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笔下的1927年
阴郁的1927年来到了，伴随新年来到北京的，是越来越近的北伐号角。1927年1月，《时代》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局势的报道，开头写得很有意思：
上周，北京的中国人在零下十度的寒冷中瑟瑟发抖，而在南方一千英里之外的广州，另外一些中国人则享受着与迈阿密海岸一样的温暖。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可能听不懂对方的中国话，因为他们的方言有明显差别。但是，“洋鬼子”在所有地方都教一些中国人学会了英语，特别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个词。
在这篇报道中，“洋鬼子”一词特地用了中国话的发音：“Yangkueitze”，英文注释为“ForeignDevil”，即：外国魔鬼。报道重点提及两个词：“洋鬼子”和“民族主义”。在《时代》看来，以这两个词来概括1925年以来蔓延中国的革命主题颇为准确。在西方媒体眼中，还有什么事态比中国爆发的一系列排外事件更让他们关注？随着北伐战争的高歌猛进，中国各地强烈地掀起一股民族主义倾向，“中国是中国人的”响彻一个又一个城市，成了北伐军激励人心的最有效武器，各地都不同程度出现一系列针对英美等列强的示威行动。这是历史的积怨，也似乎有苏俄背后挑动的因素。作为既得利益者，西方国家害怕失去一切，更担忧失控的民众会像当年的义和团一样，把愤怒火焰烧向所有居住在中国的“洋鬼子”。二十七年前的历史，对于所有西方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噩梦。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英国。1926年底，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至汉口。12月22日，国民党汉口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指出：“租界已成反革命大本营，即革命之陷阱，革命即须打破此陷阱者，此后收回租界应为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汉口。汉口军校宣传队在江汉广场演讲时，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刺刀驱赶听众，刺死中国海员一人，刺伤三十余人。《时代》对此进行了报道，不过没有提到中国民众伤亡情况，却详尽地描述了汉口民众冲进英租界的场景。报道还重提了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那一年在上海，有一批同样的“暴民”因做同样的事情被射击驱散。《时代》对于汉口事件的报道是，当示威的汉口群众逼近英租界时，持枪守卫英租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接到命令：“不准向人群开枪。”暴民继续前进，大声嘘叫，扔石块。海军陆战队士兵把步枪当棍棒用。虚张声势和小打小闹延续了四个小时。曾有二十个劳工手挥棍棒，把一个英国士兵打翻在地，抢走他的枪支，用刺刀捅进他的胸膛。英方还是没有射击。此时，一支国民党军队过江赶到，士兵们开了几枪，将暴民驱散，向英方抱歉来迟了。英国公使当然不傻，很清楚这是撒谎。骚乱不过是国民党的一种警告。两天后，更多暴民冲向英租界，将栅栏推翻在地，冲进码头，高呼口号：“打倒英帝国主义！杀死英国佬！”
仍是“难以避免迟到”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随后赶到，拜访了英国领事，表示“绝对道歉”，他说无法理解这些人为何如此失控……但又说：“当汉水泛滥洪水时，一个人要想用舢板上的木桨把水拦住，他一定是个傻瓜。”这显然是在传递具有逻辑性的暗示：只要英国海军陆战队留在船上，陈就会尽其所能劝说暴民离开英租界。
鉴于汉口英租界被收回，英国国防部宣布，到2月底，在中国的英国士兵将达到两万名。一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从伦敦奔赴中国，四百五十名英属印度旁遮普的士兵，紧急从香港赶往上海。这一增兵行动甚至引起了北京政府的抗议。张作霖通过其子少帅张学良发表了令人隐忧的谈话，《时代》1927年2月7日转述张作霖的谈话说：“英国正向中国派遣大量军队，他们像是要卡住中国的喉咙。假如外国人想捏死中国，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北方和南方将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击侵略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随着中国形势的越来越动荡复杂，《时代》对于中国的报道越来越密集，北伐成了《时代》最为关注的事情。张作霖结盟的张宗昌、孙传芳的鲁直联军，正在与总司令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交战。上海郊区的枪炮声中，春节如期而至。对于这特殊时刻的情景反差，1927年2月14日出版的《时代》这样描述：
上周，乒乒乓乓的枪声和鞭炮声，伴随着庆贺春节。子弹乒乒乓乓在上海城外一百五十英里的前线响着，而在城里，由苦力在满街上张挂绿纸剪成的纸龙。五百多名伤员从保卫上海城的前线被送进城里。而与此同时，上海的中国人还忙着到别人家里去还过去一年里借的债，或者在薄红纸上写上大大的“春联”。新的中国在战火中；老的中国在庆贺中。
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上海一直处于惴惴不安中，商会、市政当局、外国领事以及北京外国公使团，发疯似的到处游说求援，请求列强派遣更多兵力保护这座城市。在此之前，上海已经修筑了无数防御工事，如战壕、碉堡和铁丝网路障，开展了形形色色攻击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斥之为“受莫斯科控制和指挥”、“扬子江上的赤色波浪”，这种宣传更使上海的外国人神经紧张到了极点。短短几星期内，约有四万外国士兵开到上海，包括美国陆战队和步兵、英国兵、日本兵、意大利海军陆战队，还有法国的安南雇佣兵等。
随着北伐军的北进，战局不断失利，北京政府各项政策开始收缩，变得更加严酷了。与政治同样处于悬崖之上的，还有中国的经济。虽然北京政府前半段的经济有猛烈的增长势头，但到了1925年后，由于欧美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的逐步恢复，在远东，列强们也有卷土重来的趋势，随着外国企业加大竞争力度，中国的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民族资本越来越有力不从心之感。中国的纺织业、制造业遭到重创，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民族工业受到极大打击的同时，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
随着军阀割剧和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军阀们纷纷扩军备战。全国的陆军人数，据美国学者齐锡生估计：“一九一六年，略超过五十万人；一九一八年，一百多万人；一九二四年，一百五十多万人；一九二八年，二百多万人。”军阀们的疯狂扩军，致使中央和各地财政压力倍增，钱不够用，军阀们就搜刮民脂民膏，人民的财产得不到起码的保障，以至民不聊生，社会极度不稳定。
革命与暴力的气息就像山雨欲来前的云霾积蓄着。那时的中国，有一首歌越来越多地被人传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这琅琅上口的歌曲反映了很多中国人强烈的愿望，既然难以改变，还不如推倒重来。人们渴望一场暴风骤雨，渴望打碎一切，甚至同归于尽，然后再造一个新世界。这应该是辛亥革命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当社会的发展不能满足人们的愿望之时，当人们失去耐心之时，带有破坏重建意味的革命，便以一种不可左右的力量来到了。
上海的征服者
1927年3月底，世界的目光，落在一个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上海的军人身上，他就是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4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被选用的是一幅正面肖像速写。瘦削的蒋介石剃着光头，表情冷峻，目光凌厉，咄咄逼人。封面下方只有简单说明——
GENERALCHIANGKAISHEK
...roseoutoftheSunset
这句话的意思是，蒋介石将军在孙陨落之后升起。Sun既指孙中山，也一语双关意指太阳。根据后面报道的行文，这句也可译为“在日落之后升起”。关于这个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与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时只有寥寥数语介绍不同，这一期《时代》用了大量篇幅讲述蒋介石的生平，从他的出生、家世，到他的经历，其中近两千字的人物速写，不再是纯粹的新闻报道，而是典型的《时代》风格文体。行文倾向性十分明显，蒋介石的故事被泼洒了浓郁的传奇色彩，其早年在上海的经历更是被栩栩如生地描述：
中国革命(1911年)爆发时，他刚满二十三岁，奉命指挥革命党在上海的一支部队。有两年时间，他利用职务之便，沉溺饮酒、赌博、放荡。忽然间，他放弃了这些嗜好。当他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表示反对时，他大呼道：“我已抛弃这些生活，要真正为国家服务！你们说是我的朋友。朋友！呸！向天发誓，我再也不会把你们当朋友。你们不为国家服务，不为民众服务，不是我的朋友。滚出去！不要再来了！”
怀着一种虔诚的、脱胎换骨的负疚感，蒋投入到中华民国之父——伟大的孙逸仙博士领导的实际战斗之中。
接下来又讲述了一段蒋介石向孙中山请缨攻打惠州的故事：
问题在于如何攻打惠州。孙博士的将军们认为不可能。蒋介石请求面见伟大的孙博士，向他面呈自己的计划。
……
蒋指挥攻城战斗。他的一万人军队有九千一百人阵亡；但他攻下了惠州。奇怪的是他没有受伤，在此次自己的部队遇到巨大伤亡之后，他的威望反倒大增，因为他身先士卒地一起参战。
这位改过自新的罪人，现在成了一个强大的英雄。凯旋之后，他退隐到一个寺庙里沉思冥想了三个月，此事后来他反复提及。1922年，他到了莫斯科，担任孙博士的军事联络官，当时孙已经决定为了实现以民族主义，即“中国是中国人的”，来征服中国，准备接受任何强国的援助。
《时代》对于蒋介石的描述，像古代话本小说一样，刻意渲染、夸张，并且还将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剪辑在一起——孙中山召见蒋介石是在1922年6月，当时孙中山在广州被军阀陈炯明驱赶到“永丰舰”上；蒋介石率领东征军攻打惠州是1925年春天，此时病入膏肓的孙中山已到北京。或许是素材来源有误，或是故意追求戏剧性效果，《时代》尽渲染之能事。而之所以选蒋介石做封面人物，一方面是蒋介石已经成了中国最有实力的“国民党军阀”，另一方面，是西方注意到他与共产党不一致的立场，这正是西方所愿意看到的。
当年上海滩异常落魄的年轻人蒋介石，这一次的确是以“征服者”的姿态走进上海的。这时候的上海，是中国最大、最欧化的城市，也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工业高度集中，超过东亚大陆任何地区；城市人口三百万，其中外国人接近八万，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肤色。上海还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的远东总部。在上海，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巨大投资，其中美国资本最多，超过除菲律宾以外的亚洲其他地区，英国的投资甚至超过美国，投资额仅次于香港。总而言之，1927年的上海已超过渤海边的天津，成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城市。对于蒋介石进入上海的细节，《时代》也用了相当篇幅形象地描绘：
上周一下午，大约两点钟，一个长长的车队由南开进上海。车上坐着一百名全副武装的强悍士兵——现代型的保镖阵势。一个人穿一件完全未加装饰的外套坐在第三辆汽车上，他虽瘦长，却是果断指挥南方军队的人。他便是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国民党军阀蒋介石。汽车专队耀武扬威地强行进入设有路障的法租界，法国人慎重考虑蒋介石将军要继续进入公共租界的要求。一会儿，车队从法租界返回，这位征服者告诉人们是他的司机走错了路。很快，蒋介石和随从以及正规卫队，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挂起一面旗帜，红、白、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旗帜的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颗白色太阳。
蒋介石是真的记不清进入上海的路，还是故意进入法租界炫耀一番，其真实原因，已无法考证。不过在“洋鬼子”眼里，蒋介石仍是一个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军阀，与吴佩孚、张作霖无异。不过列强们似乎感觉到这个后起者身上有一些新的东西，他们有种预感，在这个人的领导下，中国的局势将发生巨大变化。
在进入上海之前的1926年底，坐镇南昌、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已足以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由于在北伐中节节胜利，国民革命军士气高涨，队伍壮大到二十六万多人。随着形势的发展，蒋介石慢慢显示出与苏俄度着蜜月的国民党中央的巨大分歧，这表现在很多政治的看法上，也表现在很多事务的处理上。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力量日益加深的矛盾和分歧，正是对中国形势忧虑重重的西方列强所乐于看到的。英美等西方列强不断试探着跟蒋介石接近，想明确其政治态度，以寻找新的代理人。蒋介石也恰到好处地表明了自己的姿态——1926年8月20日，蒋介石在长沙发表声明，声称要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只要外国人不妨碍北伐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行动，不管他们的国籍如何，对他们的财产将给予保护。蒋总司令所表现出的态度，与国民党左派和苏俄专家的态度已明显不一致。在国民党左派看来，唯有苏联，才是值得依靠的，至于其他帝国主义，属于必须打倒的范围。两天之后，长沙湘雅医学院及医院得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为蒋介石治伤。一位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为他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他对蒋介石表现出的对西方人的温文尔雅深有好感。湘雅医学院的教职员曾经担心医院会被没收，但蒋介石的指挥部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与他们合作了一段时期。蒋介石许诺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