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夺去了几千万的生命，给西方人造成了抹不去的阴影，也使他们悟出了一个真理：人最要紧的是活着，只要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存在主义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流派。
存在主义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于德国(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为主要代表)，二战期间流传到法国(梅洛－庞蒂、萨特为主要代表)，战后流传于整个西方世界，五六十年代达到狂热，七八十年代来到中国，其中尤以萨特为影响最大。
存在主义把存在看作人的根本，这种存在并不是唯物主义者所主张的物质，也不是其他唯心主义所主张的精神或理性，甚至意志之类，他们的存在实际上是各种各样非理性的病态心理活动，诸如孤独、恐惧、苦闷、焦虑、绝望、死亡等状态下的心理体验。在他们看来，人在正常状态下是体验不到自我的存在的，只有在上述种种不正常情况下才能体验到自我的存在，而这时候的自我才是真正的自我，是真实的存在。
卡缪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无家可归的人卡缪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是文学家，同时又都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他们以文学的形式来寻找人的存在价值和人生的真谛。尼采说，上帝死了。历史被割断了，几千年来人们借以维持并支撑生活的全套道德信念崩溃了。未来呢——人们看到的是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几千万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遍陈欧洲大陆。科技和大工业卷走了人性，个性自由发展的美梦连同民主和进步一同破灭了，未来成了一片的昏黑，在“这个终于荒芜了的世界上”，现代人找不到自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1. 卡缪：“对于现代人，一句话足矣：通奸和读报”
1956年，卡缪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堕落》，为他的同时代人画出了一幅心灵和生活的可怕肖像，在他的笔下，现代人都成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十足的唯我主义者，他们只会死命地抓住三样东西：“我”、“今天”、“享乐”。
《堕落》 通过一位律师(现代社会法律、道德、正义、秩序的代表)之口，向世人抖落了他内心的全部卑污、厌烦和空虚，从而为现代人提供了一面可以从中照见自己灵魂的镜子。这位律师说：“我承认，我能够生活的惟一条件是，在地球上，所有的人或者尽可能的大多数，都转向我，似乎他们永远是无人占有的，没有自己的独立生活，随时准备回答我在任何时候发出的召唤。对毫无结果也心甘情愿，直到我屈尊以我的光明恩赐他们的那一天。总之，为了我生活幸福，我造出的人就该不生活。他们就该越来越只是从我的好兴致中讨生活。”
“我” 似乎应该成为整个世界为之存在且为之旋转的惟一中心。而“我” 则既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我” 只有今天：过一天算一天，我的生活只有一种持续性，即我、我、我。过一天算一天，搞女人； 过一天算一天，行善或作恶； 过一天算一天，如同狗一样，但是每天都是我，坚守岗位。我就这样浮上了生活的表面，某种程度是在口头上，从来也不是真的……“我” 只存在于今天，“我” 把有限的若干“今天” 连接起来，离开了“我”，“今天” 就挣脱了赖以连接的线而七零八落。“今天” 对我之所以有意义，只因为“今天” 中有“酒和女人”。“我” 存在于今天就是为了享受酒杯和女人：酒和女人，让我们承认吧，给我提供了我配享有的惟一慰藉，真正的解放是放荡，因为它不产生任何义务，人们在其中只拥有自己，放荡是一座丛林，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尤其没有许诺，没有立刻到来的惩罚。人们走进去时，把恐惧和希望一同扔在门外……
但是这个“我” 亦不是中世纪的君主，因为君主可以拒绝承担一切义务而只享受权利。“我” 只是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一员，这就是说，在“我” 四周站着无数个与“我” 一样的“我”。他们也都躲在自我的防范坚固的堡垒里，瞪着他们贪婪的双眼，举起他们的投枪，随时准备捕获“我” 这个猎物。于是“我” 成了“我们”。“我们” 互相吞食，没有友谊、爱情，没有同情心。《堕落》 的自述者告诉我们：……你自然是听说过巴西河流中那些极小的鱼，它们成千上万地一齐攻击粗心大意的游泳者。小口小口地、飞快地清扫他，一会儿工夫，就只剩下一具完整干净的骨架，你看这就是它们的组织。你想过一种干净的生活吗？ 你自然回答说是的。怎么能说不是呢!同意。人家于是就来清扫你，这是一门职业，一个家庭，一种有组织的娱乐!小小的牙攻击肉体，直到骨头。我不公正了，不应该说这是它们的组织，这是我们的。争先恐后地清扫别人。撕下遮掩在现代社会上的虚伪面纱，展露出每个人的真实面貌，那么站在你四周的充满敌意的人随时都在审判你，而且是不经起诉的审判。而你为了逃避审判，就匆匆忙忙地去审判别人。在相互的讥讽中，在散布四周的流言中，在真实的愤怒和强装的笑脸中，这种无有休止的审判不比末日的审判更为直接更为严厉吗？ 虽然财富和权力可以使你更多地审判别人，但你在众人的侧目和腹诽中甚至在阿谀和谄媚中能最终逃脱得了被审判的命运吗？
地狱也不在地下，而就在世间，剥下罩在每个人脸上的面具，亮出每个人的真实的身份和灵魂，这就是地狱：如果所有的人都坐在桌旁，亮出其真实的职业和身份，人们将不知如何是好了？ 请想一想一张名片吧：杜邦，胆小鬼哲学家，或基督徒业主，或通奸的人文主义者。真的，人们可以选择，但那将是地狱了。是的，地狱应当这样的：街道挂着招牌，但无法解释。
假如把街上所有行人的服装剥除干净，让人们在赤条条中面面相觑，人们或会对自己真实的丑陋感到惊恐和厌恶。不过终还可以忍受。但假如把人们的道德服装也剥除干净，让赤裸裸的灵魂也站在真实中相互观照，那不等于把人们投入到地狱的油锅中煎熬吗？
卡缪通过《堕落》 中的律师对现代人作了如下的判断：“对于现代人，一句话足矣：通奸和读报。我敢说，下了这个有力的断语之后，文章就作尽了。”
当人们偶尔从“读报” 和“通奸” 的厌烦中抬起头来，他发现自己被孤零零地抛落到终于荒芜了的世界上：左边是一堆灰烬，人们称之为沙丘； 右边是灰色的长堤，脚下是苍白的海滩。前面大海的颜色有如稀薄的洗衣水； 广阔的天空反射着灰白的水光； 的确是个了无生气的地狱。一切都是水平的，没有任何光彩，天地失色，生命已死，难道不是普遍的消灭，刺眼的虚无吗？ 没有人，尤其没有人，只有我，存在于这个终于荒芜了的世界面前。
在这终于荒芜了的世界上，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从沉痛的苦闷和堕落的厌烦中惊觉过来的现代人。
这个现代人在其成名作《局外人》 (1942年)中成了社会生活的局外人。“局外人” 对人的存在状态有着清醒的意识：上帝是不存在的，只有人存在着，一条生命因偶然的无法探究的原因被抛落到世上。他从生的这头望去，在生的尽头有一个“死”，那么从“死” 的那一头望回来，有限的生之意义在哪儿？ 地球总有一天要消亡，在茫茫宇宙中又有谁来记取你留存在人类中的功业？ 所以在“局外人” 看来，人生必死的这一事实注定了生之无意义。
当“局外人” 在十分奇特而偶然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了一个外乡人而被判处死刑时，他在狱中平静地想道：谁都知道，活着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30岁死或70岁死关系并不大。……总之，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反正总是我去死，现在也好，20年也好……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是无关紧要的。
在“局外人” 看来，死即使生失去了意义，那么，生命存在的长短就不必耿耿于怀、斤斤计较了。
不仅如此，从死的角度来看生，使人生中的各种选择，各种命运，各种际遇，即职业的高低，地位的贵贱，财富的多寡，爱情的真假，长相的美丑，—这些对常人来说有着如此重要意义的区别也一并变得含糊不清起来。当神甫到狱中要求“局外人” 忏悔，他坚决地拒绝了。他说：在我所度过整个这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从遥远的未来向我扑来，这股气息所过之处，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以往的生活更真实：他人的死，对母亲的爱，与我何干？ 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的幸运的人却都同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们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又都与我何干？ 你懂，你懂吗？ 其他的人也一样，有一天也要被判死刑。被控杀人，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这有什么关系呢？ 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具有同样的价值。莱蒙是不是我的朋友，赛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又有什么关系，今天，玛丽把嘴唇伸向一个新的默尔索(即 “局外人” 的名字)又有什么关系？
“局外人” 原是阿尔及尔一家公司的雇员，老板提议他到巴黎的一个新设的办事处工作。直接与当地的一些大公司做买卖。这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美差事，顺便还可以到各地去旅行，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局外人回答说，什么样的生活都是一样的，目前的生活现状也没有使他不高兴。他想：“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改变我的生活。仔细想，并非不幸。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过不少这类雄心大志。但是当我不得不辍学的时候，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
在“局外人” 的生活中，没有真正的爱情，也没有真正的友谊。这并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人爱他，事实上，原先在公司里工作的一位同事玛丽就爱上了他。当玛丽问默尔索愿不愿意和她结婚，他回答说：“怎么都行，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结婚。” 当玛丽问他是否爱她，他说：“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这话毫无意义，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大概是不爱你。” 既不爱玛丽，为什么又同意结婚，他说； “这跟你无关紧要，如果你想(结婚)，我们可以结婚。再说，是你要跟我结婚，我只是说行就完了。”
在“局外人” 看来，有无爱情，结婚不结婚，这中间的区别并不重要：爱情只是性欲的借口，结婚只是官方批准的淫荡，而无爱情的婚姻在现代社会中比比皆是，那么在结婚前追问有无爱情还有什么意义呢？
局外人既然从“死” 的那一头“看破” 了“生” 的意义。认为人生在本质上是无意义的。那么他的每一个行为必然是无意义的，而他的各个生活片断恰如断了线的珠子，或理不出头绪的乱麻。他不可能用生的意义和激情来驾驭“时间” 和“事件”，而是被时间和偶然的事件所左右。他并甘心处于这种地位，他对生活中的各种偶然事件及其命运漠然处之。他没有在林中迷路时的焦虑，因为他确信人生本无什么出路，于是在林中茫无目的地漂游。
在他看来，人生就在于“走”。如果他愿意走的话，而不在于走什么“路”。因为什么路都是一样的，更不在于什么“出路”。因为出路是被指定了的，那就是死亡。所以“局外人” 走到哪里算哪里，遇到什么，就接受什么，不管是好是坏，他都漠然处之，无动于衷：
母亲病死于养老院，他去守灵，送葬，这里不存在着悲痛和眼泪，因为这是多余的； 玛丽要和他看电影、游泳，并提议结婚，他就去电影院、海滨，并同意结婚，但爱情是没有的； 邻居莱蒙要跟他做朋友，要求他帮忙对付几个伺机报复的外乡人，他于是与莱蒙抽烟、玩，并帮忙对付外乡人，其中既无友谊也无憎恨； 外乡人在海滨持刀行凶，莱蒙要开枪，被“局外人” 阻拦，这并不是对法律的恐惧，而是可以开枪，也可以不开枪。于是他扳动从菜蒙那里截拦下来的手枪，前面的活人即刻成了一具尸体。全部过程纯属偶然，其中没有蓄意和宿仇。于是他被当作凶手而遭到逮捕。在接二连三的审讯中，他没有更多的辩护，而只感到厌烦； 在监禁中，他从淡漠的记忆中罗列出无数个细节，这样他排遣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他被法官以社会法律和正义的名义判处死刑，他认为这只是把稍后几年的死刑提前执行而已，至于死的方法完全可以不必计较。如果说他还有一点生的希望的话，那只是“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之以仇恨的喊声。” 因为这仇恨的叫喊声能证明曾经有一个名叫默尔索的人存在过，如此而已。
“局外人” 就是一个对现代社会生活深感淡漠的人，也是不容于现代社会的虚伪的法律和道德的人。他与《堕落》 中的沉沦的人，和《地下室手记》 中的地下人在生活形态、处世方法和态度上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现代社会中无家可归的人，也就是丧失了历史，丧失了未来，丧失了现实存在意义的人。
2. 陀斯妥耶夫斯基：“我连做人都感到吃力”
陀斯妥耶夫斯基早年曾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反农奴制革命活动，于1849年春被捕，先在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监禁8个月，后被判处死刑。临刑时，获得赦免，改判苦役和流放，长达近10年之久。流放期间，他的心身健康备受摧残，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也随之轰毁。他一生备受折磨又勤于创作。他以自己的《穷人》、《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 等著作奠定了在俄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中的主人公一生下来就失去了他的“家”。他说：“我们是死胎，而且我们早已经不是活的父母生下来的。” 这里的“父母” 指沙皇俄国的封建专制政体。“死胎” 指19世纪20年代出生的一代青年。这就是说，“地下人”诞生时俄国的封建专制政体及其道德秩序业已瓦解和崩溃。事实上，“地下人” 曾经是旧世界的叛逆者。“地下人” 在转入阴冷发霉的“地下” 生活以前，也曾在“地上” 生活过，希望过，追求过，在朦胧的向往中寻找新的家，但他环顾四周的同胞，皆忙于捡拾旧世界的残瓦朽木以营造自己的安乐窝：他的一个名叫兹维尔柯夫的同学是一个趾高气扬、大言不惭、愚蠢自负、俗不可耐的家伙。这家伙一生追求的东西是“军官的肩章和女人方面的成功”。他因得到“两千农奴的遗产”，又善钻营，竟平步青云，当“地下人” 三年后在剧院看到他的，“肩头已缀着绶带，他正对一个年迈的将军的女儿们献殷勤和哈腰鞠躬。他开始发胖了，显然他到了30来岁就完全变得衰弱了。”看到这些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他深深地体会到孤独的滋味。“我是一个人，而他们是全体。”
“地下人” 在转入“地下” 之前，也曾有过一个小公务员的职业。“那时我只有24岁。在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就已经阴郁、紊乱、孤独得像一个野人。我不跟任何人来往，甚至避免谈话，而且越来越躲进自己的角落里去。”
他无法介入周围的同事们的生活，非得“感觉迟钝，彼此像羊群里的羊似的一模一样”。他在极度的孤寂和愁闷中，有一种想证实自己存在的强烈欲望。然而他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和谋划都不能让他人觉得自己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