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作事，第一当求目的之所在，第二当求手续之所宜。均之求名，有让天下求名者，有攫天下求名者；均之求利，有售货求利者，有卖笑求利者。惟足下之所为，如为求名，则名于何有？如为求利，则利于何存？徒自引狼入室。大明不休，吴三桂之请兵入关，庶几近乎？犹大之奸卖耶稣，良有以也。观其结果，即可知其目的与手续矣。
山海关，九门口，石门寨，朝阳等处，大军不下二十万，方溅血泊，滚头颅，与敌军相抗，所耗金钱不下数千万元，经足下后方一戈挥掉，万军齐覆。如为山九而凿其基；如掘井九仞，而毁其盖；如此奇功，愚者不为。况楚人之妾，已有奸情，人谁敢娶？行将见足下与足下之一党，被弃于张，段也。然而足下之不可与处，阴险之名，已千古不磨矣。呜呼焕章！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佩已矣，不复欲言，惟静观足下之和平统一耳。
此次出走，路过芝罘，曾潜服至毓璜坟山，展拜狄师之墓。见碑碣巍然训言犹在，不禁幡然如有所悟，而益信足下之行径，恐百身莫能赎矣。呜呼焕章！
与足下袍泽数年，以心相印，今被暗算夫复何言！昔乐毅云：“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佩为亡人，亦曾受教于君子，惟不明心迹，是以不免耿耿耳。此请勋安。
吴佩孚泣启
十一月十七日
行文中完全可看出吴佩孚对冯玉祥的切齿痛恨。对于吴佩孚来说，冯玉祥对他的反戈一击，不仅是背叛，还有一种被泼了粪便般的羞辱。
段祺瑞再度出山
虽然退居天津租界，当上寓公的段祺瑞仍像一只躲在洞中的黄鼬一样，对于外部的事情一清二楚。曹锟当了“出头鸟”之后，立即成了“众矢之的”。静观时局发展的段祺瑞很快得出结论，这个大老粗很难在总统位置上坐长久。段祺瑞开始跟北方的张作霖以及冯玉祥等人接触，暗中谋划对直系的反击。等到冯玉祥突然反水逼曹锟下台消息传出后，段祺瑞胸有成竹地料到，冯玉祥打败曹、吴之后，绝不可能自己坐江山，极有可能找上自己。果然，段祺瑞很快收到冯玉祥来电，邀请他出任国民军总司令主持政局。段祺瑞没有急于表态，对于这些二代军阀，段祺瑞一本全知，在没有得到他们的承诺前，出山肯定会自讨没趣。
1924年11月10日下午二点五分，张作霖专车到达天津站。军乐声中，身材瘦小的张作霖在一百多卫士的保卫之下，从车厢里走了下来，他先是向前来迎接的人群挥挥手，随后登上一辆紫色汽车，在二十一辆汽车的护卫之下，浩浩荡荡开往下榻的曹家花园。此前一天，冯玉祥也从北京赶到天津。11日，段祺瑞以东道主身份宴请了张作霖和冯玉祥。一见面，瘦硬的段老爷子板着脸训斥了冯玉祥一番，对于他废除清室优待失信天下很不满。高大的冯玉祥低着个头，一个劲跟老爷子赔笑脸。给了冯玉祥一个下马威后，段祺瑞的脸色温和了许多。接着，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一帮人召开了“天津会议”，就善后问题进行初步商讨。皖系山东督理郑士琦在会上提出，只有段祺瑞出山，才能解决好纷争的政治局面，提议邀请段祺瑞先行出面就任国民军大元帅，以稳定形势处理军政事务。张作霖积极表示了赞同。长江流域的七省督军也认为段祺瑞出面组织政府是一个更容易接受的选择。面对后辈们诚挚的邀请，极要面子的段祺瑞有条件地接受了建议，要求组织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针为主旨”，“一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段祺瑞同时表示，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将完成使命辞职下野。
会议当中，代表们为段祺瑞即将担当的角色名称费了一番脑筋，因为组织政府属于善后，未经国会选举，所以既不能称为“大总统”，也不便叫“大元帅”。应邀帮助段祺瑞筹备新政权的章士钊提议称为“执政”，这是古代罗马首席行政长官的名称。段祺瑞思索一番后，同意了章士钊的建议。这样，段祺瑞履新的职位，将称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执政”这个词，可以说是对过去十三年不成功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总结，临时执政虽然挂着“临时”二字，却不动声色将之前的总统及总理职权合二为一，不会再有之前“府院之争”的烦恼了。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总统制，只不过不是经选举而产生，而是由权势推举而成罢了。会议形成了四项决议：一、奉军在清浦线进至德州为止；二、不对东南用兵；三、允许吴佩孚和平下野，不下通缉令；四、召集全国善后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和一切善后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就“法统”关系而言，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三年间，北京政府主要是依托民国元年在孙中山手上匆匆制定的《临时约法》来比照政行，只是在袁世凯期间，产生过一个《中华民国约法》，以代替《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启用两年之后，随着袁世凯的死去而废止。黎元洪继任，以及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时，都重新启用过《临时约法》。即使选举了徐世昌为大总统的“安福国会”，也是根据临时参议院修正的《国会组织法》产生的。这个《国会组织法》，按照段祺瑞的说法，也是根据元年的《临时约法》制定的。“安福国会”所搞的宪法只成草案，随着段祺瑞的垮台便已流产。故在徐世昌时代，也可以说仍是依据《临时约法》。其后黎元洪号称“依法复位”，这里所“依”的“法”，当然还是《临时约法》。旧国会也同时恢复。再后的曹锟仍由这个国会选出，和《临时约法》表面上仍有联系。可见这十三年间，除了“新约法”一段之外，其余各阶段都属于《临时约法》系统。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参议院六年一周期，众议院三年一周期，作为民国元年的第一届国会，早已过了期限。至于安福系国会，因为招致一片声讨，现在重新启用，必定招致更大风波。并且，不管是第一届国会还是安福国会，在当时中国人的心口，已变成吵架的场所，甚至堕落为“贿选、猪仔”等可耻的代名词。作为三权分立重要构架之一的国会，在国人心目中已堕落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当然无意恢复民国元年国会，也不便恢复“安福系国会”，于是干脆召集国民代表会议来进行。至于曹锟就任时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也即“双十宪法”，自然撂至一边，不复再用。以这部宪法的湮没为标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以建立宪政为核心的欧美政治制度模仿阶段画上了一个句号。中国历史转而以模仿俄国为契机进入了党军时代，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转折。
天津会议决定了初步的大政方针后，11月22日上午八点，段祺瑞带着几个随从乘火车去了北京。下午，段祺瑞一行到达前门车站时，受到了北京民众的热烈欢迎。23日，张作霖带少数贴身卫队乘车赶到了京城。同一天，摄政总理黄郛将新刻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大小二印转交给段祺瑞。24日，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临时执政办公处正式履职，当两鬓斑白的段祺瑞精神矍铄地走下汽车时，军乐大作，军警举枪致礼。上午十时，就职典礼正式开始，段祺瑞身穿大礼服向南站立，奏国乐后，段祺瑞双手捧持宣誓书，朗声诵读：
祺瑞不才，忝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重任，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谨此宣言。段祺瑞。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当天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一共六条：
第一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第二条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
第四条临时执政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第五条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第六条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
看得出来，临时执政的组织架构，相比于国会、总统和内阁的架构，简化了很多，临时执政也成了集总统、总理于一身的角色。这样的架构，自然对个性极强的段祺瑞有很大的吸引力。随后，段祺瑞又宣布内阁组成：唐绍仪为外交部长，龚心湛为内务部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吴光新为陆军总长，林建章为海军总长，章士钊为司法总长，王九龄为教育总长，杨庶堪为农商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梁鸿志为临时执政府秘书长。
对这一次段祺瑞出山，曾经跟他有过合作、后来又因为选举失利分道扬镳的梁启超曾有过一句很客观的评价：“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当然，勇于负责的态度中，有多少出于责任，有多少出于权力欲，也是一个值得琢磨的比例。不过此时的段祺瑞，仍坚信自己能控制住局面，希望能完成未酬壮志。在他看来，虽然自己是受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拥戴出山的，但以自己在北洋的辈分和影响，还是能驾驭得住这些枭雄的。
段祺瑞上任之后，首当其冲的还是“废督裁兵”。按照事先的约定，张作霖首先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冯玉祥也通电全国，取消国民军名义，辞去总司令职务，就任新政府委任的“西北屯垦督办”。落魄南方的吴佩孚在接到段祺瑞的电文后，也通电表示遵命入鸡公山休养。张作霖、冯玉祥与吴佩孚做了示范之后，其他各省督军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称拿掉，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一番讨价还价的争吵后，众多军阀后生与老资格的段祺瑞达成一个折衷方案，各军阀大体划分了势力范围并遵照执行：津浦沿线一带至长江下游地区主要为张作霖的范围，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京绥线及京汉线方面划给冯玉祥的国民军，孙岳为豫、陕、甘三省剿匪司令，胡景翼为湖南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
12月13日执政府阁议作成三项决议：1.撤销曹锟宪法；2.宣告《临时约法》失效；3.消灭国会机关。那些留在北京的议员们本以为曹锟垮台后仍然可以延续，没想是解散的命运，“遗老遗少”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表示不满和抗议。段祺瑞提议邀请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召开“善后会议”，规划未来中国的制度构架和发展走向（最好能搞个宪法之类的）。作为补偿，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再次联名向孙中山先生发出邀请，请他迅速北上商谈国事。
尽管一切进展顺利，不过北京的气氛仍一如既往地紧张。段祺瑞走马上任之后，最郁闷的莫过于直奉第二次大战的“功臣”冯玉祥了，张作霖的警觉，段祺瑞的训斥，都让他情绪低落气急败坏。回到北京后，冯玉祥干脆去了西山天台寺静养，除心腹之外，任何人概不接见。张作霖在到达北京之后，也把自己关在下榻的顺承王府内，由张学良亲自率领一个精兵营警卫。与此同时，奉系军马悄无声息地进驻京城内外的很多地方——李景林部控制了北京城内外的很多重要场所；郭松龄部派了一团精锐进驻北京城北的黄寺，控制着北城的两个城门。冯玉祥的国民军不得已，只好让出北京、保定、宣化等防地的许多地方。
不久，一个消息传到张作霖耳中——在天台寺静养的冯玉祥和国民军部下正秘密商议发动一起针对张作霖的新政变，计划处死张作霖、段祺瑞、曹锟以及废帝宣统。具体执行者为奉系李景林将军。得知此消息后，张作霖下达紧急命令，所有奉军全部撤离北京。为安全起见，张作霖没有向段祺瑞报告，匆匆乘火车离开京城去了天津。
张作霖的出走，使得传说中的冯玉祥的计划中止。北京又重归冯玉祥手中，奉军撤出的防地也为冯玉祥国民军所接受。张作霖在离开京城后，并没有显出过激行动，对于名义上的张冯联盟仍旧表示尊重。时局仍旧平稳微妙，比较起冯玉祥，段祺瑞跟张作霖的关系要好得多。双方信使不断，一切军国要政，段祺瑞都和张作霖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听从张作霖的意见。
在此之后，冯玉祥就任西北屯垦督办，离开了北京赴张家口就职。因为北京卫戍区司令由国民军副总司令鹿钟麟担任，冯玉祥仍然对北京有很大程度的掌控。驻防西北期间，冯玉祥跟北方的苏俄联系更加紧密——苏俄陆续给冯玉祥部派来了两个顾问组，共约三四十位顾问，步、骑、炮、工等各项专门人才俱备，分在国民军训练班中任教。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冯玉祥又建立了骑兵学校、炮兵学校、机枪学校，在张家口建立了高级军官学校，此外，还建立了反间谍学校、小型通讯学校和小型工兵学校。共接纳七百多名军官、军士和上等兵。苏联顾问还帮助国民军建立军械工厂，装备修理厂，建造弹药生产设备，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技师，提供图纸，并具体指导建造第一批装甲列车。从1925年3月开始，国民军得到大批苏联援助的步枪、子弹、大炮、山炮、手榴弹、机枪、迫击炮及药品等。奇怪的是，当时苏联供应冯玉祥的很多步枪，箱子上都油漆着雷明顿军火公司标志，这曾是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向沙皇供应的军火。这时候的冯玉祥就像一匹潜伏在沙漠中的狼，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一跃而起，给对手致命一击。
这匹“西北狼”还做了件吃羊的事情——冯玉祥蛰伏在西北时期，一个英国人在察哈尔和绥远一带创办了一个合记公司，蓄养有二十万只肥硕的羊。冯玉祥下令将羊全部没收，羊肉给士兵们吃了，皮则全数拿来制作了军用棉衣。这一场革命性的豪夺，差点酿成一个外交事件——英国人控告到英国公使馆，英国公使馆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好在外国人在中国办牧场没有条约根据，经过一番据理力争，这事最后不了了之。
孙中山北上
1924年12月31日，北京很冷，白天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两天前，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所有街道都结上了冰。冰雪皑皑之际，下午四时许，一趟来自天津的专列缓缓驶进前门车站，很多人伫立街头夹道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