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次单向的旅程,生命的过程不可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就有了命运之说,“命”是生命本身的自然属性,天命不可违,有些东西我们无法改变,比如DNA、大脑发育状况、身体先天疾病等等。“运”是生命成长的外在因素,它包含生命发展的方向和速度等内容,这里面有些东西个人可以把握,也有些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就有了命运好坏之分。
生于生活困难时期,我的“命”并不好,虽然没有沦落到弱智的程度,起码算不上聪明,身体里“痴”和“呆”的成分不少,所以,网上经常自称笨校长。上帝可能感觉到了对我有失公允,要在“运”的方面给我予以弥补,因此我的运气特别的好。从民办教师到实验小学校长,从偏远地区落后学校的无名之辈,到今天“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校长”,每一个转折点上都有上帝之手存在,都有人相扶相助,推着我这只小而破的生命之舟闯激流、渡险滩,不断前行。
十年校长生涯,以2004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五年是在黑暗摸索的过程,后五年是学校和个人的快速成长时期。这样的分界完全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陶继新老师。刚起步的几年,一个人在黑暗中苦苦地探索,孤独地前行,内心充满了苦闷和焦灼。那时特别需要向人倾诉和高人指点,经常在脑海中翻寻这样的目标,一日突然想到了陶老师。遗憾的是自己只在2001年听过他一场报告,不要说陶老师不认识我,就是当时在大街上真的遇到陶老师,恐怕我也不一定认得出来。费了一番周折,从朋友那里要来了一个电话号码,开口就问陶老师下午在不在济南,陶老师说下午一点多有个会,不会外出。放下电话就找出租车,急忙往济南赶,着实当了一回不速之客。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笑,进门时陶老师刚出会议室,到了办公室一句客套话都没有,也不管陶老师忙不忙,坐下就滔滔不绝地一通诉说,把个人几年来的想法和做法,一股脑地都倒了出来。陶老师为了不打断我,中间不得不把电话线拔掉和门关上,把那些找他签字的、汇报的、联系工作的,统统挡在外面。
私下里经常与朋友说起,这些年陶老师对我很偏爱,在事业上给予我很多的帮助,但是他对我的影响不只在事业方面,更多是在做人方面。他让我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尘世间看到了希望,让我那颗苦闷焦虑的心灵有了归属感。一句话,与陶老师的相识,让我有了坚守自己的勇气和信心。
随着与陶老师交往次数的增多,他对教育教学的敏锐观察、独到视角和深刻剖析,慢慢影响我的教育实践。2005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静下心来读书思考,认真学习陶老师的教育理想,同时结合学校实际,开始思考如何在学校实践中把它们变成现实。根据学校的现状和社会发展趋势,我们明确了“素质教育的核心在课堂”这一改革方向,试图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来彻底解决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应试倾向问题。于是就启动了我们以“大教育、大目标、大课堂、大教材”为核心的大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
经过一年多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2006年我们开始着手语文大课堂的改革。改革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是一个改变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过程,改革的方式和内容注定了其过程是艰难的。除旧难,创新更难;改革难,教育的改革更难,中国的教育改革难上加难。因为我们的改革是在夹缝中进行,一方面得保证教学质量,要满足家长、领导、社会等多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还要对当前学校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清理。这样的困难对于校长来说问题并不大,放下功利、顶住压力就能做到。但是对于天天泡在课堂上的老师来说,并非一件易事,毕竟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更何况校长不可能放松教学质量方面的要求。开始他们也怀疑过,逃避过,经常与我捉迷藏、打游击,校长听课他们就用新的方式教学,只要校长不听课,回头就回到讲解分析的老路上去。在改革的过程中,虽然在老师们面前自己表现得理直气壮,说句实话,自己也曾想到过放弃。可是,每次想要与陶老师说放弃时,却都是话到嘴边又咽下,从他关注的目光里,我看到了责任和良知!使我不敢轻言放弃。
学校课堂改革虽然已经进行了三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全国各地的朋友接踵而来,随之有了不少过誉之词:“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校长”“教育家式的校长”“语文课堂教学颠覆性改革第一人”……但是,无论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始终行走在改革路上的践行者。
出名、出书,这些是自己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当年与陶老师第一次见面时,他说到要为我在《现代教育导报》“视点”栏目上作一篇长篇报道,自己也曾拒绝过,怕玷污了陶老师的清誉,因为陶老师的笔下都是一些有思想有作为的人物。这次陶老师提出要做一个对话,自己更加惶恐不安,比上次又多了一层担心,唯恐个人粗浅的做法和拙劣的文笔,耽误了读者的宝贵时间。好在有陶老师精到深刻的点评,遮蔽了自己的不足,心里才稍微轻松了一些,在此恳请各位读者多多担待并多提宝贵意见。
李升勇
2010年3月21日