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底，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国际上，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会议决议，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了坚实的国际力量支持；在国内，华北事变后，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中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他们不断掀起爱国反日运动，其中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影响最大。这时，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分化，一部分人主张抗日。刚刚到达陕北后不久的共产党，这时的党内思想却极不统一。关门主义（即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及教条主义，还占据着不少人的思想头脑。不解决这个问题，党就无法在纷繁芜杂的环境下把握工作的重点，制订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路线和政策。为统一思想，1935年12月27日，就在瓦窑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报告一开始，毛泽东就提醒党内的同志“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待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问题。当时，党内很多人都持有“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毛泽东理解这些人的顾虑，因为“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但同时，毛泽东又肯定了他们的革命性。认为在斗争的某些阶段，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统一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后，毛泽东接下来就谈及如何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党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其中，关门主义是毛泽东在报告中重点批评的。
毛泽东认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关门主义是自绝于天下、自绝于人民的孤家寡人的做法，是幼稚病。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团结最广泛的抗日范围，还会将人民和民心都赶到敌人那方面，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为了使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摘用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这句古语，形象地说明了关门主义将会给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
讲话的最后一部分，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如何对待国际援助的问题。他认为，自从帝国主义出现以后，世界上的反帝反侵略的力量就联合起来了，分也分不开了。因此，中国的革命应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但这并不是不要国际援助。在世界人民携手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接着，他又摘用了“春秋无义战”这句古语，指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则是义战。他特别强调：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报告的最后，毛泽东总结出：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分析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系统阐释和论述，从政治路线的高度统一了党内思想，为全党乃至全国进入抗日战争作了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这篇著作，也成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进一步纯熟结合的光辉典范之一。
春秋无义战
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
名句溯源：
“春秋无义战”出自《孟子·尽心下》：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难点注解：
孟子说：“春秋时代没有合乎正义的战争。其中那一场战争比这一场战争好一点，倒是有的。征的意思，是在上者讨伐在下者，同等级的国家是不征伐的。”孟子之所以认为“春秋无义战”，是因为儒家倡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春秋时期的战争都是诸侯为了争霸而进行的战争，有违先王之法；同时，儒家主张以仁政治天下，而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战争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孟子也承认了春秋时期部分战争的正义性，即所谓“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所以，今天再理解“春秋无义战”时，不应该认为这句话就是孟子关于春秋诸侯争霸战争性质的历史观和政治观的全部，战争“正义”与否，不是看发生在什么时期和什么国家之间，而是以战争的目的和性质作为评价的标准。
摘用赏析：
参见“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条。
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
名句溯源：
“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出自《左传·僖公十四年》：
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
难点注解：
孔子修订的《春秋》，语言十分精炼，史实不甚完备，故后世多有诠释之作。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榖梁赤《春秋榖梁传》是现存对《春秋》诠释最为精准的三部著作，合称《春秋三传》，列为儒家经典。三者之中，又以《春秋左氏传》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最高，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4）的历史，对春秋时期的各种社会状况均有涉及，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作者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我国古代杰出文学家、史学家。上述引文记载的是鲁僖公十四年（公元前646）冬，秦国发生饥荒，派人到晋国请求购买粮食而晋国不给的史事。晋国大夫庆郑认为以前秦国在晋国发生粮荒的时候曾经慷慨援助，现在晋国这样做不妥，便向晋惠公进言说：“背弃恩惠，是无亲；幸灾乐祸，是无仁；贪爱财物，是不祥；激怒邻国，是不义。这些德行都失掉了，拿什么保卫国家呢？”晋惠公的舅父、大夫虢射说道：“皮都不存在了，毛将依附在哪里呢？”这里是说，晋国曾经许诺给秦国一些国土但最终却食言了，秦晋两国由此结下了怨恨，这次又何必在乎拒绝借粮给秦国呢？虢射此处是用“皮”代指重要的事情，用“毛”代指次要的事情。后用“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比喻事物失去了基础，就会处于无所着落的境地。
摘用赏析：
日本侵略者在全面占领东三省后，又进一步染指华北。他们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夺取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后，又发动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置于自己管辖范围内。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蒋介石依旧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致使大片国土沦丧敌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为了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在主力红军到达陕甘后不久，就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提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明确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作为党未来一项重要的工作目标。为了做团结抗日之先锋表率，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制定主力红军东征山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的军事策略。1936年2月，红军主力分别从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苦心布置的防线，进入山西。3月1日，毛泽东、彭德怀分别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委员、总司令的名义联合发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宣传红军抗日主张，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布告以陈述“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的民族危亡之严峻形势开篇，号召“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布告阐明了红军东征抗日之目的，申明“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地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地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布告还根据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当前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呼吁“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接下来，毛泽东连用了三个典故来呼吁国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这三处典故都在上述引文中集中体现。“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出自《左传》，这里意思是说，倘若国家都亡了，作为个体又如何能生存呢？“天讨”出自《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本意是以五等之刑，惩戒有罪之人。后以出兵征伐称为“天讨”。“禹域”即中国。相传大禹平水时，划分九州，指定名山大川为各州疆界，故后称中国为禹域。毛泽东此处摘用这三个典故，就是使社会各界都能认清时事危机之重，呼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为建立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而奋斗。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
——《给傅作义的信》（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22页）
名句溯源：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出自宋·岳珂《史·徐铉入聘》：
（赵匡胤曰）“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
难点注解：
关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之典故，世人多认为是出自北宋文学家杨亿《谈苑》：“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这段历史讲的是，宋开宝七年（974），宋主赵匡胤派兵征伐南唐，后主李煜遣徐铉入宋朝谈判。赵匡胤无力应对徐铉的能言善辩，便以“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对之。《说苑》尽管是记载杨亿言谈的语录笔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该书早已失传，流传下来的这个故事是后人从《类说》第五十三卷中引述的，并非第一手资料。另外，尽管《宋史·徐铉传》和《宋史·赵匡胤传》中也记载了徐铉入朝与赵匡胤谈判的史实，但均未提到赵匡胤所说的这句话。根据现存史料，岳珂《史》是最早记载这句话的书籍。岳珂（1183—1234），字肃之，号亦斋，又号倦翁，南宋文学家，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史》共15卷，140条，是记载两宋时代朝野见闻的一部史料随笔。其中南宋部分为作者亲身见闻，有较强的史料价值。该书翔实地记载了南唐尚书徐铉入朝觐见赵匡胤一事，当他质问赵匡胤南唐并无过错奈何起兵攻伐时，赵匡胤愤然回答说：南唐即使没有罪，但天下终归一统，在自己睡觉的床边，怎么能容许别人打着呼噜睡大觉呢？后用这句话比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不容任何异己者存在或绝不容别人插手。
摘用赏析：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然而，蒋介石却拒绝接受这一提议，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这种做法，极大地鼓舞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热情。
在日军步步紧逼之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受到了极大威胁。为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调整现行对日政策。与此同时，国民党中的部分将领和左派人士也主张停止内战，抵御日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一丝曙光。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及时调整了方针策略，确定了以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为今后主要谈判对手的策略，实现党的工作方式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会议决定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会后，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同时，毛泽东还致信南京政府中力主抗日的军政要员杜斌丞、杨虎城、宋哲元、宋子文等人，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这封给傅作义的信，就写在这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