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服兵晨星农场（六师二团）
这里要说的不是爱情故事，是音乐故事。
附中学生的音乐爱好，在读书时便被培养起来。不说音乐欣赏课区震坤老师用当时最好的留声机放《乌苏里船歌》、《新货郎》，也不说学生铜管乐队课余的操练。每天晚自修前校园响起的《天鹅湖序曲》，无线电小组制作的收音机播出的乐曲，伴随着我们的学习生活，滋润着人类与生俱来的音乐天性。
“文革”一起，教音乐的老师和喜欢音乐的学生，部被视为“修正主义”苗子，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尽管这样，音乐的美好，人类热爱音乐的天性，还是被远撒天南海北的中学生带到了崇山峻岭，黎村苗寨。
姜健华和我中学同班三年，都是无线电爱好者，学校无线电小组成员。中学培养的爱好，让我们受益一生。“文革”后期我们一起被分到海南晨星农场一队，现在就说说他由于无线电技术和音乐爱好惹出的风波。这些事发生在我离开一队后，但我保证是真实的。
刚到农场时，整个农场只有场部有电，其他八个生产队都没有电，晚上用煤油灯照明。每天早午晚的广播宣传，得拿喇叭筒爬上高架子上喊。宣传毛泽东思想那么崇高的任务，当然没我们什么事，全由同来的女同学包揽了，看着她们劳动之余还有权爬上高架子上垄断宣传阵地，我们有点妒忌，也有点羡慕，给她们起了个外号“铁嘴鸡”，又叫“巴扎嘿”。
听说别的生产队的知青做出了半导体扩音机，宣传广播省事多了。“铁嘴鸡”们就来嚷嚷，亏你们也是无线电小组的，怎么不如二队潘战？姜健华虽不服输，哑巴亏却是吃定了。二队离场部才五分钟路程，他们可以利用场部的电力焊接制作半导体扩音机。一队到场部却要走一个小时，就是赶到场部，不认识那些机关干部也别想用电。
天无绝人之路，办法是逼出来的。一队后来也有了自己的扩音机，而且是用最聪明的办法制作的。不是没有电用不了电烙铁吗，有煤油灯。找一把粗铜丝绕团，一端做成烙铁头，另一端安上木把，就是一把火烙铁。火烙铁架在煤油灯上烤，获得的热量足够熔化焊锡。一部大功率扩音机制造好了！接上从割胶班要来的大号干电池，一队广播站实现了现代化。
有了这件新发明，一队的收音机骤然增多，夜里的知青宿舍，不少煤油灯上架着烙铁，房间里不断响着吱吱呜吗的声音，那是在对收音机进行“统调”。知青们的装机水平不断提高，后来做的“超外差”六管机，可以收听到清晰的外语广播。一队的知青后来到国外发展的比较多，无线电技术的普及功不可没。也幸好农场的干部职工不懂外语，避免了许多误会。
解决了工具问题后，一队的无线电事业发展飞快。姜健华回桂林探家弄回来一台电唱机，我们的收音机时代进化到音响时代。那台电唱机唱头是压电晶体，转速分78和33又1/3两种，黑胶唱片早已绝了种，只有轻薄透明的塑料唱片。这样的配置在今天的音响发烧友看来简直是垃圾，但在那时的农场却是罕有的奢侈品。一队成了农场文娱活动开展得最好的单位，多少台文娱晚会仗着电唱机办得有声有色。我那时离开一队很久了，在农场最边远的地方搭草房、打水井、伐木、砍林线，只要是休息的日子，就不惜来回赶30公里路程回一队和他们一起玩闹。
那时能找到的唱片少之又少，搜罗到的只有“文革”期间出版的《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再迟些有了《翻身道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听来已觉荡气回肠，耳福不浅。听久了终觉单调，难以满足对少年时代听过的音乐的追求。同伴们津津乐道《胡桃夹子》、《贝五》、《悲怆奏鸣曲》，怀念“三红”（《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红珊瑚》），还有交响诗《红旗颂》、《二小放牛郎》。说得越多，渴望越炽烈。
在求知欲远远得不到满足，音乐感深感饥渴之时，一队的姜健华和八队的黄威乐（我中学的同班同学）碰到一次好运气。两人星期天到西昌公社闲逛，偶然发现公社的废品收购站，在收购站更偶然地发现一叠黑胶唱片！至今不知道他俩用什么手段把那张唱片弄到手的，是买？是捡？还是偷？为什么不把整叠唱片都弄回来？已不可考据。那是一张标准的78转黑胶唱片，已经被摔破，30cm直径的盘面缺了一块，只有15cm完好。无论如何，我们拥有了第一张黑胶唱片。
把唱片擦拭干净放上唱盘，唱机转起来，唱针压上去……一股暖洋洋、软酥酥、甜蜜蜜，直沁人心扉的音乐流淌在团团围坐的十几人中间。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天籁，什么叫感动！在那一瞬间，我们真真切切从蛮荒僻野回到文明社会。我们听到的是陈钢、何占豪创作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不是小提琴而是口琴演奏的版本。因唱片破损的缘故，乐曲大部分已放不出来，只有最后《化蝶》一章比较完整地保留下采。
口琴演奏者的技艺让我们目瞪口果，那花腔，那揉弦，那合奏，那和声，由一支口琴演绎得出神人化，犹如一支大型乐队。大约是冥冥中的暗合，梁祝化蝶得到的大解脱大欢欣，与我们心中的期盼竟是那么丝丝入扣。时空的交错，人物故事的交错，在这张残缺的唱片和原始的唱机中得到深刻的体现。我们不禁暗暗感激上苍对我们的眷顾。
唱片放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听了又听，总没个够。突然有人醒悟，不能再放下去了，再放下去，这张唱片将彻底磨损报废，老天爷决不会第二次给我们捡到唱片的机会。这张唱片成了大伙的珍藏，以致名声远播。各队的知青慕名而来，走上几十公里，就为听这张唱片。恳求和希冀的眼神使人左右为难，每一次播放，都得经过郑重讨论，但不管如何讨论，最后的结果总是满足来者的要求。这就是知青和知青的关系，不管你来自何方，只要来了，就不能亏待你。于是大家紧密围在一起，让音乐的飞翎拂动我们的头发、脸颊、心灵。听一遍，满身的疲劳，满腹的委屈，随着化蝶的乐音而化。音乐那么美好，人生还有更多美好在等着我们，我们得有耐心、有信心。
少年时代的音乐启蒙远远无法代替农场“梁祝”的启蒙。我们懂得了音乐在人生中不仅是欣赏、享受，更是生命的启迪，文明的创造，人格的传承。我们有幸，在患难中完成了化蛹为蝶的过程。
世上的事总是乐极生悲。“梁祝”的名气越来越大，终于传到了团政治处主任的耳里。这位主任颇不简单，是现役军人，有文化有理论，在兵团干部中也属凤毛麟角。在以后关于“9？13”的文字里，我还要提到他。他刚来农场的时候，我们还是挺尊重他的，听他说起“文革”的时事政治还算头头是道。可是他表现得越来越“左”，偏激敏感得让人反感害怕。军人的行动很快，主任调集人马荷枪实弹杀奔一队。可惜他们出动时团部汽车全部外出了，只好乘运胶水的拖拉机，使这次清剿行动带上几分可笑的色彩。
主任一来便集中全体人员，宣布“梁祝”是“封资修”的东西，立即予以没收并肃清流毒，播放封资修的电唱机同时没收，以免再放出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声音。姜健华要带回团部教育，八队的黄威乐也同样处理。
后来姜健华、黄威乐倒是安全回队，电唱机也发还了。可是那张令我们魂牵梦绕的唱片再也不见踪影，该不是被主任砸碎了吧？对这位政冶小丑，我们甚至恨不起来，只剩下两个字：讨厌！
唱片失去了，唱片的魂还在，我们被唤醒的人性、音乐性不会再被褫夺，将伴随我们一生一世。若干年后我们陆续回城，打倒“四人帮”，文艺百花重放。我保留了一个嗜好，不断收集“粱祝”的版本。唱片、磁带、CD，不同唱片公司、不同乐队、不同指挥的演绎，都被一一收入囊中，这个“粱祝”情结，再也解不开了。
还是说姜健华，在农场锻炼出来的无线电技术回域后所向披靡，无论是石化厂还是白天鹅，都离不开他的技术支持，从无线电衍生出来的各类电子技术在他手里没有玩不转的。对音乐的爱好一直维持到现在，有好的乐团到广州演出，我俩会不惜花费半个月的工资去买票，打扮得如上流社会人士，优雅地出现在星海音乐厅，再圆我们的音乐梦。虽然我们的社会角色只是技术工人和穷教书匠，但是在精神上、在乐感上，我们可以和世界上所有的音乐大师相通。当然，像当年那种天籁之音，不会再有了。
文化与文明不会因为政治家的野蛮干预而断裂终止。民间的精神传承文化传承比统治者的意志强大得多。这道理老百姓容易懂而肉食者难懂。我们因为是自觉的文化传承者而负起社会责任，因为自身的经历与思考懂得了一些道理，比起高高在上者活得自由悠然一些。这就是平民的幸福。正是：
以技会友，因乐结缘。大道之行，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