革职者7人，降6级者11人，降3级者8人，降1级者3人，降职者1人。张居正的弟弟张居敬，由京回乡，保定巡抚主动发给勘合使用驿站，张居正得知后，除令其弟交回勘合外，又对保定巡抚进行了严厉批评。
这样，经过张居正整顿，改变了长期以来无法改变的滥发勘合、滥用驿站的混乱状态。既保证了军国要务的畅通，又节省了大量开支。
在整顿吏治过程中，张居正针对法纪废弛，君令无威的状况，把执法与尊君联系起来，以伸张法纪为中心进行整顿。辽王朱宪火节原是他的少年朋友，朱宪火节长大后在江陵一带横行不法，民愤极大，地方官无人敢过问。朝廷派人去调查，由于他百般阻挠，公开抗拒，致使调查人员不敢如实报告他的不法行为。张居正得知后，毅然亲自抓这个案子，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毫不心慈手软，将朱宪火节废为庶人，终于为江陵除了一霸。当时，权势极大的太监冯保的侄子冯邦宁，也凭借其叔父的权势，狐假虎威，横行不法，鱼肉乡里，醉打衙门官吏，严重触犯刑律。张居正一面派人向冯保说明情况，一面将冯邦宁杖打四十，革职待罪。由于他雷厉风行地伸张法纪，有力地抑制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保证了朝廷的安定团结，官员的清正廉洁，人民群众也能安居乐业，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
张居正由军事、政治着手改革后，逐渐向经济方面推广。
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吏治的腐败，豪强地主与衙门吏胥相勾结，大量隐瞒土地，逃避税粮，无名征求，多如牛毛，致使民力殚竭，不得安生。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到了必须革弊整治的时候了。
大学士张四维和吕调阳纷纷向张居正提出建议，要求立即改革赋役，兴利除弊，并推荐了“一条鞭法”。
所谓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年间就由部分有识之士在福建、江西等地开始实行了。最初由福建巡按庞尚鹏提出。他主张把国赋、徭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杂税、杂征、杂差统统合为一体，按照各家各户的具体境况重新核实编定，将有丁无粮的编为下户，有丁有粮的编为中户，粮多丁少和丁粮俱多的编为上户。在兑数确定后，按照丁、粮比例，将所有赋役派到丁、粮里面，随同完纳。此即“一条鞭法”。但是，自那时起到现在50年来，朝中对此争论不休，各陈利弊，以致政令屡行屡止，从来未成统一之策。
对“一条鞭法”，张居正不是发明者。但他清楚地看到此法于小民有利，且能稳妥地确保国库收入。在他入阁之后，也曾几次支持过福建、江西一带的推行。但这一条鞭法是否就是改革赋役的最好办法呢？对此，他一则未考虑成熟，二则户部又无得力之人。他一向认为事在人为，再好的措施办法，没人去执行，亦是空话。就在前不久，他看到户部奏请万历下诏，要追征田赋积欠，每年带征三成。尽管他知道此法有些不妥，但想到一些殷实之户，确有爱拖欠赋税的顽习，拖久了也就不了了之，倒是穷家小户势单力薄，不敢违命。久拖久欠，不光国库收入不稳，且也是一笔糊涂帐。所以他不得不票拟“准奏”。此诏一下，各地巡按便纷纷有疏，都说百姓负担太重，朝廷催科太急？？由此他更坚定了从根本上改变赋役制度的决心，也从中看出了户部不力，缺乏一个明智有办法的领导。于是他对张四维和吕调阳说：“诸位提及一条鞭之法使我颇受启发。变革赋役，居正只是痛感必要，心如火焚。至于具体作法，尚未成熟。不过，当务之急是尽快加强户部力量。”
三人如此议论一番，认为户部总管天下钱粮，干系重大，须选一持重精明且善理财的人来管理户部。议来议去，张居正觉得还是辽东巡抚张学颜比较合适。因为张学颜前不久曾上书，揭发辽东御史刘台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并以非法所得在家乡放贷买田，逃避赋税，鱼肉乡民。其文列论地方赋役诸多弊端，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是个难得的户部尚书的料。于是张居正开始写请予任命张学颜为户部尚书的奏疏。
上任后的户部尚书张学颜马不停蹄，深入各地调查研究，掌握了许多科派如毛，万民哀号的情况，回京后一一向张居正作了汇报。他感叹道：“赋役之弊，确乎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了，学颜在辽东任上，虽也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抑豪强，查田地，清溢额，减科派，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济根本。想宛平仅一县之地，每年杂差乱征数之不尽，天下1100多县，又当何论？”
张居正默默地看着张学颜英姿勃发的神态，心中暗暗高兴。他庆幸选他做户部尚书实在是选对了。看他上任才十几天，便将户部情况了然于心，每日勤勉视事，且极善体察下情，必能成为自己得力的臂膀。于是他想再试试张学颜的能力如何，遂问道：“目前赋役之变，当以何者为要？”
“这？？”张学颜停了片刻，见张居正对自己充满信任，也不推辞，便直截了当地说：“为今之计，只有诏令天下行一条鞭室、宦官、军、民，据法奏来重处。”他告诫百官，“清丈之事，实为百年旷举”，不应“草草了事”、必须“详审精核”，“务为一了百当”。这样清丈田亩工作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万历九年（1581年）九月，山东清丈完毕，增地36万余顷，吏部对有功官员进行了嘉奖；同年十二月，江西清丈完毕，增地6万余顷，巡抚、巡按等官12人受到嘉奖；同时，松江知府闰邦宁、池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楚雄、徽州掌印同知李好问，都因清丈田亩不得力、不认真，受到停俸戴罪管事处分。此后，各省陆续清丈完毕，有关官员都根据在清丈中的功罪，分别给予嘉奖和降处。
这次清丈达到了预期的成功。仅据北京、山东、河南统计，清出隐占田亩就达50余万顷。至清丈完毕统计，全国田亩总数达到 7013900 余顷。由于扩大了摊派税粮的负担面，初步做到“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
清丈田亩的告成为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创造了条件，户部尚书张学颜亲自起草的一条鞭法终于到了可以全面推行的时候了。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个一条鞭法正如张学颜所说的，有许多好处，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赋役合并，化繁为简。其办法是统计各省、府、州、县田赋和徭役的总量以及土贡、方物等项征派，归之一总，统一征收。
第二，差役合并、役归于地。明代的差役征派有三种；按户征派的叫做里甲，按丁征派的叫做均徭，临时征派的叫做杂泛。从征派形式来说，又有役差（即直接服役）和银差（即输银代役）的区分。一条鞭法规定，所有的徭役（包括里甲、均徭、杂泛）全部折成银两缴纳，取消了扰民极大的役差征派；一条鞭法还规定，将银差摊入地亩，按亩征收。如有的“丁六粮四”（即将银差的十分之四摊入地亩征收），有的“丁四粮六”，有的“丁粮各半”等。
第三，田赋征银、官收官解。田赋征派，除漕粮交纳实物外，其余部分一概征银。规定必须缴纳实物的漕粮，亦由民收民解（即押送），改为官收官解。明初实行粮长制，以纳万石田赋为一粮区，推其纳粮最多者为粮长，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称为民收民解。其后弊端丛生，遂改为官收官解。
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与张居正创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抑制豪强、清丈田亩密切配合的，没有这些条件，一条鞭法就难以推行。可以说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张居正改革最主要的归宿。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整顿赋役、克服财政危机、稳定明朝的统治，但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张居正的主观愿望。
一条鞭法将一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减轻户丁征派，加重土地负担，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在地主制经济高度发展的明代，土地绝大部分在地主手里，户丁绝大多数在农民一边。把户丁银转入土地摊派，也就由农民一边转移到了地主方面。当然，这种转移并没有改变剥削的实质。它只不过是由对劳动力的直接榨取转化为对地租的再分配罢了。国家加重对土地的征派，豪强地主千方百计地逃避这种征派，正是国家与地主之间瓜分地租再分配的斗争。但是，国家放松对于劳动力的直接控制，则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再加上一般工商业者并不占有土地或很少占有土地，从而也就摆脱了繁重的征派。一条鞭法推行以后，商业资本向土地投资的现象大大减少，即或有余资亦不置田产。一条鞭法关于赋役折银缴纳的规定，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它还正式肯定了白银在赋役征收中的法定地位。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进步的。
叔向不徇私 执法严无情
春秋时期，在各国诸侯以及室与私门的纷争中，有一位饱学多智、与世无争的淡泊者，他认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智也。”但他的淡泊却又不是毫无原则地随波逐流，为了法律的尊严，他不徇己私、不庇己亲，他就是羊舌叔向。
叔向（生卒年不详），春秋时晋国大夫。羊舌氏，字叔向，又字叔誉。晋平公元年（前557）被任为太傅。
晋昭公四年（前528），晋国大夫楚人申公巫臣之子邢侯与雍子因襵（今河南温县附近）田界发生纠纷。原来，20年前，晋平公在位时，楚人雍子受到父兄的谮毁，逃奔晋国避难。晋十分倚重他，特将邢侯采邑中的襵地中的一部分赐给他。因此形成雍子与邢侯的田界互毗邻，并且犬牙交错的复杂情况。天长日久，田界日渐模糊不清，两家为争田界屡起纠纷，为此找到大理打官司。但历时甚久，也没有调解成功。
恰好理官士景伯出使楚国，由叔向的弟弟叔鱼摄代士景伯之任。秉持国政的韩宣子命叔鱼了断这桩淹廷日久的旧案。
叔鱼接手此案后，详勘地界，认为此案“罪在雍子”。心虚的雍子听到这一风声后，深知叔鱼素来“渎货无厌”，贪求财色不择手段、不顾后果，赶紧投其所好地将自己的一个女儿送给叔鱼为妾，以求为己掩饰。贪财好色的叔鱼受贿后，立刻转而判处邢侯有罪。邢侯听到如些颠倒黑白的判决，不禁勃然大怒，直接冲上朝堂与之论理。争吵中，怒不可遏的邢侯竟将雍子、叔鱼当堂杀死了。
韩宣子觉得此案很棘手，就将叔向找来，向他求教应怎样处理这件案子。叔向面对胞弟的尸体，并没有有所顾忌，或设法为胞弟开脱罪责，而是当即干净利落地回答道：这三个人所犯的罪过程度是相同的，按律应当将活着的处死，将已死的陈尸示众。接着他向韩宣子具体分析了每个人的罪行：雍子明知有罪，却以女嫁于叔鱼，这是用行贿方式来购买胜诉；叔鱼身为司法官员，不仅受贿，而且不以情理判曲直，实已触犯卖狱大忌；邢侯未经批准而专擅杀人，这三个人所犯的罪过性质的严重、恶劣程度是一样的。由此，叔向得出结论：自己有罪而去掠取美名，这就叫昏，贪污受贿以致于败坏职守，这叫做墨，肆无忌惮地擅自杀人，就叫做贼。《夏书》上记载，犯了昏、墨、贼三种罪行都必须处以死刑，这是皋陶制定的刑法，请你根据它去判处他们吧！
韩宣子听了如此责有所归、罪有所得、有理有据的回答，心膺折服。于是宣布三人罪状，将邢侯处死，而将雍子、叔鱼二人尸体在街市示众，以儆效尤。孔子听说此事后，对叔向所为大加赞赏，他认为制刑亦治国之大事，叔向审治邢侯之狱，指斥叔鱼之贪，以正刑书，而于其亲不包庇隐蔽，高度赞誉了叔向的刚直有古人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