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许多部队并没有由正面突围，反而一起涌到下关去了。“被踏死者堆积如山”，“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装甲兵团战车第三连竟是在营副指挥下，硬从被挤倒、踩死的人身上冲出挹江门的。
最终，在激烈战斗中没有牺牲的近10万官兵毫无代价地惨死于混乱之中，或成为俘虏而遭敌人惨杀。此外担任掩护的部队不掩护，将领抛下部队自己先逃，使部队失去指挥，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抗击和行动，也是撤退形成溃逃、结果反逃不了的诸多重要原因之一。
这又不禁让人联想起三年后，在欧洲战场上英国将领亚历山大所指挥的那次敦刻尔克港撤退，就可以清楚地比较出两者之间的差别了。其实首要的，还是在于领导者、指挥人员根本不顾惜人命，士兵的生命不过是他们利用的一种工具而已。
“既然这么一打就要突围，当初又何必向复廓阵地撤退呢？岂非多此一举。既然在自己国内作战，由正面突围倒是比较安全的。”刘斐后来评论道。
正是由于唐生智的瞎指挥和不负责任，才造成了这场莫大的悲剧。
13日日军进城后，下关一带还在纷纷地扎木筏抢渡，自相践踏。有的淹殁到江中去了，也有许多士兵，徘徊在南京街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有的只好向难民国际委员会交出武器请求收容了事，但终于还是没能逃过日军的魔掌。
刘斐沉痛地写道：“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一阵风吹散了。接踵而来的是日军惨无人道的大肆劫掠、屠杀，牺牲我几十万无辜人民，写下了史无前例的野蛮记录。”
重光葵后来也说道：“攻入南京后，以中岛师团为主进行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在南京强奸妇女等）被张扬于世成了国际话题，遂使日本在国际上名誉扫地。”
这里不妨多说两句，后来的日本学者在分析日军在南京何以如此暴虐时曾经指出了很多，赫伯特?比克斯据此总结道：
日本的召集兵由于准备与训练不足，在上海战斗中以及其后死伤较大。这被认为是日军在南京大量虐杀俘虏的一个原因。部队之间在抢先到达南京以及包围南京城等方面互相竞争，为了攻陷南京造成很大伤亡，也加深了士兵的复仇心理。日本战争目的的暧昧不明，也给士兵带来了焦躁和混乱，尤其是他们把中国人看成“劣等人种”。南京大屠杀的更深一层的原因，还应该认识到它与帝国陆军性质的关系。（《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当然，这里面的原因也许还有很多，比如说攻占南京的日军士兵多是已经退役的，他们在社会上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容易不守纪律、贪财放纵等。另外，作为日军高层，也有意以大屠杀作为威慑手段，迫使中国屈服于日军的淫威之下。
南京的这场失败，也是战略战术的重大失误造成的。刘斐后来指出，如果只用少数部队作象征性的防守，而把大部分兵力控置在南京外围，这样就可以利用外线有利态势，实行机动作战，同样可以争取较多的时间，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而没有必要令大兵团坚守一座孤城，完全暴露在敌人的优势火力下，以致白白牺牲。
在淞沪会战之后，南京和徐州已成掎角之势，如果保持主力在南京外围，把敌人拖住，日军就不能从南京抽调兵力去攻徐州。徐州也不会在南京沦陷后不到半年就过早失守，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也决不会很快发生。这样，我军就可保有平汉、粤汉、陇海、津浦各铁路和长江等交通大动脉，来维持和补充战斗力，增补第一线的打击力量，继续赢得时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的演变，也会和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
当然，不管刘斐是事后诸葛亮也好，是真知灼见也罢，南京和中国的悲剧终究是无法挽回了，尤其蒋介石到底是个一意孤行、从不认真反省的人。
唐生智原本是不希望蒋介石将大量兵力投入上海战场的，可是蒋介石仍然固执己见，扬言道：“上海之战，我们就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等到唐生智弄出一个烂摊子向蒋介石请求处分时，半斤对八两的蒋居然没什么表示。先前唐生智就病得不轻，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这次灰头土脸的他要求养病获得应允，“我在这一段期间内，养了很久的病”。
徐源泉率领所部参加了南京外围的战斗，后来成功突围，可是经过如此惨烈的战斗，加上后来的一系列失利，使他深受刺激，有着强烈羞耻心和自知之明的他在抗战后便选择了退出军界、政界。对比唐生智之流的恋栈，可谓是可敬可佩。而最让人想不通的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唐生智并未对南京的惨痛牺牲有丝毫的痛悔、反思之意，反而以抗战派自居，流落出不屑与汪精卫之流为伍的傲气。
日本这个民族，尽管拥有一些优点，但也的确是个毫无计划性、鼠目寸光的民族，他们之所以进入后来让他们后悔不迭的中国战场的泥潭，除了体制的因素，纯粹是贪婪和冒险的必然结果。
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在谈到日俄战争后的日本时用了形象的一个比喻：“骑在马上的喝醉了的狐狸。”狐狸是狡猾的，唯利是图的，但喝醉了就会昏招迭出，骑上马之后，就会非常危险。
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富勒在其所著的《战争指导》一书中，曾经指出过这样两点：
第一，战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具有有限的政治目的，另一类具有无限的政治目的，但对胜利者有利的往往是前者而非后者。
第二，野蛮的行为在战争中很少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这是一条殊少例外的真理。另一条真理是绝对不要逼迫你的敌人作困兽之斗，虽然你可能赢得战争，但几乎必然会使战争作不必要的延长，那对于你也还是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这样两条是富勒根据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但是狂热嚣张的日军在后来，显然忽略掉了这两点。
甲午战争正是有限战争的范例，而进行全面战争则是非常危险的。小毛奇（毛奇的侄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经告诫过威廉二世，说道：民族战争“不是一次决定性会战所能解决，必须经过长期苦战把全部国力都耗尽，否则任何国家都不会屈服。而在这样的战争中，即令能获得胜利也还是得不偿失”。
喜多诚一郎是何应钦的老朋友，也是何曾经就读过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校友，在战争之初，何应钦也曾对喜多诚说：“如爆发战争，中日两国都将战败，唯有俄共与中共会得到好处。你现在不信的话，十年后看。”何并且表示，中国人将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希望日本不要轻易对中国动武。
可是，何应钦即使令喜多诚动容，也根本打动不了那些如过江之鲫一般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
日军攻陷南京后的次日，即12月14日，日本政府首先承认了以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战场上的胜利，加上布鲁塞尔会议带来的鼓励，小人得志的日本对华态度更趋强硬，这样他们也就加重了谈和的条件。
24日，日本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通过了新的“支那事变对处要纲”。然后由广田外相针对德国外交部12月7日的电文，以书面声明交给狄克逊大使，提出了苛刻的追加条件和新的要求，并限中国于1938年1月10日以前答复。
12月27日，陶德曼向孔祥熙转达了日本的追加条件：（一）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二）扩大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三）承认内蒙自治及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四）必要的赔偿。
新的要求：（一）限期内作出答复；（二）向日本指定的地点派出媾和的使节；（三）在承认全部条件后，开始缔结停战协议。
1938年元旦，国民政府经过了一番改组，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为他准备以全力迎击日本人发起的挑战。
当蒋介石从孔祥熙那里得到日方此等条件后，反而再无幻想，“为之大慰”了。他在日记中称：“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
但是蒋介石未免太乐观了些，值此国家存亡之秋，很多人不免发生了动摇，对于抗战的前途持怀疑态度。当蒋介石在随后的最高国防会议上说明了日方条件之后，不少与会者力主应继续接触谈判。蒋介石表示不可，但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右任等竟公然指责蒋多优柔而少明断。蒋介石当即声言：“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后来他又私下抱怨道：“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28日，蒋介石再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要人开会，决定谈判与否。蒋介石当场说明：“以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条件”，而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依然随时有可以收复主权的机会——不能不说，这一次总算体现出了蒋介石的某种英明，尤其是对比汪精卫之流。
后来，经过反复申说，国民党高层才终于达成共识，决定坚持中方原则立场，不在日方所提条件上讨价还价。
对于日本政府于军方取得战场胜利之时，提出如此苛刻条件和无理要求，蒋委员长已无退让之余地。值此国都沦陷敌手，百姓惨遭杀戮，全国军民血泪悲愤之际，中国岂可轻易接受这种逼降条件。蒋委员长坚决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乃拒绝于限期内答复。（《高陶事件始末》）
日本对此不免感到失望和不满，1月15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以外相广田弘毅与陆相杉山元为首的政府阁员提出与国府停止谈判的政府声明。但是，以参谋次长多田骏为首的统帅部，却考虑到日本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以及派遣军不断增援已陷入中国战场太深的危局，而极力主张继续谈判，以期早日停止战事。
“停止谈判”与“继续谈判”两派尖锐对立、争执不下，险些导致内阁倒台。最后，统帅部为了顾全大局，终于采取了不同意也不反对的态度与政府妥协，而由参谋总长另行安排将反对意见上奏天皇。
首相近卫文麿此时表现得非常高调，过去都是军部牵着他的鼻子走，这次他抓住了机会，非要牵一回军部的鼻子不可。16日，“近卫第一次声明”发表，日本政府明确表示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与“中国新政权”调整邦交。
这一声明关乎重大，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针对日方分裂中国、颠覆国民政府的企图，蒋介石则针锋相对，马上发表谈话予以驳斥，并强调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陶德曼大使的调停努力至此宣告失败。
17日，狄克逊大使向广田外相表示遗憾说：“日本的答复断绝了此后一切商谈，在全世界人的心中，日本要担负断绝商谈的责任！”
至此，和谈的大门几近被堵死，虽然后来的几年里双方也不断寻求谈判的可能，但依然毫无实质性结果。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又推波助澜，这位法西斯狂人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即将承认伪满。
后来，日本人在检证战争责任时，如此针砭近卫道：“除了派兵的决定之外，近卫在发表事实上抛弃了当初的‘不扩大方针’的‘膺惩暴支’声明时，在陶德曼进行调停工作时和关闭了同国民政府开展谈判门户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时等历史的重大关头之际，都没有主动发挥过政治领导力。战争初期，他也曾经策划过同蒋介石的高峰会谈，也试图向国民政府派遣密使摸索和平的道路。但一旦遭到陆军等势力的反对，就缩手退让，半途而废。”（《检证战争责任》）
就这一点而言，日本人并没有冤枉近卫，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非凡魄力的政治家，甚至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日军全面侵华，有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6.最后的推想
马汉在1910年前后曾指出：“近在眼前的商品市场会让日本产生这些都为自己所有的感觉，在跟一个组织能力不强的国家交往时，这种心理就会慢慢变为一种企图谋求它的政治领导力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的军事实力。”（《海权论》）
1937年7月以后，日本所采取的军事行动都是为着迅速达成这一目标而实施的，由于效果不佳，他们不断逐次增加兵力，以向中国施压。“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