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苗中坤农场（六师四团）
下乡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海南岛中坤农场的八一队，该队是60年代初以江苏的一批退伍兵为主组建而成的，故名八一队，原有胶林面积800多亩，几十个人。
1968年，当我们100多号知青到来之后，这个大山沟里的小山村顿时热闹了起来，生产、文化、生活等各项建设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荒、建房，直至把八一队建成为拥有3000多亩良种橡胶的大生产队，这是后话。
案发
1969年岁末，我们下乡快一年了，虽然生活非常艰苦，知青们却热情不减，革命生产如火如荼。不想，这天早上开工集台时，连队指导员突然来到队伍的前面，非常严肃地宣布了一件事情。他说：“昨天晚上，在我们队的某间女知青宿舍里发生了一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有人竟敢在‘一打三反’运动的当头顶风作案，居然把一条细麻绳套在一尊毛主席塑像的脖子上，此事我们一定要彻查到底。是谁干的？赶快坦白交代，否则一经查出，后果自负！”指导员一字一句地说出这番话之后，队伍立即炸开了锅。
那时，人们的革命警惕性都特别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阶级感情也特别深，这一天全队几乎都陷进了无休止的猜疑与议论之中。晚上，连队召开了班长会议，作了排查破案的部署，跟着就是分班讨论揭发。
正巧，案件的事发地点就在我们班的某位女知青宿舍内，而且当晚曾经到场的还有我们班几位年轻的“老工人”，当然也有其他班一些人掺杂其中，事情有点复杂。因此，当晚孙班长特别严厉地作了政策攻心，反复地交代了我党一贯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并要求人人过关。
照例，当晚曾在场的人个个都实牙实齿，信誓旦旦地声明不曾有不当行为；没有到场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自然，我也不得不为自己当晚的活动作了谨慎的发言，并找出了证人。
几天下来，人们猜疑归猜疑，义愤归义愤，但案件却始终没有一点儿进展那天到过现场的人除了各自推托之外，还互相作证，坚决否认会有人作案。
这样，问题就更严重了。按那时的惯例，人们首先要考虑涉案人员的家庭出身以及政治背景，曾到过现场的几位老工人出身好，苦大仇深，几可排除。而恰恰在场的几位女知青家庭出身不是走资派就是臭老九，或是普通职员，总之出身不过硬，都不能排除阶级报复的可能。尤其是主动报案的知青×××嫌疑更大，为什么别人都没发现，偏偏就你发现了呢？此外，是否会有阶级敌人潜入屋内作案，然后嫁祸于人呢？这一来，小山村顿时人人自危。
案件报到了场部，听说场部工作组很快就要进驻。
话分两头，就在此时，知青们下乡已满一年了。按照上头规定，我们22元的临时工资要上调为农工下延一级（工资为26元），其中有百分之十表现好的还可以调为农工下延二级（29元）。这一次，我因为劳动表现比较突出被大家评为了农工下延二级。
但是，在那些天里，大家都在为连队出现的反革命事件而忧心，我也高兴不起来，尤其是其中还牵涉到几位知青朋友。连队作出了规定，牵涉其中的几位女知青，案件一天不破，工资就一天不能调整，一向积极向上的她们被打人了另册。
为了加速案件的侦破，连队加大了对有关人员的攻心战，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比如，每天连队集合开工之前，就让那几个涉嫌对象站到队伍的前面，让工人们围着她们齐喊口号，喊的基本上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几句。她们委屈，她们无奈，原本生龙活虎的几位女知青霎时间头低低，眼湿湿。
其实，对这几位无辜的女青年，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她们都是同我一个学校出来的师姐，自从来到八一队之后就在同一个班，她们的为人、品格，她们对革命的忠诚，以及她们对领袖的忠心都是完全不容置疑的。
那时我们班除参加大开荒之外还肩负了连队基建采石头的任务，从山上炸开巨石然后往连队挑，大家都抢着干，肩上的担子经常都在一百几十斤以上。每当看到这几位师姐咬着牙弓着腰，以自己单薄的身躯挑起沉重的担子时，我就会肃然起敬。要说她们是反革命，真是打死我也不信。
慢慢地，出于对几位师姐的尊敬与同情，我开始怀疑这件所谓的反革命事件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凭我的力量能够把事情解决吗？
破案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仔细地询问了出事当晚以及前后几天与该房间有接触的人员，并对当晚在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各人的位置、主席像的位置等等作了比较仔细的了解。
平时，该房间比较热闹，生性活泼的姑娘们工作之余常会聚在一起聊聊天。据了解，那天晚上，姑娘们邀了班里几位年轻的“老工人”到房间里来摆龙门阵，坐在离主席像比较近的一位信宜籍黄姓男青年正好与我同班。
对于这位男青年我比较了解，他是投亲靠友来农场的，未婚。他出身贫苦，为人老实，工作卖力，但不善言词，疏于交际，往往与女性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显得手足无措，是否是他在惶惑之间无意地把细麻绳系在了塑像之上呢？在做了反复的分析之后，我心中逐步有了一些头绪。
这天晚饭后，我从房间里把黄××约了出来，我们在无人的篮球场边坐下聊天。套了几句无关的话之后，我就单刀直入地问起了“案发”那晚的事。
起初，黄“老工人”还故作镇定地说此事与他无关。我突然问他，那天你是否就坐在放主席像的桌子旁边？他不敢否认。我又问他，那么还有谁坐在离主席像比你近的地方呢？他答不上来，立刻就再三声明：“总之那事绝对不是我干的。”我看他那么紧张，心中就更加有数了。
我说：“我还没有说你什么，你就这么紧张了，是不是真的就是你干的呀？”
黄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无语。我趁势又对他说：“我相信其实你是无意把细麻绳套上去玩的，套了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黄更加慌了，不敢吱声。
我进一步对他说：“这件事其实可大可小，你又不是故意的，争取主动会比较好，加上你的出身好，一向工作积极，估计问题不会太大。但如果坚持不说，案子始终还是要破，到时你可能就麻烦了。”此时的黄××头已经弯到了胸口，嘴里直喘着粗气。
为了消除他的顾虑，也是出于我深信黄根本就不可能反主席，我跟他说出了我的计划，并作了会坚决保护他的保证，希望他能够配台。听了我的话，他终于轻轻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此时的黄两限已经充满了泪水，情绪十分的激动。毕竟，这些天来他所承受的压力也太大了。黄终于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简单地跟我说了一遍，基本上与我的推测差不多。
反复地安慰、安顿好了黄××之后，我直接奔向了连队指导员的家。
结案
指导员姓陶，是1960年退伍来到农场的。他在部队的时候就是个班长什么的小干部，身材高大，能说能干，办事干练果断，在农场这批退伍兵中算是有点墨水的，在农场里是公认的干部后备四大金刚（后来被提升为营教导员）。
有件事他留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那是初到八一队的时候，我们四五十个男知青临时挤住在一间超大的连铺大茅草房内。一天，陶指导员大约六七岁的儿子跑到大草房后面玩耍，某知青不知放在床铺上的一支气枪里有子弹，端起来意欲吓唬一下他，谁知一扣扳机，竟然把一颗气枪子弹打进了小孩的下颚里，顿时血流不止。该知青当场吓坏了，心想山高皇帝远，这次非让指导员整死不可。谁知当陶指导员问明情况之后，并没作太多的追究，这件事说明陶指导员的气量比较大，也比较务实。
来农场一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去指导员家，今晚的拜访心情格外紧张，觉得需要承付的责任特别大。听到叫门之后，老陶把我让进了他的家，犹豫了片刻，我开门见山地跟他说，我是为主席塑像的事找他的。指导员立刻叫我坐下。这几天他正为此事发愁呢。
我告诉老陶：“这件事情，我已经基本上有眉目了。”他急切地问：“到底是谁干的？竟敢如此猖狂。”我说：“这事我还得与你商量商量，大家统一一下认识我才能告诉你。”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有什么好商量的？难道你还要提什么条件才肯说？”我认真地说：“不是这个意思，这主要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非同小可。”
这时陶指导员有点发火了，他说：“你们这些知识青年里面什么家庭出身的都有，情况复杂，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会坚决跟共产党走的，但也不排除其中有的人会对共产党不满，我们千万不能把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又说：“如果你知情不报，你也脱离不了干系！”
看他如此冒火，我就说：“我也只是猜测，怎么就是知情不报呢？如果您不愿意听我说的话，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听我如此说法，急于破案的陶指导员冷静了许多，“那你讲吧。”
我跟陶举了个例子，我说：“有人在开荒砍芭的时候不小心砍到了脚；厨师做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了手指，我相信他们都一定不会是有意伤害自己的，这应当属于误伤。同样的，我们连队出现的这件事情也有可能会有人在无意中做错了事，若是如此，那么这件事就不应该属于反革命事件，做错事的人性质也应该另当别论了。你说对吗？”
陶指导员听完后再次追问：“此事到底是谁干的？”我也再次寸步不让地说：“如果你不再认定这一定是反革命事件，并答应对无意过失者不追究政治责任，我就告诉你，否则我绝对不说。”陶指导员快速地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你说的有道理，但是……”看来，陶仍然很看重出身，看重家庭背景。
无奈之下，我只好对陶说：“如果这人出身没问题，平时表现又好，那你又怎么看呢？”“那么，我会同意你的看法。”陶很干脆地说。在得到陶的允诺之后，我一五一十地道出了这件“反革命事件”的始末。
陶听后大吃一惊，完全没有想到这件“反革命事件”竟然会出自一位苦大仇深，老实巴交的人之手。最终，陶指导员与我达成了共识，并答应如当事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错误，此事可以不追究其政治责任。
临行之前，指导员特别关照我：“此事你先不要对任何人说，黄××那儿你去做做工怍，让他明天把事情经过好好写一写，不要有什么顾虑，其他事情由我来办。”
当我再次来到黄“老工人”的宿音时，他已经下好了蚊帐，并用被子捂严脑袋睡了。我轻轻地揭开被子一看，原来黄并没有睡觉，而是泪流满面，一抽一抽的，哭得像个泪人似的。
我用他的毛巾帮他擦去了眼泪，轻轻地告诉他陶指导员所说的话，宽慰他不要怕，不必再有什么顾虑。午夜过后，黄终于逐渐地平静下来，不哭了，还说了一些感激的话，请我明天替他写个书面材料，我当然都答应了，直至天色蒙蒙发亮，黄工友沉沉地睡去，我才匆忙地回到自己的宿舍，当大伙房那铁板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