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愿的否定，意志的放弃，则所有那些现象，在客体性的一切级别上无目标、无休止的，这世界由之而存在并存在于其中的那种不停的熙熙攘攘和蝇营狗苟都取消了，一级一级的形式的多样性都取消了，随着意志的取消，意志的整个现象也取消了。末了，这些现象的普遍形式，时间和空间，最后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都取消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我们坦率地承认，在彻底取消意志之后所剩下来的，对于那些通身还是意志的人们当然就是无，不过反过来看，对于那些意志已倒戈，而否定了它自己的人们，则我们这个如此非常真实的世界，包括所有的恒星和银河系在内，也就是——无。
这是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中的最后一段话，也是他全部悲观主义理论的最后结论和归宿。
尼采：“生命就是强者征服弱者”
弗里德里希·尼采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原因在于现代纳粹主义把尼采的“权力意志论” 看作是他们的思想渊源。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月报》 创刊号公开宣称：“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的世界观基础相同。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所提倡的坚定不移的英雄新道德，正是我们的东西。”墨索里尼也曾在私人信件中谈到：“(尼采)那是我从头至尾读破了的东西，我从那里受到很大的感染，他的著作医治了我的社会主义。”
希特勒则从尼采的“超人” 哲学中悟出：“人类的进步和文化，不是多数人创造的，它们的基础是个人的天才和活动力。”正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宣传，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痛恨，而使尼采蒙受了多年的不白之冤。直到二战以后，萨特及其存在主义风靡欧洲时，人们才重新发现了尼采。正如尼采自己所预言的，“我的时代尚未来到”，“有的人死了以后才出生”。
尼采也因为他的超前意识而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称为“疯子”。当然，尼采的疯，也有其生理上的原因。尼采年轻时曾当过兵，打过仗。在一次战斗中，一颗炸弹在他身边爆炸，致使他大脑受损，头痛与高度近视几乎伴随他一生。他终生未娶，一直由他妹妹照料他的生活。1899年，他年轻求学时的性病（梅毒）复发，致使他完全发疯，终于没有恢复，次年去世。
1. 上帝死了：“基督教是一种奴隶道德”
尼采是个反传统斗士。西方文化的传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性主义，一是基督教。
在尼采看来，人的本质不是理性。理由有以下三条：第一，理性崇拜教条，而仇恨新观念。人的感官会给出事物的生长、死亡、变化生成的证据，而理性总是反驳感官和肉体，把它们斥为假相和欺骗，因而是不道德的。理性主义的道德论从骨子里就否定感官，否定人性的全部残余，否定生成观念。第二，理性力求消除自己的对立面，凡是被它视为对立面的东西就要被取消，它借扼杀来达到一劳永逸。于是感觉被排除，本能也处于被清除的地位。它的仇恨感使它在自己耀眼的白昼里成了盲目的。理性的冲动是如此的不可理喻，以至根本不用感觉接触世界，而认为感觉世界之后有一个稳定的合理的世界，那就是它的逻辑结构； 它把本能像拔毒刺似地从生命中拔出。这样一来，就把生命连根拔出了地面，生命成了死板，理性于是可以静心研究、宰割、推论。
第三，理性的真正堕落是“倒因为果”，即把生长的结果看作是原因，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习惯。因为他们只能在生命本能之外去摆弄分析概念，无一例外地没有去寻找生命本能是强壮还是衰竭这一个最初本源。于是，所谓最高最普遍的概念却成了最初原因，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基督教的“上帝” ——成为初始的原因。他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些普遍概念的出现，本质上就是生命力衰竭的结果，因此，他们只能痉挛着呼喊“至善，上帝，人类之爱” 等等。
尼采指出，理性主义本身就是颓废的特征，它却表达了一种知识上的盲目乐观信念，认为科学知识能解答一切人生之谜，或者说，只要诚恳努力，人生之谜总是能够得到解答的。理性主义认为，优良的品德都可以从理性概念中推论出来。所以他们不顾地面上的实在，而寻求所谓“理想的实在”，并以此作为人生的指针，抑制本能，削弱本能，把本能、生命冲动看做一头需严加看管的猛兽。在这个意义上，当人们抑制一般本能而使理性本能畸形发展时，就已表明生命本身感到了危险，即生命已无法有健康向上的强烈冲动，因而以空幻僵死的理性概念作为生命的目标。
在反理性的同时，尼采还强烈地反对基督教。他说，基督教也同样是生命虚弱的产物。基督教徒已经无法真正理解基督，尼采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耶稣基督已经牺牲了。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是一种软弱的生活方式，基督教的创造者犹太人则是一个软弱的民族。软弱的犹太民族其“权力意志”表现为怨恨、复仇。一方面，他们怨恨强者——罗马人，另一方面，怜悯自己，并因害怕强者而主张“博爱”，企图以此感化强者。要人们面对强权，不抵抗、不保卫自己的权利，相反，要人们乞求怜悯，甚至要爱自己的敌人。这一切，正是弱者无能的表现，是奴隶道德的表现，永远只能被强者所欺凌、压迫。但是，不知为什么，罗马人被基督教征服了。在此之前，坚强的罗马人曾使基督徒饱受惊吓，到处逃避，现在却把基督教奉为国教，拥有无上的权威。他们不再相信自己，感到危机四伏，心虚力竭。一种生命被严重削弱的感觉弥漫开来，因而像捞了救命草一样靠上了这外表威严而骨子里虚弱的基督教，腐败气息如亢奋的乌鸦一般。
而基督教道德理论以原罪说来敌视生命，它从根本上鄙视生命，在生命本身中发现罪恶并以否定现世生命来拯救人生。这是一种怎样的拯救啊!通过自责、忏悔、折磨肉体，对自己的生命完全没有信念，弄脏生命源头之水而掉转头去饮天国中幻想的甘露。
于是生命被一个非生命的东西所管制，到处有一双难以告白的恶毒的上帝之眼在盯着人类。它有的只是负价值，“你不应该……” 之类的严厉呵斥充满在日常生活之中。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以现世的感性享受来对抗天国的梦想，但感性享受本身却不能给予生命本身以价值，纵欲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同样是一种颓废的表现。他们把人生的理想状态归结为无知无识的自然状态就证明了这一点； 法国启蒙思想家以理性概念代替上帝，民主主义者卢梭的“回到自然去” 的口号同样缺少饱满的激情，而是充满伤感，以致尼采发问：卢梭想回到哪里去？
就这样，基督教文明经过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后，已是千疮百孔，老牛破车。面对这样一辆老牛破车，我们是挽救它于既倒，还是推翻它再造一辆？ 尼采毫不留情地选择了后者，他大声宣布：“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 人类将失去原来的基督教道德体系，一切传统价值的终极基础和支柱崩溃了。人将从上帝那儿抛回到了自身，必须自助自救。面对这一事实，人们不愿承认还生活在过去上帝的阴影中。尼采不得不大声疾呼，他要喊醒整个世界：上帝死了！一切价值必须重估，我们必须在上帝的坟墓上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
2. 权力意志：做好人易，做 “坏人” 难
尼采21岁时，偶遇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一书，立刻被迷住了，喊道：我发现了一面镜子，在这里面，我看到世界人生和自己的个性被描述得惊人的雄壮。他看到在叔本华那里，人生被还原到一个很深层次，即波澜壮阔的非反思的求生意志的层次。
叔本华没有把人类所特有的“意志” 与生物的求生本能即“欲望” 区分开来，因而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误入了“禁欲主义” 的歧途。
与叔本华一样，尼采鼓吹唯意志主义，即把意志看作是万物的根本、发展的动力、认识的基础。不过，叔本华的意志是盲目的，而尼采的意志则是有一定目的的权力意志。尼采把“意志”看作是一种个人自我引导与自我超越的 “权力”，是一种个人追求能够支配环境的“权力”，因此，从本质上讲，“意志” 是完全自由的，这种自由的个人意志是不应该受任何环境影响的。他说：“生物所追求的首先是释放自己的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 即一切生命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权力，甚至自然过程也充满了权力意志。这种权力意志总是要以多种方式表现自己，或者表现为强者的英雄，或者表现为弱者的怨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怨恨说明了弱者的软弱无能。强者永远依靠牺牲弱者而生存，它必然要征服、压迫弱者； 弱者则妒忌强者，怨恨强者。强弱“权力意志” 之争构成了整个生物历史、乃至宇宙历史的全过程。
在尼采那里，所谓弱者是缺乏生命活力的人，是意志力低下的人，是没有活跃的激情的人，是缺少内驱力的人，是对人生抱有厌倦、消极、颓废态度的人，是目光短浅，只知道追求猥琐利益的人，是缺乏个性、模糊不清的人，弱者缺乏远大的志向，因而是群芸芸众生。弱者埋首于俗务因而是些平凡、普通的人。弱者是心怀怨恨而又不敢诉诸行动的人。有时，尼采用更恶毒的语言，把弱者说成是贱民、下等人、堕落的人，甚至说他们是些“弱不禁风的东西”，“残缺不全、鸡毛蒜皮的人”。
尼采认为，弱者总是构成一个社会的多数，这个多数名之曰众人或民众。按照人人平等的理论，任何人都天然具备一种评判他人和万物的能力，该社会的多数人的意见就成为该社会评价人和事物的客观标准。这样，多数人的意见，众人的意志，也即所谓群众舆论具有了真理的权威。在尼采看来，多数人或众人，恰恰没有真理，他把群众的舆论看成是“市场的噪音”，看成是“谬论之糟粕”，在噪音和谬论中，有的是心胸狭窄的短见，有的是荒诞不经的传说，有的是各种偏见的混合，而更多的是种种陈旧过时的价值，唯独没有真理。
在尼采看来，所谓大众，所谓多数人，他们主要是被过时的传统、风尚习俗所统率着，沉溺于旧价值之中而不能自拔。习俗和偏见构成了大众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统率着该民族每个成员的思想和行为，把每个新的成员驯化为符合习俗的人。凡符合习俗的人即善，凡想打破习俗的即恶。所以，大多数的人根本没有勇气打破习俗，他们为了“安全” 计，都乖巧地躲入到习俗中去，以避免他人的攻击。
就这样，习俗统率着大众，也可以说是，过去统率着现在，死人统率活人。因此，尼采说，大众只是些生活于现在而面向过去的人。
在尼采看来，只有少数人，一些极为杰出的人物，才敢于打破习俗，这样就激怒了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大多数人始而用冷漠来疏远他，继而用道德来诅咒他，终而用法律来绞杀他，所以，第一个打破习俗，宣布真理的人，一定是一个孤独的人，是一个被他的祖国和同胞所“放逐的人”，他们除了“发疯” 或“佯狂” 外，别无选择。他说：自人类纪元前几千年，自纪元后若干年，以至今日，虽然一切人类皆在 “习俗的伦理” 严重压迫之下，而仍然有新的突出的思想、观念、行为产生者，皆因经过一种恐惧的引发，即是几乎全由疯狂替这种思想开导先路。打破着习惯与迷信的成规，你们知道为什么只有疯狂方成为可能呢？ 缘何以如此声与形，如海浪，如暴雨，狰狞而莫测，然后与崇高的思想方能发生同等之敬畏与瞻仰呢？ ……缘何一种新思想的使者，对于自己生敬仰与怖畏，无怨尤，成为先知与此思想之身殉者呢？ ……那许多明智的人们，毫无顾忌地捣碎一切道德的负轭而创立新法度，倘若的确未曾疯狂又怎么样呢？ 除了发疯或佯狂外，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出路呢？
然而，一旦旧习俗、旧道德终于被这些无法无天的“恶人”所推翻，而旧习俗终不可恢复，而新的法度也终于在少数人的宣传下建立起来，于是靠新法度为生的大众们，又开始把以前被他们诅咒为“恶人” 的尊奉为“好人”。尼采说：“历史便纯是这班坏人后来转称为好人的纠纷。”
揭示生活的真理是少数杰出的强者的事，是强者的特权。这少数精力旺盛而才智超群的人，用他们敏感的心灵体验到新时代的到来，用他们的智慧宣示未来的真理，用他们坚强的意志扫荡过时发霉的价值。
在一般人看来，一部文明史，就是强者对弱者奴役的历史。强者用暴力和法律迫使弱者们就范，并用道德说教来毒化弱者的灵魂和意志，使弱者心甘情愿地受强者的奴役。但在尼采看来，一部文明史，恰恰是弱者们用自己的奴隶道德来毒化和腐蚀强者的历史。
他认为，弱者由于缺乏旺盛的意志力，于是就把诸如怜悯、容忍、仁慈、爱邻人、自我牺牲、平等作为美德而大加宣扬。这些历代被誉为神圣的美德，一方面是弱者用来对自身生活的一种辩护，例如，弱者主张宽容是因为他们无力反抗，弱者主张“爱邻人” 是因为便于他们躲到“邻人” 中去得些好处，弱者宣扬颓废的厌世主义，是因为他们的生存意志不足以伸展到现实世界中去，弱者主张怜悯，是因为害怕被别人淘汰。
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美德” 还是弱者对强者的约束。弱者主张平等，是因为害怕强者超过他们，弱者提倡“自我牺牲”，是因为要求强者不敢爱自己，弱者主张服从是便于他们把千百条道德绳索套在强者的头上，弱者们推崇“义务”，是因为害怕强者行使自己的权力，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大众社会中的所谓道德，以为大众们自己就遵守不渝，那就大错特错了。道德对多数人之所以有用，主要的无非是两大目的：一是贬低他人，二是抬高自己。所以多数人看不到人的高尚处，但对人的卑下之处却洞悉幽微、津津乐道。
这种以“专事窥探和揭露他人隐私恶事为目的的道德” 所造成的结果，既使人难以为善，也使人不敢为非，结果大众的道德造成了大众的平面化，平均化，庸俗化，人人都看大众的舆论办事，看他人的脸色生活，大众舆论中的“赞成” 和“反对”，成了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用尼采的话来说，众人用“赞成” 和“反对” 来统治个人，结果，始而个人臣服于“众人”，终而你的个人、人格、自我，全部被“大众” 所吞没!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发现自己时代所信奉的价值的谬误，而不甘顺从流俗的先觉者，他该怎样地生活？ 如果他能够接受流俗的文化，如果他能陋世从俗，那么他就不会产生内心的混乱，但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平凡的人，是极容易做到的。但对于一个头脑敏锐、意志坚强高尚的人，则应该起而反对他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的谬见。这样，势必为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同胞所排斥、所憎恨。那么，他在内心就应对大多数人保持一种远距离感，保持一种孤独的傲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