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四年九月，项羽解围东撤，刘邦也要引兵西归。张良充分认识到此时的项羽因刚愎自用，到了众叛亲离、捉襟见肘的地步。于是，张良、陈平二人同谏刘邦，希望他趁机灭楚，免得养虎遗患。刘邦从谏，亲自统率大军追击项羽，另外派人约韩信、彭越合围楚军。
汉五年十月，汉军追到一个叫固陵的地方，却不见韩信、彭越二人前来驰援。项羽回击汉军，刘邦又复败北。刘邦躲在山洞中，不胜焦躁，询问张良道：“诸侯不来践约，那将怎么办？”张良是一位工于心计的谋略家，他时刻关注着几个影响时局的重要角色的一举一动，探索着他们心灵深处的隐秘，并筹划着应对之策。
当时，虽然韩信名义上是淮阴侯，彭越是建成侯，实际上却只是空头衔，没有一点实权。因此，张良回答刘邦道：“楚兵即将败亡，韩信、彭越虽然受封为王，却未有确定疆界，二人不来赴援，原因就在于此。你若能与之共分天下，当可立招二将。若不能，成败之事尚无法预料。我请你将陈地至东海的土地划给韩信，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土地划归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军将会很容易被攻破。”刘邦一心要解燃眉之急，听从了张良的劝谏，不久，韩信、彭越果然率兵来援。十二月，各路兵马会集垓下。韩信设下十面埋伏，与楚决战。项羽兵败，逃到乌江自刎。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在处理韩信、彭越索要实惠这件事情上，张良做得十分周到，也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好名、好利，划归一些封地给他们，就满足了他们的心愿，使他们各自为战，尽力而战。
人没有不自私的，与其让他为你办事，不如让他为自己办事。后者比前者的成功率要高得多。
周文王在渭水的北岸见到了正在直钩钓鱼的姜太公，太公说，用人办事的道理和钓鱼有点相似之处：一是禄等以权，即用厚禄聘人与用诱饵钓鱼一样；二是死等以权，即用重赏收买死士与用香饵钓鱼一样；三是官等以权，即用不同的官职封赏不同的人才，就像用不同的钓饵钓取不同的鱼一样。姜太公接着说：“钓丝细微，饵食可见时，小鱼就会来吃；钓丝适中，饵食味香时，中鱼就会来吃；钓丝粗长，饵食丰富时，大鱼就会来吃，鱼贪吃饵食，就会被钓丝牵住；人食君禄，就会服从君主。所以，用饵钓鱼时，鱼就被捕杀；用爵禄收罗人时，人就会尽力办事。”
一个人有特殊的欲望，这个特殊的欲望，就是他特有的弱点，你抓住了他的弱点，并满足了他的欲望，他就乐于效用于你。利用人们心中真正的欲望去制约他，让他为我办事，姜子牙的方法可谓恰到好处。
八、致曲能成：在屈中求伸，在伸中求稳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议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薄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
——《荀子》
守“中”的原则虽是不变的，但对“中”的理解则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在某一场合被认为是中庸的东西，改变了外在条件就不再是中庸了。所以智者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去确定自己的行事准则，为“时中”，也称为“行权”。
关于“时中”的原则，先儒们的论述是很多的，如《荀子￥不苟》中提出：顺应不同时间或屈或伸，像蒲苇那样柔软顺从，这并不是胆小害怕；刚强勇毅，没有什么可以屈服的，这不是骄横暴躁；用义去对付变化，知道什么可屈服什么时候可伸罢了。《诗经》说：“往左往左，君子能适应；往右往右，君子也能适应。”这说的就是君子之所以能按中庸屈伸、应变的道理。《河南程氏遗书》更是形象地比喻说：好比天气刚冷的时候穿上薄裘衣就可以称得上符合中，而到极冷之时再穿刚冷时穿的裘衣，就不是中了。另如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在禹稷的时代可以说是符合中，如果是居住在普通的巷陌中的人，这么做就不符合中了。
荀子说，大丈夫根据时势，需要屈就屈，需要伸就伸，可以屈就屈，可以伸就伸。屈于当屈之时，智慧；伸于可伸之机，亦智慧。屈是保存力量；伸是光大力量。屈是隐匿自我；伸是高扬自我。屈是生之低谷；伸是生之峰巅。有低谷，有峰巅，犬牙交错，波浪行进，这才构成完美而丰富的人生。荀子说，大丈夫推崇他人的德行，颂扬他人的美德，这不是出于阿谀奉承；公正地、坦率地指出他人的错误，这不是出于诽谤和挑剔；客观地、中肯地表白自己光明磊落，与舜禹相比拟，与天地相参合，这不叫虚夸狂妄。随时势能屈能伸，柔顺如同蒲席，可卷可张，这不是出于胆小怕事；刚强、勇敢而又坚毅，从不屈服于人，这不是出于骄傲暴戾。
例如，我国商业史上晋商的崛起，缘于明初“国防线”位移长城沿线及“开中法”的实行，他们能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做盐生意而获暴利。
如果说这样的机遇，算是碰到的、等来的，就足以成就称霸商场五百年的商帮，那是对晋商兴衰历史的曲解。其实，晋商的群体崛起，辉煌并不是在“开中法”实行的明初，而是在改“折色法”之后。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时势造成的区位优势已不复存在，晋商已享受不到什么“优惠政策”了。他们没有消极等待机遇的再次降临，而是不失时机继续为自己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商业史上，晋商的“走西口”，是含辛茹苦、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走出来的，绝对不是等出来的。晋商的“闯关东”也是闯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一年一年地闯，一辈一辈地闯，闯过了多少风风雨雨，闯过了多少险滩、难关，才闯出了大市场、大成功、大辉煌。如果不主动去闯，蹲在黄土高坡上的小山村里，关东发财的机遇，是不会属于这些晋商的。
另一方面，塞北的蒙古、俄罗斯地域辽阔，是天然的游牧经济文化区，与中原的农耕经济文化区存在着极大的互补需求。晋商没有把那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视为畏途，而看到了那是发大财的、难得的机遇。这一机遇，并非地理环境带来的，而是做市场做出来的。如果晋商不主动出去，不去积极地创造，那远在蒙古、俄罗斯的发财机遇，等上一千年，也不会轮到晋商。
由此可见，创造机遇虽然艰难，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做大”，也可以“调整”、“整顿”，可以大举进击，也可以守住已有的阵地、积蓄新的实力。还有什么比机遇属于自己更重要的了。
当然，机遇不会属于人人，人人也不可能都能创造机遇。没有洞悉时势的眼光，没有必胜必强的信心，没有促使变化的实力，是不会创造出任何机遇的。
九、穷则思变：在困境中运用“逆取之法”
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管子》
逆取，事实上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的意思，即隐藏自己的目的，好像自己并不追求什么，并让对方得到满足，最后才真正让自己得到满足。
关于逆取之法，《荀子￥礼论》中曾这么说：“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意思是谁知道坚守节气、不怕牺牲恰恰是有利于养生呢？谁知道花费财物正是为了保全财物呢？谁知道恭敬辞让恰恰有利于安身呢？谁知道礼义文理是用来保养情操的呢？
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想苟且偷生，反而会死亡，如果想苟且得利，必然带来危害；想把懈怠懒惰散漫懦弱当成安逸，必定会危险，如果把恣情欢乐看成是乐，就肯定会灭亡。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为四种，一是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是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是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是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如何对待逆境也有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
韩愈出身于平民家庭，考进士三次落榜，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他不苟且偷生，他对道与义是有尺度的，对名与节是有标准的。他两次言他人未敢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量度中庸，不费时，不浪费生命。
唐宪宗皇帝非常信奉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819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在韩愈看来，这是劳民伤财，于是他要把这种过激的活动泼上一盆冷水，或者叫“拨乱反正”一下，他写好奏折勇敢地递交了上去，谁知惹来了大祸，他被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或许有人说，这是韩愈不识时务、不善处世、不懂中庸之术而撞的祸，但是韩愈是真正地“君子中庸”，他的行为成就了他的身后名。他到潮州后，八个月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在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进士就达172名，莫不是韩愈大开教育之功。
逆取之法在领导工作中的运用是十分广泛的。英国航空公司曾遇到这样一件事：一次一架由伦敦经纽约、华盛顿飞往迈阿密的英航班，因机械故障被迫降落在纽约后被禁飞。乘客对此极为不满，对英国航空公司怨声载道。该公司总裁于危机中立即通知人员调度班机，将63名乘客送往目的地。当乘客下机时，英航职员向他们呈递上言辞诚恳的致歉信，并为他们办理退款手续，63名乘客免费搭乘了此班飞机。
此举异常高明，尽管英航损失了一大笔钱，但起了力挽狂澜之功效，大大弱化了乘客的不满情绪。英航的这一反弹术被人们广为传颂，不仅未使英航声誉受损，反而大大提高，乘客源源不断。
“碧绿液”是法国著名的矿泉水，畅销全国，还出口到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但是1989年发生的一件意外事情差点儿毁了生产这种矿泉水的法国“碧绿液”公司。
当年2月，美国食品卫生部门在抽样检查中，发现部分“碧绿液”矿泉水含有超过规定标准2倍的苯，长期饮用会有致癌的危险。消息传出后，“碧绿液”矿泉水的销量直线下降。怎么办？回收全部不合格产品，登报向广大消费者致歉？这样做对恢复碧绿液公司名声所起的作用不大。不如干脆来个变坏事为好事，利用这个机会重新提高和扩大公司的知名度。于是，碧绿液公司马上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向来自各地的记者们宣布：把同一批的销售到世界各地的1．6亿瓶矿泉水全部就地销毁，公司另外用新产品补偿。这个消息一出，记者们顿时哗然。
碧绿液公司却不这么认为。虽然毁掉1．6亿瓶矿泉水，公司的直接损失达2亿多法郎，但这样做却为公司赢得了信誉和名声。新闻媒介对碧绿液公司的奇特做法整版报道，大肆渲染。
消息很快在美国和全世界传开，碧绿液公司认真为顾客着想、对顾客负责的美名四海皆知，比上一次美国食品卫生部门宣布碧绿液矿泉水苯含量超标准的消息还要轰动。这样做虽然使碧绿液公司损失了2亿多法郎，但是如果直接花2亿多法郎来为“碧绿液”矿泉水做广告，肯定不会产生如此轰动的效应，不会具有这么大的感染力。
碧绿液公司在意外的打击面前并未一蹶不振，而是急中生智，采取良策克服困难，反而提高了知名度。他们同样用的是“逆取之法”。
十、藏巧如晦：有威胁时绕个弯子继续前进
人肯当下休，便当下了。若要寻个歇处，则婚嫁虽完，事亦不少。僧道虽好，心亦不了。前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见之卓矣。
——《菜根谭》
从退让开始，以胜利告终，是决策学中不可多得的一条锦囊妙计。你先表现得以他人利益为重，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开辟道路。在做有风险的事情时，冷静沉着地让一步，尤能取得绝佳效果。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20多年，苦其心志，运筹谋划，终于灭了吴国，报了会稽之辱。勾践称霸诸侯后，范蠡也被封为将军。但范蠡深知勾践为人，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安乐，于是急流勇退，携妻将子，扬帆过海，秘密离开了越国。范蠡辗转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称为鸱夷子皮，在海边定居下来。从此，率子整治家业，开发经营。范蠡记得还是在会稽山上曾与另一位谋臣计然共事，计然说：“要打仗就要备战，备战就要与货物打交道。只有知道货物的生产季节和社会需求关系，才算是知道货物。季节和需求关系能够明确，则天下所有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够看得清楚了。”计然给勾践出过不少计谋，使战败的越国很快就富起来。
范蠡从中得到启示：“计然的策略共有七项，越国只用了五项就能如愿以偿。他的策略对于治国行之有效，如果用于治家，我想必有收益。”范蠡依计而行，果然，没多久，就在海边积累了数十万财产，富甲齐国。齐国人看他贤能，又善于理财，便请他出来为卿相。范蠡喟然长叹：“在家能积聚千金，外出能官至卿相，对于普通人这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但长久地享受这些尊荣和名声并不吉利啊！”于是，又辞了卿相，把大部财产分给亲朋好友和邻里乡党，只随身藏着些珍贵的珠宝，秘密离开齐国，到达宋国的都城陶。范蠡看到陶位于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来往货物都在此交易，认为此地经营很容易致富，便在陶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从此，父子刻苦节俭，亲自耕种畜牧，兼营商业。由于对商品的屯积或脱手，善于看准行情，把握时机，在贩进卖出之中，获取十分之一的利润，没几年，又积累了上亿的家产，天下都知道陶朱公了。
当面临利益的冲突，忍让和克制就是最好的镇定剂。从大局出发，维系稳定的局面，如果谁能主动迈出大度的步伐给别人以宽容给自己以余地，双方都各安其所，那谁就将成为这利益博弈的主宰，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牵扯大局的安危。在今后的利益交往中，这种权威将成为你获得主导地位的砝码。
1997年东南亚危机中，许多华人公司受到了很大损失，在马来西亚的芒克公司也不例外，惟一不同的是，芒克公司采用“休眠法”，迅速地度过了危机，走上了业务正常发展的道路。
芒克是一家经营房地产的公司，由于前几年东南亚泡沫经济的繁荣，芒克公司赚了一大笔钱。但1997年，由于泰铢的突然贬值，东南亚爆发了经济危机，同金融界关系很密切的房地产业首当其冲受到波及，芒克公司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