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随着北伐军不断推进，吴佩孚节节败退，张作霖将主力军队调进关内，本人也来到了京城。张作霖召集张宗昌、吴俊升等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孙传芳之代表杨文恺亦参与。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1.对南军事先征吴佩孚、孙传芳意见;2.奉军向河南出动，由韩麟春主持，直鲁军向苏皖出动，由褚玉璞主持;3.对冯玉祥军由察热军队会合晋军办理;4.北京政局暂不变动。在张作霖看来，眼前的最大敌人是“南赤”和“北赤”，“南赤”即蒋介石的北伐军，“北赤”是冯玉祥的“国民军”，而背后则是北方大国苏联。11月29日，张作霖被十五省通电推举为安国军总司令，以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在就职典礼上，张作霖色厉内荏地宣称：“决战之期，最多一个月，最后胜利自然归我奉方……统一中国亦易如反掌也。”又说:“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消灭过激主义；舍过激主义，皆有商量之余地。”
其实张作霖也知道，自己已无力左右形势，那种声势浩大的社会变故，就像决堤之水一样不可阻挡。
胡适也去了苏联
1926年7月17日，受段祺瑞临时执政内阁的委托，胡适离开北京途经哈尔滨，转道苏联去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商谈获取英国攫取的部分庚子赔款事宜。莫斯科中途逗留的三日，使得胡适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个现代乌托邦的试验地。胡适一直想亲眼观看苏联，看看这个东方神话到底如何，也看看这种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模式到底怎么样。在此之前，胡适的好友、《晨报》主笔徐志摩去了苏联，不断发回有关苏联的系列报道。也许出于自由和浪漫的直觉判断，以感性着称的徐志摩竟然表现得越来越冷静理性。经初期一系列的赞颂之后，徐志摩对苏联的态度由赞美转向批判，认为俄国式革命的代价将是国家权威完全取缔个人自由。归国之后，徐志摩组织了一场“苏俄是仇是友”的大讨论，反苏派与拥苏派各组阵营，展开了笔上的攻势。包括徐志摩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人士邀请胡适参加“反赤化”的讨论，胡适迟疑了一番，没有加入。也可能他对于这事，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
三天的走马观花，胡适见到了表面上蒸蒸日上的新兴大国。这时候的苏联，各方面都显得朝气蓬勃，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即将坠入经济深渊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与资本主义不一样的方式，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包括国内经济上的五年计划，也包括对于国外的各种战略设想和措施，这些，给胡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莫斯科期间，胡适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还与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人畅谈很久，蔡和森邀请胡适在苏联多逗留一段时间。虽然时间很短，不过胡适已足够领略那种起码在表面上呈现的自信和坚毅。莫斯科表现出与欧美不一样的气质和面貌，使得胡适很兴奋。在给北大友人张慰慈的信中，胡适写道：“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到英国之后，胡适写信告诉徐志摩：“志摩，只要我们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
胡适对于苏俄态度的转变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内的共产党人对这位自由派知识领袖发表的言论表示了欢迎和期待。几个月后被张作霖逮捕的李大钊公开建议：“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
李大钊说这话的时候，是在1926年底，胡适已到了美国。阔别将近十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胡适最大的感受有两点：一是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二是社会和时代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福祉。当时美国的汽车拥有量已经达到两千二百三十三万辆，占世界生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美国的所见所闻，又让胡适重新深入思考了苏联模式，胡适否定了自己原先的看法，他清楚意识到，在他所见的两种不同的“社会革命”或曰“社会实验”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苏联三天走马观花的见闻，并不是这个社会的“庐山真面目”。胡适在日记当中写道：“忍不住对自己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中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在《漫游的感想》中，胡适专门辟出“往西去！”一节，重点强调了自己思想的转变。他说：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见着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很劝我在俄国多考察一些时。我因为要赶到英国去开会，所以不能久留。那时冯玉祥将军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听说他很崇拜苏俄，常常绘画列宁的肖像。我对他的秘书刘伯坚诸君说：我很盼望冯先生从俄国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我希望冯玉祥先生带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国、美国，李大钊先生却希望我不要往西去。要明白此中的意义，且听我再说一件有趣味的故事。
胡适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从美国归来路过日本时，胡适拜访了着名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此人刚从欧洲回来，思想主张便有所变化。胡适问他为什么不到美国看看，他说：“美国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国会把我的学说完全推翻了。”这话对胡适的刺激很大，他感慨地说：“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今许多朋友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同样是一种迷信。
胡适算是以自己的冷静判断，远离了不可控的精神燃烧。不过这时候的中国大地已变得炽热无比，从北方吹来的大风，让古老的帝国变得野火遍地。这时候的南方，更像点燃的山林一样变得无法控制了。按照当时美国报纸驻中国撰稿人、后来成为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的美国人哈雷特·阿班的说法：“1925年初夏，广东先已存在一种颇为特殊的情形。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博士过世前，已接受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莫斯科也向他派出许多俄国顾问。那时期，苏联还在尝试孕育全球范围的反帝反资本主义革命，因此，在广东的俄国人聪明地抓住机会，趁着中国人对五卅惨案的仇恨，将它扇成熊熊烈焰。香港也受到抵制，来自各阶层的数十万中国人弃香港岛而去，贸易和航运一下子瘫痪了。货轮抵港后，无人卸货，无人装货，也无人给船加油。所有的中国人，从银行职员到家中的仆役，几乎无一例外地离弃了他们的英国雇主。香港遭受了重创，皇家殖民地政府只好从英国财政部借来数百万英镑，聊渡难关。”“在1926年上半年里，暴力是广州城的主旋律。这里的反帝、反白人特权的情绪都已达至暴力的程度，对长江流域和北方军阀的仇恨，也达至暴力的程度。广东本身的暗中权力斗争，更达到了暴力的极致。许多后来名满全球的中国人，这时都聚集在广东，为改变中国人的无知蒙昧而奋斗，也为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与此同时，他们狂热地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为了唤起全国大众，赢得对自己的支持，他们也进行暴力斗争，以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对整个中国的控制。”
哈雷特·阿班还以形象和幽默的语言描述了对当时南方领袖人物的印象，在他的眼中，“十七年前的蒋介石将军跟今天一样，瘦削结实，动作敏捷，决策果断。不过，那时的他还没有今天的威严。他现在已是功成名就，更兼重任在肩，自有一种气势与自信。而在1926年头半年在广州的那些日子里，他还不具备这些特质。事实上，刚认识他那阵，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他固然雄心盖世，但身边却对手如林，危机四伏，因而，吃不准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在1926年，按照传闻，他是发自内心地讨厌外国人的，对记者和采访活动也充满敌意。不过，他对陌生人缺乏信任，倒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与俄国人及中共的关系正日趋紧张。两边阵营里各有小团体，冲突几乎公开化。尽管他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中已产生分裂，他却敢照样发动北伐。这也充分体现了这位年轻总司令的性格。他的思路可能是，先获胜，再解决内讧。”
至于苏联派往南方的首席联络官鲍罗廷，哈雷特·阿班以美国人特有的幽默写道：“在1926年，他（鲍罗廷）的外表与中年时的美国参议员博拉几无二致。鲍罗廷跟博拉一样，也有个粗重的身坯，肥厚的肩膀，脑袋也跟博拉一样硕大，侧面轮廓犹如博拉再版，令人惊奇。更令人叫绝的是，他的发型也同那位爱达荷州参议员一样，既长且密，乱蓬蓬的，永远欠缺梳理。其时，鲍罗廷正负责训练和指导宣传工作人员，成就非凡。国民党军队的北伐能在1926年夏末顺利启动，这种莫斯科式的宣传工作功不可没。”
的确如哈雷特·阿班笔下所描述的，那一段时间的鲍罗廷如日中天，他的铁腕和强硬，以及他对中国革命的颐指气使，使得无数中国人仰其鼻息，匍匐于脚下。那一段时间，每周都有三到八艘破旧不堪的苏联货轮开入珠江，卸下步枪、大炮和弹药，供应国民党军队，双方像蜜月一样亲密无间。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的上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这位粗壮的苏联人因此遭受到高层责难，被强行征调回国接受处理。鲍罗廷先是担任一家英文杂志的总编，后又被秘密杀害。这，也算是无数苏联特色中的一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