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碑
古代的州衙大堂里均竖立一块青石，两面刻有文字。一面是“泰山奇峰”，一面刻着为官要廉洁奉公等劝世文。这块青石就叫做“官箴碑”。
“泰山奇峰”和民间墙边的“泰山石敢当”的意思差不多，都是表示镇祟压邪所用。据《通俗篇·居处》云：“吴民庐舍，遇街衢直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这一习俗，唐朝初年就颇为流行。洛阳府就发布官谕：衢巷桥港设石敢当以求天下太平。唐代颜师古注《急就篇》云：“敢当，言所当无敌也。”
官箴碑的背面刻有告诫之语，文字简炼扼要，严肃庄重。宋朝大诗人梅尧臣就曾诗云：“赏闻开元时，令长多赐戒。戒石今尚存，世异事不背）“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官箴碑刻文内容，各地虽有差异，但都有这么几句：“尔俸尔禄，民裔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句话原是五代十国时后蜀主孟昶所撰的《戒官僚》文中的一节。（原文是24句，共96字。全文可见宋洪迈《容斋随笔》和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这16字的意思，主要是告诫为民父母官者，要时时想到自己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因此，不要欺压人民，为官要淸廉公正。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曾诏令天下郡县都要将这16字刻石，立碑于官府大堂前。宋太祖还命人在太庙寝殿夹室中镌了一碑，让新太子登位时入室默诵碑文。靖康之难后，人们才知道碑文内容：“柴氏子孙，不得加刑市戮，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赵匡胤是在公元960年以后周禁军统帅的身份，在他弟弟赵匡义和谋士赵普的策划下，发动兵变，夺取了恭帝柴宗训的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赵匡胤此举显然是为了报答旧主的恩德，并为了维护新政权的稳定。
官箴碑的刻文，随着改朝换代，不同的统治者有不同的告诫语。今山西省新绛县尚保存一块“文臣廉政”碑，刻于宋徽宗时期，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碑高110厘米，宽70厘米。正楷碑文，共七条：“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廉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四曰贵实。谓专求实效，勿竟虚誉。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
现西安碑林中也存有一块明朝官箴碑，为嘉靖年间河北定州无极县知县郭允礼所刻。碑文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眼吾能，而眼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明朝洪武十七年，甚至在宫中立了三块铁碑，上铸“内宦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字样。历代宦官凭仗皇廷威势，为虎作伥，作恶多端。朱元璋虽总结了宦官涉政的严重教训，但是他万万想不到朱明王朝宦官仍然能挟持皇帝，乱政虐民，魏忠贤竟敢违先皇之旨，将此铁碑推倒。
历代立官箴碑，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是有的官吏仅把它当作一种涂脂抹粉的“摆设”而a。实际上他们背叛了官箴戒言，仍旧在那里敲榨勒索，鱼肉百姓。后人就曾改写过唐朝官箴碑文：“尔俸尔禄，难厌难足；民青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捉便着；上天难欺，且待临时。”这一改，意思相反，尖锐地讽剌了那些贪官污吏妄想立碑树传，标谤廉政的可鄙嘴脸。不过，就理而论，官箴碑碑文中有不少内容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仍可作为当今各级干部的座右铭。因此，我们对古代官箴碑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中积极的内容认真地落实到行动中去。
官箴碑流传到国外，亦颇受人们重视。在日本二本松市霞城公园里有一块官箴碑，上刻“尔俸尔禄，民裔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个大字。这段碑文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多少年来一直成为二本松市政府的戒律。其碑已被定为日本国家级文物。
在新加坡增福公园里，也有一块“官箴碑”。此碑是清嘉庆二十六年（公元1821年）所立。时任朝廷礼部尚书的戴联奎，在随嘉庆帝谒东陵时，因失落行印，被降为太常寺卿，督浙江学政。其子戴副荣为父失职而痛心疾首，愤去南洋行商，次年闻父殁逝前留有一句遗嘱：“为官必慎”，为了纪念父亲，戴副荣将箴言刻制成石碑。这本是悼念父亲的纪念碑，但新加坡华裔却将它视为“官箴碑”，代代相传，互相告诫。
法典碑
把法律条文刻于石碑上，最著名者为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石碑。
古巴比伦是公元前19世纪由阿摩利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即两河流域）建立的一个国家。到公元前1758年，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约公元前1792——1750年）打败了其他的一些卫星国，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汉穆拉比统治时期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编制了一部旨在维护奴隶主统治秩序的法典。法典原文是刻在一个黑色玄武岩圆柱上，圆柱上端是国王从太阳神沙马什手上接受权标的浮雕像，下面是用楔形文字刻成的法典全文。法典共分为三部分：引言、法典本文和结语。本文共282条，内容包括诉讼手续、盗窃处理、租佃雇用关系、商业髙利贷关系、债务、婚姻、遗产继承、奴隶等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汉穆拉比法典是了解和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的最重要材料。此碑于1901年由法国考古队在伊朗的苏兹发现，现保存在法国巴黎的卢佛尔博物馆。
我国也有一块可算得上是中国之最的法典碑，这就是最近在河北省大名县出土的《五礼记碑》。该碑所载内容虽不及汉穆拉比法典翔实，但是，亦有其珍责独特之处。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嘉礼、军礼，石碑所记即《政和五礼新仪》，这是宋朝大观二年由宋徽宗下诏修编的一本法律法规专著。这本书撰成后，宋徽宗亲自作序作论，并亲题碑额“五礼之记”。与此同时，并令左丞梁子美在大名府也建碑立传。因大名府地处平原，无巨石可寻，故利用旧物——将唐代一块大石碑正面的文字磨掉，改刻为《五礼记碑》》唐代的这块石碑原为唐朝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的德政碑。碑体髙12.34米，宽3.04米，厚1.08米，重量达140多吨。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何进滔去世，唐文宗李昂嘉其德行，特诏工部侍郎柳公权为其撰写碑文，由梁王司马元度篆刻。众所周知，柳公权是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他的正楷骨力遒健，结构劲紧，自成一体。现仍可从《五礼记碑》两侧窥见柳公权真迹之一斑。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法典碑”。广西大瑶山地区流行一种“石牌律”。石牌律是瑶族以村寨为单位订立的民间规约，形同法律，因均刻于石碑上，故称“石牌律”。石牌律采用群众欢呼歌唱的方式通过，一经通过，大家都必须共同遵守。其涉及内容范围较广，有保护农、林、副业生产，确立山主、山丁之间的权利义务；也有维护婚姻生活，反对婚外性关系；发生争端要请老人讲理，不得任意捆人毁物；还有戒偷盗，不许通匪窝赃，如遇匪盗要报告，共同追捕；要保护正当的行商小贩；保护坟墓；等等。如违反了这些乡规民约，要受到惩罚。
无独有偶，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州边缘的毛山镇，镇街头也竖有一块“民规碑”。壮族的“民规”，亦约同于我们所讲的地方法典。共列条文10则，遵者奖，违者罚。“民规碑”虽有上百年历史，但每年碑文都重新填漆，所以看上去光亮如新。每年到了壮民节，全镇男女老少都要祭碑，碑上系绸挂采，碑前碑后，鲜花如海。“民规碑”在维护社会秩序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路规碑
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我国的道路“车同轨”，开始有了统一的规划。与此同时，一系列交通行政规则也就应运而生。秦时就有《传食律》和《行书律》作为交通行政的法律依据。唐朝《杂律》中也曾规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马车者，笞五十。”
把交通法规刻于石碑上，我国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是保存于福建省松溪县虎山公园中的一块青石碑。这块青石刻于南宋开禧年间，高2米，宽1米，草书碑文。碑正中署明立碑所在地，左右两边载注前后五里须恪守法规的地名段和当年经宋太宗赵炅御笔亲批的四句交通规定：“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除第一条“贱避贵”带有封建等级色彩外，其余三条都接近于现在所通行的交通规则。该碑虽立于“开禧元年（公元1025年）四月望日”，其实这些交通规则从宋太宗时就已制订。
另据《杨文公谈苑》记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寺正卿孔承恭上书言事，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上述四句话作为交通规则。宋太宗批准了孔承恭所奏，下令各地“处处衢肆刻榜”广而告之。由此可知，宋朝自开国初就已将交通规则刻于石碑，但由于年代久远，大都湮没了。所以，松溪县虎山公园中的这块“交通法规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填补了我国古代交通规则实物史料的空白。
这里有必要着重提一下太平天国时期的“交通法规碑”。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于1853年3月攻占南京后，正式建立了一个与清朝封建政权对峙的农民政权，并颁布了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洪秀全等想通过实施这个制度，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暧”的太平盛世。正是基于这些美好的愿望，太平天国时期十分重视制订交通法规。安徽省无为县南门外张家亭村岔路口和浙江嘉兴城郊西丽桥旁的两块分路碑，以及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中的一块《太阳河码头渡船规条碑》，就是典型的史证。分路碑的作用为指示分路方向。“无为碑”上端横写“分路”两字，下面三行，直书，字体为阴刻正楷。第一行为“右至襄安”，第二行为“左至虹家桥”，第三行是立碑的时间：“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梁具。”“嘉兴碑”碑文为阳文，上端横写“分路碑”三字。下面三行，直写，文字残缺，仅存“太平天国”、“此路由城外”、“孟春月吉”数宇。《渡船规条碑》碑文内容是为适应客商需要，保证码头经常畅通，对安徽和州（今和县）东南太阳河牛渚一带码头发布的告示。其中条文包括：码头船户对“远近往来客商”“各宜随到随行”，“不可迟延”、“阻滞”。“无论车子肩挑，以及牛骡驴马猪羊等物”，都须按规条分别收费。“倘若仍蹈前辙，贪诈存心，一经查出，定按天法究治，决不宽恕。”碑文中还规定单身人出钱20文，牛骡驴马每条出钱200文，挑担人出钱40文，羊每只出钱10文，“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情，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总之，这三块太平天国时期的路碑，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在彻底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平等，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力。
另外，湖南、广西等地，常在村寨岔路口立一小石碑，向过往行人指明方向，以免迷路。这类碑，称“树路碑”，或“树指路碑”。
西藏布达拉宫气势非凡，但由于宫内多殿，殿内多路，往往造成朝佛者迷失方向，于是每条路口皆立一小“路规碑”。此碑所标之“规”言简意赅，只有寥寥数字，如“左转向前”，“右转向后”，“前进见佛”，“后退至殿”等等。由于“路规碑”都立于脚下，一碑一个脚印，犹如不讲话的导游。
我国嫩北平原，人少车罕，十分荒凉。但是每座荒山上皆有“路规碑”，其作用是生怕登山伐木者进了森林，难以辨别方向。这些路碑都是车老板自筹资金制立，上面除了刻有上山、下山的方位，还刻有山林主人的名字。这种碑，用砖多于石。但其砖之大，不亚于常见的石质路碑。
水则碑
水则碑是古代用以记载洪水水位的，陕西泾阳县泾河出山峡谷内古丰利渠口的一组北宋末年的石刻水尺就是一例。水则碑是古代测量水位变化，计算河渠水流量的重要度量工具。其中最著名的一块是已被国家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的四川省涪陵市“古代水中碑林”——白鹤梁石鱼题刻。
白鹤梁是位于长江主航道南侧的一条石梁，在这条长1600米，宽约15米的石梁上，从唐朝开始，及至清代，留下了大量的题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4尾石鱼。为何雕刻石鱼图像？这确实是个谜。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陶思炎博士在《中国鱼文化》一书中阐述道：“鱼的图像与意象同丰稔、物阜的锁连，载传着华夏先民以渔农经济为主体的文化信息，是原始的经济部门确立以后出现的信仰观也就是说，鱼是丰收的象征。“鱼者，余也。”这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种美好的愿望。直至今日民间还盛行“鱼含莲花”的年画，就因为它隐含着“连年有余”的寓意。因此，白鹤梁上所刻石鱼，就成为古代劳动人民盼求的吉星。
“石鱼出水兆年，”石鱼出，乡间百姓会为之奔走相告，文人墨客刻诗题咏，以庆祝即将到来的丰收。几百年来，习以为俗。据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开宝四年黔南上言，大江中石梁上有古刻云：‘广德元年二月江水退，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广德为唐代一个年号。自此，白鹤梁上题刻不断。如宋人庞恭孙题记曰：“大宋大观元年正月壬辰，水去鱼下七尺，是岁高秋果大稔，如广德、大和所记云。”清人姚觐云记曰：“涪州大江有石梁，长数十丈，上刻双鱼，一鱼三十六鳞。一衔萱叶，一衔莲花，或三五年，或十余年一出，出必丰年，名曰石鱼。”
据专家称，白鹤梁上石鱼眼睛，历代一直视为长江枯水位的标志。石梁上有103段题刻，自唐至清，记录了72个年代的枯水水文资料，这为人们征服、开发长江提供了科学的论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块水则碑的确是我国的一个国宝。
除白鹤梁石鱼题刻外，四川省还有一块水则碑，它镌刻在云阳县城外，濒长江南岸飞凤山麓张飞庙杜鹃亭后的石壁上。上有“大淸同治庚午洪水至此”几个大字，这为葛洲坝拦江大坝的高度提供了一条珍贵的资料。
江苏省至今已发现两块水则碑，位置在吴江县东门外。据史籍记载，原左立水则碑于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前后被损毁，后补了一块“横道水则碑。”上刻一则至七则横线，并云：“增减水则例：水在一则，高低田则无恙；过二则，则低田淹；过三则，稍低田淹；过四则，下中田淹；过五则，上中田淹；过六则，稍高田淹；过七则，则极高田俱淹。”右立水则碑位于长桥垂虹亭北侧岸头的右端，上刻7至12月，每月分三旬的细线。旁有“正德五年水至此”、“万历卅六年五月水至此”等字句，“此”字至底部高程分别为4.3米和4.18米。
用刻碑的办法来记录水位，使之成为水文方面永难磨灭的历史文献，这亦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学规碑
我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