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苍颉造字的时候，他把为自己盘算的叫做私，把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私的相对立，是苍颉早已知道的。现在却认为公私利益相同，是没有明察造成的祸患。那么为个人打算，没有比修养品德、学习文学的办法更好了。品德修养好了就可以被君主信任，被君主信任就可以获得官职；文学学习好了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可以显贵荣耀。这是个人最美满的事了。但是没有功劳却获得官职，没有爵位却显贵荣耀，如此治理政事，国家就一定会混乱，君主的地位也一定会面临危险。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的受奖赏，却又重视仁慈的品德；攻克敌城的受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用坚甲砺兵的办法来防备战祸，却又赞美宽袍大袖的服饰；富国靠农民，御敌靠士卒，却又尊崇研究经典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却去豢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象这样做，想求得国家的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收养儒和游侠，战争到来时却要用甲士，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利益。所以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指的是忠贞诚信的行为；所说的智，指的是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难以理解。现在为民众制定法令，竟使用连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百姓就没法懂得它。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短衣都穿得破损不全的人，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国家大事，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以从缓的事情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国的政治措施，那些民间习以为常的事理，或是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都一概不用，却去好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这种作法跟正确的治国之道是违反的。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百姓所需要的。至于尊崇忠贞诚信的行为，就必须尊重诚实不欺的人，其实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使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百姓相互交往，没有富厚的钱财可以互相利用，也没有权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诚实不欺的人。现在君主处于统治别人的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握掌着重赏严罚的大权，可以处理好用术所洞察到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骗，为什么要期待诚实不欺的人呢?当今忠贞诚信的人很少，而国内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忠贞诚信的，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人就很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人就多了。所以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在于专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地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不会败坏，而群臣也不会有奸诈的行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言谈，总是喜欢巧言善辩而不追究它是否正确；用人做事，只是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的功效。所以天下的人们，那些擅长言谈的都致力于巧言善辩却不切合于实用，所以导致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可是国家的政局仍不能免于混乱。那些所谓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人，竞相标榜清高，却跟国家提倡的耕战之事背道而驰，所以真正有才能的人便隐居深山，归还君主的俸禄而不愿意接受，致使国家的兵力免不了削弱。国家的兵力不能免于削弱，国家的政治不能免于混乱，这种局面造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人们所称赞的，君主所尊崇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治国的问题，收藏商鞅、管仲关于法令著述的入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却越来越穷，这是因为空谈农耕的人多，而真正种地的人少；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军事的问题，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兵力却越来越弱，这是因为空谈打仗的人多，而真正披甲上阵的人少。所以英明的君主要使民力进行耕战，不听信他们空谈；要奖赏耕战的功劳，坚决制止对国家无用的活动。这样百姓就会竭尽死力来报效君主。耕地用力是很劳苦的，可是百姓中从事农耕的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富足起来；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险的，可是百姓中参军打仗的人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获得显贵。现在研究文学，熟悉言谈，没有农耕的劳苦却享有富足的实惠，没有征战的危险却获得显贵的尊位，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许多人去从事智辩活动，极少的人从事耕战。从事智辩的人多了，法治就会败坏；从事耕战的人多了，国家就会贫穷。这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摈弃古代的经典，而以法令做教材；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教师；制止游侠刺客的凶悍活动，而把杀敌立功视为勇敢。所以国内的百姓，那些擅长言谈的人一定要遵循法令讲话，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都回到农业生产中去，逞勇的人让他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务。这样太平时期国家十分富足，战争时期兵力也很强盛，这就是统一天下的资本。既积蓄了统一天下的资本，又能利用敌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定要采用这一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生和游侠在国内胡作非为，纵横家在国外造成自己的声势。他们内外一同作恶，在这种情况下去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很危险吗?群臣中谈论外交事务的大臣，不是参与了合纵或连横的一党，就是对某国怀有报仇的私心，想借助国家的力量来报复。合纵，就是联合许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就是事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小的国家。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不事奉大国，遇强敌就要遭殃。”事奉大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国君的印玺而俯首请命。献图割地，国土就会缩小；呈上印玺，君主的声望就会降低。国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君主的声望降低政治就要混乱了。事奉大国参与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打击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诸侯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君主的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起兵对抗大国。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小国保存下来，而对抗大国未必没有疏失，有疏失就会被大国制服。出兵作战军队就会吃败仗，退军防守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参与合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让军队吃了败仗。所以，事奉强国，就会让搞连横的人借助国外的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会让搞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得到好处。国家没得到丝毫利益，而那些搞连横、合纵的人却把封地和厚禄捞到手了；君主的地位低下了，而臣子们的地位却高了；国家的土地被削割了，而那些权门豪族却富足了。事情成功了，那些人就靠猎取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那些人就靠获得的财富退职闲居。君主听信了纵横家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了而不予以惩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花言巧语谋取爵禄，而希望在事败之后能侥幸地免祸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虚言浮辞所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和私的利益，辨别不清正确与错误的言论，并在纵横家事败之后没有坚决执行刑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本国安定。”所谓称王天下，是说能进攻别的国家；保证本国安定，是说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强盛，就能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安定，就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的安定和强盛不能求助于外交活动，只能从搞好内政中去取得。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在外交活动上花费脑筋，那是达不到国家的安定强盛的目的的。
民间有句谚语：“衣袖长便于跳舞，本钱多好做买卖。”这是说条件多事情就容易取得成功。所以如果国家安定强盛，就为他出主意；国家衰弱混乱，就很难替他想办法。所以为秦国出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为燕国出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少成功。这不是说替秦国出计谋的人一定聪明，替燕国出计谋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两国“治”和“乱”的条件不同。所以周背离秦国搞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秦国攻陷了；卫背离魏搞连横，半年工夫就被魏国灭亡。这就是说西周是由于合纵而毁灭，卫国是由于连横而覆亡。假使周、卫两国不急于实施合纵和连衡的计划，而将他们国内的政治严加整顿，彰明法律禁令，坚定地实行赏罚，充分利用地力来增加积累，让他们的百姓拼死坚守城池，天下各国即使夺得了他们的土地也只能捞得不多的好处，而进攻他们却会伤亡很大，那么，就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也不敢在这样的坚城之下把自己拖垮，而让别的强敌趁着自己的疲惫来整治自己，只有这才是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法，丢掉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法，而去干势必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错误。在外交上无计可施，在内政上造成政治的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便不可挽救了。
人们的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困苦。现在让他们去作战，前进就会被敌人杀死，后退又要受军法的惩处，那他可够危险的。抛弃了个人的家事，坚决去承受作战的穷苦，家庭有困难上面也不过问，那他家可够困苦的。面临困苦和危险的处境，百姓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就去事奉私门贵族，这样就具备了免除兵役的条件，免除兵役的条件具备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可以保证安全。用钱财进行贿赂并去投靠当权者，就可以使自己要求得到满足，要求得到满足了，就能保证自身安全。保证自身安全是明摆在那里的利益，怎能不追求呢?这样，为君主服务的就少了。而为权臣服务的人就多了。
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使他们名位卑贱，因为从事农耕的人太少而经营工商业的太多了。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请托的风气很盛行，这样官爵就可以买到；官爵可以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卑贱了。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奸商搜刮到的财富超过农民收入的几倍，获得的尊位又超过从事耕战的人，这样光明正直的人就会减少，而从事工商的人就会增多。
所以造成国家混乱的社会风气是：那些学者，称颂先王之道借重仁义进行说教，讲究仪表服饰而又修饰言辞，用来扰乱当代的法治，惑乱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虚构事实说谎弄假，借助于别国的力量，来谋求个人的私利，却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用来显扬他们的名声，而违犯国家的禁令。那些逃兵役的人，聚集在权臣贵族门下，大行贿赂，依仗权贵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的器物，聚集一些不细不好的布帛米粟等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待机出售，来谋取农民的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象蛀虫一样的人，不收养光明正大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残破覆亡的国家，地削国灭的朝廷，也是不足为怪了。
赏读
本文洋洋洒洒五千余言，根据古今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论述政治的合理性，指责当时的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依附贵族的人）、工商者是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种蛀虫，应把它们除掉。从而表现作者重视耕战（农业和军队），除五蠹的思想。文章纵谈古今，善于用浅近的事物来阐述深刻的道理，逻辑谨严，分析透彻，笔锋犀利，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战斗性。特别是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在痛斥“五蠹”的同时，还抨击了时政，并从正面提出了重文尚武、以法治国的主张，是十分可贵的。但是，韩非把少数“圣人”的功绩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广大人民说成是屈服于权势的顺从者，这是不正确的，具有一定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读者阅读时应予注意。
难一——《韩非子》
题解
本文节选自《韩非子·难一》。原文分九段，辩驳九个问题。这是节选的是第二段。文章通过对舜“以德化民”的分析，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揭露了儒家关于尧舜传说的矛盾，指出所谓德政主张的迂阔难行；进而宣传其“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说明它是优越可行的治国之道。
原文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降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矫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
译文
历山之下的农夫常越过自己的田界侵占别人的田地，舜就去那里耕田，经过一年的时间互相侵占田地的问题就被纠正了。黄河边上的渔夫争夺捕鱼场所，舜就去那里捕鱼，经过一年的时间就使那里的渔夫把好的场所让给年长者。东方部落中制陶器的人烧制的陶器粗劣不坚实，舜就去那里烧制陶器，经过一年的时间烧制出的陶器就坚固耐用了。孔子感叹地说：“耕田、捕鱼和制陶，本不是舜的职责，舜去干这些事，是为了挽救败坏的社会风气。舜的确是有仁德的人啊!居然亲身去做那些劳苦的工作，因此，民众都依顺他。所以说：圣人的德行能感化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