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一世的直系就这样轻易垮台了，局面发展如此顺利，连冯玉祥自己都没有想到，不过这时候的冯玉祥毕竟底气不足，以他的资历和声望，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还是不敢贸然当“出头鸟”。冯玉祥先是安排蒋介石早年拜把兄弟、全程策划反戈一击的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代行政职权，又情意恳切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还让教友马伯援带着亲笔信赴广东面见孙氏，在信中说，“先生党国伟人，革命先进，务希即日北上，指导一切。”在接到冯玉祥的电报后，孙中山欣喜万分，频频回电劝勉冯玉祥。由于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冯玉祥那一段时间的行为摇摆得很厉害。几乎在邀孙中山北上的同时，他又电邀段祺瑞出山主持政局。冯玉祥曾对张绍曾说：“一方面，我派人南下欢迎孙中山北来，做我们的导师，支持和平会议，组织政府，实行孙中山《建国大纲》里所写的那些政策”，“我还想让你当总理，叫老段主军，你主政，中山先生做总统，我们这些人都听从指挥。把中国治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倡言当务之急是召开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个方面参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并且提议国民会议取消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组织国民政府。并且，今后“民国之命运，由国民之自决”。两日后，孙中山乘永丰舰离粤北上。
驱逐小朝廷
在北京市民看来，冯玉祥高大的身躯呈现在北京街头，就像传说中的牛魔王一样威武雄壮。一部分北京市民对他寄予厚望，而另一部分则是又恨又怕。
冯玉祥的确在做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除了将他的上司、现任总统曹锟软禁之外，冯玉祥还“惊天动地”地将清廷从紫禁城赶出，让眼泪汪汪的末代皇帝溥仪流浪街头。这一举动，几乎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1924年11月4日，冯玉祥下令将守卫北京紫禁城故宫的士兵一千二百余人缴械。5日，冯玉祥的部属鹿钟麟和临时内阁代表李石曾带着手枪队，拿着临时内阁签署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来到故宫，要求十八岁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修正书上签字。中心内容是取消国民政府对皇室的一切优厚待遇，并限令清廷所有人员三个小时内搬出紫禁城。内阁总理黄郛签署了这一份文件。冯玉祥为什么这样做？是背后的俄国人指使，还是源于他一以贯之的反清立场？当年冯玉祥在段祺瑞的指挥下反击张勋的“辫子军”，如果没有段祺瑞的阻拦的话，就想一直打到紫禁城，掀翻那个“不劳而获”的小朝廷。
紫禁城的大臣宫女们此时早已魂飞魄散，在他们看来，天真的塌了。内务府大臣绍英见天降横祸，一时急得要命，先走到李石曾的跟前说：“你不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公子吗，如何也帮着当局欺压清室呢？”见李石曾不理他，绍英又哆哆嗦嗦地走到鹿钟麟面前哀求道：“你不是太傅鹿传麟的嗣子吗，如何对清室如此苦苦相逼？”鹿钟麟不耐烦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炸弹，往桌上重重一放，喝道：“要是再不搬出，我就要令景山上开炮了！”
懦弱的溥仪看了函告之后，惊慌失措，在军队的胁迫下，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交出了皇帝印玺，收拾了私物，遣散了太监和宫女。后来，曾经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这样叙述当时的场景：
然而，必须发生的事，终归是要发生的。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闲聊天，内务府的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
“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看见上面写着：
大总统指令
派鹿锺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黄郛……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一、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二、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三、清室应按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五、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大总统印，国务院摄行。国务总理黄郛……
老实说，这个新修正条件并没有我原先想象得那么可怕。但是，绍英说了一句话，让我跳了起来，“他们说限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去！”
“那怎么办？我的财产呢？太妃呢？”我急得直转，“打电话找庄师傅！”
“电话线断，断，断了！”荣源回答说。
“去人找王爷来！！我早说要出事的！偏不叫我出去，找王爷！找王爷！”
“出不去了，”宝熙说，“外面把上了人。不放人出去了！”
“给我交涉去！”
“！”
这时刚刚是端康太妃去世不多天，宫里只剩下敬懿和荣惠两个太妃，这两位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走。绍英拿这个作理由，去和鹿锺麟商量，结果又延长到下午三点。过了中午，经过交涉，父亲进了宫，朱、陈两师傅也给放了进来，只有庄士敦给挡在外面。
听说“王爷”进来了，我马上走出屋子去迎他，看见他走进了宫门口，我立即叫道：
“王爷，这怎么办哪？”
他听见我的叫声，就像挨了定身法似的，粘在那里了，也不走近前来，也不回答我，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迸出一句没用的话：
“听，听旨意，听旨意……”
我又急又气，一扭身自己进了屋子。后来，据太监告诉我，他进宫来只做了一件举动，就是听说我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他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下来，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嘴里嘟囔着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
我回到屋里，绍英哆哆嗦嗦地进来，脸色比刚才更加难看，他说：“鹿锺麟又催啦，说，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
其实，鹿锺麟只带了二十名手枪队，可是他这句吓唬人的话非常生效。首先，是我岳父荣源吓得跑到御花园，东钻西藏，找到了一个躲炮弹的地方，再也不肯出来。我看见王公大臣都吓成这副模样，只好赶快答应鹿的要求，决定先到我父亲的家里去。
这时，国民军已给我准备好汽车，一共五辆，鹿锺麟坐头辆，我坐了第二辆，婉容和文绣、张璧、绍英等人依次上了后面的车。
车到“北府”门口，我下车的时候，鹿锺麟走了过来，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鹿和我握了手，问我：
“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就当个平民。”
“好！”鹿锺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又说，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你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分好好为祖国效力。张璧还说：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如果能为国家出力，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
一听“大总统”三个字，我心里特别不自在。由于我已懂得运用“韬晦”之词了，便说：
“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把它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就得到自由了。”
这段话说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都鼓起掌来。
我最后的一句话也并非完全是假话。我确实厌恶王公大臣们对我的限制和阻碍。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宝座”上。
当天下午，溥仪离开了皇宫紫禁城，搬到了后海甘水桥生父的居处醇王府。国民军派了一支小分队驻扎在醇王府附近，监视着溥仪的一举一动。紫禁城仍处在冯玉祥部队的绝对控制之下，皇宫护卫队缴械投降，内务府形同虚设。
冯玉祥驱逐小朝廷的举动，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除了南方孙中山通电表示支持和赞赏之外，各国驻华公使均表示抗议，认为冯玉祥违背了民国与清廷所制定的契约，无视国际规则。当天，荷、英、日公使及美代办走访摄正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请保护溥仪安全，以免损失中国政府信誉。袁世凯时代的首任内阁总理，一向激进的唐绍仪在接受《北华捷报》采访时也对此举表示出异议：
要改变民国与清朝皇帝的关系，就必须以公正的具有绅士的风度的方式进行。……我们之所以赞同优待条件，因为正是满清皇帝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民的生命，为我们安定下来进行重建提供了机会。汪精卫是个激进的革命派，但在对清室让步这个问题上他却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当时，不管我们个人曾发表过任何声明，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与清朝皇帝缔结了庄严的协议，在未有新的协议之前，就必须遵守。……但冯将军也许顾及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采取何种政体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还有礼义廉耻的问题。……你们可以通过报纸告诉所有的外国人，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不代表中国的政治和伦理态度。我们面对着一种丑恶的局面，但中国人民的道德观念即使是面临更为丑恶的局面时，也定将一如既往，坚持不变。
作为冯玉祥的盟友，张作霖在得知冯玉祥驱逐小朝廷的做法时，大发雷霆。一位英国目击者评价说，他虽然看过张作霖发脾气，但从未看过他发如此大的脾气。段祺瑞等也认为如此逼迫清室委实无必要，且有自毁诺言、毫无诚意、践踏法律之嫌疑。不过这件事因是黄郛“当政”，一切程序“合法”，段祺瑞和张作霖也无可奈何。后来有人认为，冯玉祥此举应是苏俄人的要求或影响，在驱逐清廷之前的10月27日，苏联驻华公使加拉罕曾与冯玉祥密谈，不知对于此事是否涉及。苏俄在对待自己沙皇的问题上，远比冯玉祥走得远，在叶卡捷琳堡，他们甚至杀死了末代沙皇一家。后来的情况表明，冯玉祥驱逐清廷，也为日本分裂中国提供了重要隐患。驱逐事件发生后，日本各界给予溥仪的遭遇以相当的同情和关注，在日本军界的密谋下，溥仪逃到了日本使馆，随后又逃到天津日租界，最后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出任了“伪满洲国”的执政。
1925年1月，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徐志摩去了一趟紫禁城，此时的紫禁城，已是人去城空。虽然末代皇帝一干人离开并不太久，但各大殿的窗棂上，已结了不少蛛网。院落地砖的缝隙里，也长出了很多茁壮的野草。目睹那里的颓废和破败，徐志摩回来后写了一首诗——这就是他的《残诗》，全文如下：
怨谁？怨谁？这不是青天里打雷？
关着，锁上，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别瞧这白石台阶儿光滑，赶明儿，
唉，石缝里长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霉！
那廊下的青玉缸里养着鱼，真风尾。
可还有谁给换水？谁给捞草？谁给喂？
要不了三五天准翻着白肚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让冰分儿压一个扁！
顶可怜，是那个红嘴绿毛的鹦哥，
让娘娘教得顶乖，会跟着洞箫唱歌，
真娇养惯，喂食一迟，就叫人名儿骂。
现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徐志摩写就一首诗的时候，经历了直奉第二次大战失败的吴佩孚，刚刚郁闷地回到河南老家。对于冯玉祥突如其来的“叛变”，吴佩孚越想越觉得忿恨难忍。在一帮谋士的簇拥下，1924年底，吴佩孚给冯玉祥写了一封亲笔信，以惯用的笔法，对冯玉祥进行了讽刺和挖苦：
焕章将军足下：
别来无恙？
忆自膺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干城付托，早许此身为国所有，不敢自私。言犹在耳，忠无忘心，想二三袍泽必不以佩言为欺诈也。惟此次身败名辱，祸生肘腋，不第身处其境者为之惋惜，即天下旁观侧耳之人，谁不为之疾首椎心，以为事出意外，鬼神所难测，数理所难通哉！足下之计谋，可谓如愿以偿；而不知公德私德所垂之品格，早窒入阿鼻地狱，万劫不复矣。
佩之所以信服足下，倚为心腹者，诚以足下为基督令徒，不致有诈耳。佩虽未受洗入教，然昔在蓬莱为秀才时，亦尝过访该处美国教师（士），狄考文先生；彼之言曰：“基督徒之为军人者，当刚强如大丈夫；又当以真理为腰带，以公义为护心镜，足穿和平福音之靴，以信仰为盾橹，扑灭恶敌之火箭；以救恩为兜鍪，手执圣灵之宝剑，此乃上帝所赐之全身甲胄，方可敌魔鬼之奸计。”（原文见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自受教以来，即无日不以上言诸种德性自为训练。夫所谓真理者，此言基督牺牲道理也；公义者，此言因信称义所得之圣洁心也；和平福音者，此言传和平恩主之大喜信息也；信仰者，此言世人所受倚靠之功能也；救恩者，此言以牺牲为救赎之鸿恩也；圣灵宝剑者，此言上帝有能力之圣语也。狄考文之解释如此。秉此诸德，然后可以为基督之精兵；非然者，特魔鬼之假面具。佩自入军以来，转战京津，坐镇湘鄂，未尝不以此诸德自勉。
前在河南，以足下之作为，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处；故为顾全名誉计，不得不荐之北上，以救大局。足下为真正基督徒，无有不熟读圣经之理。耶稣明言，在此末世，民要攻击民，国要攻击国；地震，饥荒，瘟疫，各处多有，今已应于目前，全非妄语。是知耶稣必不以现世界为天国，而以人心为天国。故于被钉时，亦言我国非此世界；若果为世界之国，吾之臣子必为我争战。盖此世界尚为魔鬼所占据，一大罪人沉沦子尚未出现，当未灭亡。此世界如一大溷厕，蝇蛆臊臭，概不能免；待至天地末日，火焚硫化，自有澄清之法。是改良世界，拯救同胞，亦当合经而行，非私人所能为也。足下竟背耶稣真言，强以现世界制造天国，只见其多增变乱耳。足下前在河南，不准人吸纸烟，不准开设娼妓，不准人穿绸缎；此在个人私德，固足为模范军人，而以此为大方针，此肉体与魔鬼争，多见其不自量耳。佩虽未入耶稣，然自为秀才时所受经训，犹跃跃于脑际，毋或暂忘。而足下以基督徒号召天下，熟读圣经，何尚叛离乃尔！而犹自粉饰，以求同情于基督徒为尔祈祷。吾谁欺？欺上帝乎？
此次奉命讨张，佩膺命为总司令，若非足下怂恿，声明致讨，大总统必不能遽下讨伐之令，佩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轻从前敌。若事前声明有所反对，尽可商议，可进则进，可止则止。愚若佩孚，当不能根据不稳之后路贸然独往。及讨伐令下，彭（寿莘）为第一路，王（怀庆）为第二路，足下为第三路。前敌战事方殷，足下遽尔倒戈，包围京府，声言和平，实则逼佩出走；佩死且不惧，何况出走！惟足下此次所为，失信曹锟，是为不忠；遗憾袍泽，是为不信；留玷教会，是为不仁；遭恨国人，是为不义。且与经文全背，窃为佩所不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